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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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代表团长蒋廷黻在成功湖宣称，却是一个道地的新闻，何况适逢其时的，由胡适为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在此时于台北出版”，谁说天下没有这样凑巧的事。
《中国自由党》章程已拜读，先生愿出来领导，使爱好自由人士以十分的兴奋。既名为党，则不能不讲组织，广纳自由人士于一组织之内，这是万分万分困难的事，希先生对此点特别注意。又负此责者，不但要有组织能力，并须公正、和平与任劳任怨，国民党失败之前车可鉴，务祈（负组织之人，心地不可狭隘） 先生注意组织人选，一切毛病与漏洞，将来会由此而生。又，自由党组织部分，定得太简单。＇28＇
实际上，胡适没有介入蒋廷黻试图组织“自由党”一事，雷震误信了王世杰儿子纪五的话。此时的雷震对组党也并不怎么热心，他更热衷的是发起一个“自由中国运动”，同年，他曾写信恳请胡适出面领导这一运动。
再者，“自由中国运动”因先生不起劲，仍不能开始，港、台一般志同道合之人士及青年学子，十分失望。先生所推荐之人，如孟余、孟真两先生，都不愿担任此工作，而孟余先生更消极。老实说，“自由中国运动”如非先生出来领导，绝对没有希望。以拯救民族文化为己任如先生者，还能这样长此因循下去么？先生不愿组党，犹有理由可说。而先生不做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实在说不出道理来。前次征求先生组阁，我是反对的。因如此必然牺牲了先生个人而于国事毫无补益，请先生领导这个运动，我是极端赞成的，因为只有先生才配领导这个运动。＇29＇
这封信只留下一个不完整的文本，是否发出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出面领导显然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相对抗的“自由中国运动”。尽管如此，他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的惋叹之情和要为蒋介石补台帮忙的尽忠之情，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仇视和对抗立场已经表露无遗了。
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
1949年初，胡适曾有过一闪而过的和平幻想，所以才会想把家属安排到老家安徽绩溪去住。1月8日，蒋介石请他吃晚饭，他为蒋讲了温赖特将军守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国会特授于“荣誉勋章”的历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并写了“蒋公稍有动意？”一句话，蒋是否为这个故事所打动，胡适只是猜测，所以才会在后面加一个问号。从蒋坚持要胡适去美国，蒋从无求和的打算和诚意，所谓“求和”文告都不过是演戏罢了。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和老同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谈了半小时，竺可桢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30＇也就在这段岁月里，胡适重提了“和比战难”的口号，3月23日的包天笑日记记载，听说胡适在台湾讲话指出“和比战为难”。几年后（1952年11月9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胡适说：“和比战难”，是我三年半前，国共和谈未破裂……前说的。……“和比战难”这个名词，将在未来战史上会留下好几页的记录。在国共和谈时，我说了“和比战难”。某晚，张治中跑来看我，说：“胡先生，我对你什么都佩服，就是对你的‘和比战难’不敢领教。”我想张治中现在应该佩服我了吧！与共产党谈和，原是不容易的！＇31＇其实，他最早提出“和比战难”是在抗战初期，1938、1939年他给蒋介石政府的电报中就强调和平比战争难百倍。1949年，胡适正是意识到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才会接受蒋介石请他去美国的要求。4月6日上午，他在上海再度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他自称“此是第六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了。10年后在《自由中国》纪念会上，他说：“当民国三十八年初，大陆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我到国外去。”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口，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夹着报纸来访问他，要他谈话，他在几年后回忆：“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32＇ 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住在他当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的房子里。此次赴美与抗战时情形不同，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美国朋友问他的态度，他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他后来写下《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时，再次重申了“我这个观点是永远不变的”。＇33＇这和蒋对他的谦恭、拉拢恐怕也不无关系，即使在下野溪口时，这年3月9日，蒋曾专门派儿子去上海看他。（3月9日蒋经国日记，“父亲派我赴沪访胡适先生”。）5月8日，浙赣铁路已被解放军占领，长沙、衡阳指日可下，香港学者陈君葆在日记中说：“以蒋介石言，已无可为了。而胡适还说‘救中国还来得及’！”
5月28日，蒋介石给胡适写了一封密信：“此时所缺乏者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进行，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34＇胡适大致上就是按照蒋的这一思路，开展他最后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使的‘大使’”。然而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头，精神上苦闷极了。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处境、心境，其时即使是同情国民党政权的美国人也都“一筹莫展”、“有心无力”。和他抗战之时做“过河卒子”，赴美外交已不可同日而语。到7月6日，胡适在美国展开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他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以后（1952年12月7日）他回忆说：……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
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35＇在这里，胡适把只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和堂堂国家混为一谈，他所念念不忘的为国家保留“尊严”、“人格”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精神苦闷中整理《水经注》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认为中国内战的“恶果”非美国所能左右，对国民党的批评极为严厉。之后胡适有5个月没有去过华盛顿，12月中旬，他因事前往，仍没有去访问政府和国会中人。1954年2月，胡适在给司徒雷登回忆录《旅华五十年记》写的序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而且最主要的，因为自己是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袖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我也同意司徒博士的看法：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一个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一点跟历史性的伟大传统，至少是相符合的。这个伟大传统就是史汀生和胡佛所高举的以及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所写在“大西洋宪章”的不承认主义。”＇36＇
然而，反攻也罢，不承认也罢，都阻挡不了新中国前进的步伐。在精神苦闷中，整理《水经注》几乎成了胡适的主要工作。从1954年7月1日后，他常常都是以《水经注》的考据自娱，打发“根株浮沧海”的痛苦时光。虽然他8月间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自己不搞考据了，可是9月5日，他还是禁不住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象棋小考》。他在文后的《暂记》中说：“1949年9月5日是美国的‘劳动节’，其前两日为周尾，故共有三日的假期。我在这百忧交迫的时候，决心休息三天，就开始写这篇《象棋小考》。写得太长了，我在客中又没有书，不够参考，故又搁下了。”＇37＇ 到10月29日，他还专门给杨联升写了一封长信讨论这篇文章。
9月30日，他在百无聊赖之中又写了一篇短文《试考董沛所见全氏的〈水经注〉校本》。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一些利益人命运的关注。据陈之迈回忆，这年10月底、11月初，胡适两次心脏剧痛，仍不断和友人讨论时事：
1。征兵事，必求公平合理。
2。蒋介石复职总统问题，最所关心。＇38＇
“武汉大学怎样了？”
1949年5月，香港的左派报纸发表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七十岁的历史学家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49年4月29日首发），陈垣以幡然悔悟、回头是岸的过来人姿态，一方面对胡适所持的自由思想、治学方法以及一切之一切进行了驳斥，一方面劝说胡适放弃过去的“错误成见”，否定过去的“观点错误”，翻然觉悟，脱离“反人民的集团”，“回到新青年的行列”。＇39＇
6月18日晚，胡适第一次看到《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英文译本，第一段引用的是当日他给陈垣最后一信的末段，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6月20日，他细读了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40＇ 他们之间在学术上曾有许多交往，胡适离开北平的前夜，还在写信和陈垣讨论学问，信的最后说道：“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6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6月21日，胡适从6月15日的《华侨日报》上读到这封公开信的中文本，当天他在日记中仍顽固地说：“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41＇ 不过到了6月24日，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火了！”＇42＇
12月15日夜，他自抄给陈垣的信，那是1948年12月13日关于考证的一封信，转眼一年了。他在附记中说：“这是我在北平最后的一封论学书，12月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陈垣先生没有答复我问的话。”＇43＇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陈垣不久后就会发表这样的公开信与他对垒。他从自己的逻辑出发，一口咬定公开信不是陈垣自己写的。
虽然“根株浮沧海”，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依然热切地关注着此岸的一切，这毕竟是他的祖国啊。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说道，香港《大公报》5月10日发表北大、清华等校校务委员名单，他评说“两校常务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浓厚”。其中提及许多故交、同事的情况，如北大的周炳琳、郑天挺等。对周鲠生的情况更是关切：“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44＇
8月16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都表示了深深的关切。他引述沈君怡的来信说陶孟和在京沪“很活跃”。“他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并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报》记‘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于7月17日在北平开幕，选出二十九人为常委，其中有孟和、奚若，而没有端升。此段记载说，朱德、董必武都曾到会讲话。朱德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5＇
12月23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几百个新‘官’，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员七一人，‘周鲠生，武汉大学教授’是七一人之一。”＇46＇
这一年胡适59岁，离他的生命终点已不到12年。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他曾一再提及“精神上十分苦闷”，这种苦闷一直伴随着他走过1949年。“根株浮沧海”，哀伤的精神还将笼罩他整个生命的黄昏。
＇1＇＇3＇＇7＇＇10＇＇11＇＇12＇＇13＇＇18＇＇19＇＇40＇＇41＇＇42＇《胡适日记全编…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31、732、743、774、778、781、782、774—775、779、778、778—779、780页。
＇2＇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白皮书，转引自《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美＇格里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27页。
＇4＇＇5＇＇14＇＇20＇＇22＇＇24＇＇27＇＇31＇＇32＇＇33＇＇35＇＇36＇＇37＇＇38＇＇4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2068、2077、2099—2100、2078—2081、2082—2083、2083、2089、2069、2092、2092—2093、2097、2098、2100、2107、2063页。
＇6＇＇30＇《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29、1218页。
＇8＇《陈君葆日记》下册（1941年—1949年），1033页。
＇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93页。
＇15＇＇16＇＇45＇＇46＇《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181、1188、1181、1187页。
＇17＇雷震日记，《雷震全集》第31册，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130页。
＇21＇转引自范泓《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版，88页。
＇23＇＇25＇＇28＇＇29＇万丽娟编《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2、9—10、5—6、8页。
＇26＇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生平的几个疑案》，《万象》2004年第7期，42页。
＇34＇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39＇＇44＇《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册，1982年沈阳，34—35、34页。
浩然一儒者：梁漱溟
梁漱溟（1893年—1988），是毛泽东的同龄人，年轻时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初年当过新闻记者、司法总长的秘书。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