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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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一儒者：梁漱溟
梁漱溟（1893年—1988），是毛泽东的同龄人，年轻时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初年当过新闻记者、司法总长的秘书。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蔡元培却请他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孔子哲学，从1917年到1924年他一直在北大任教，1921年因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名声大噪。离开北大的讲坛后，他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先后在山东、河南等地搞试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受蒋介石之邀，出任参政员，奔赴国难。在此后的近10年里，他身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在香港主办《光明报》（《光明日报》前身）。他曾两次去延安，和毛泽东彻夜长谈。在关键的历史时刻担任民盟秘书长，参加过1946年的政协会议和国共和谈。1953年因为在政协会议上为农民说话，当面与毛泽东顶撞。
“只发言，不行动”
1949年，57岁的梁漱溟住在重庆北碚，在私立的勉仁文学院和勉仁中学讲学，同时致力于《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继续他“了解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理论思考。他虽然已退出实际政治，蛰居山城，“闭门读书”，甚至想学佛修炼，但这位“不以学问为学问”的“最后一个儒者”、“中国的甘地”仍无时不在关心中国问题，热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动向。后来他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中自述：1948年除夕，我在重庆特园得《大公报》王文彬先生电话，以蒋介石下野，大局急转直下的消息见告，并问我对时局要不要发表意见。我马上写了一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预备发表，却不料第二天——1949年元旦——蒋只发一要和平文告，并未下野；时局发展似尚有待。我就把文章交给王先生（文彬），留待时机到了再行发出。＇1＇蒋介石的和平文告发表后，他赶忙写了两封信，分别给民盟主席张澜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时间是1月5日和1月6日。1月8日有盟友何乃仁飞上海，托其带信。给毛、周的信一方面请张澜设法转去，另一方面寄在京的学生李渊庭（1906—1994，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毕业，长期追随梁），由他再托罗子为转交给周。
其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有借重民盟来和谈之意。梁漱溟在1月5日写给张澜的信中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国民党政府曾取缔民盟，当时还有民盟的人拘押未放，这一点不解决，对政府就无话可谈；二是政府谈和平，我们也可以和它谈和平，但一切违背政协决议的举措必须取消，那么自然和平。同时申明他退出现实政治，“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的原则，并阐述他坚持这一原则的三条理由。
（1）在组织则不得以个人意见发言，甚至要作不合自己意见的发言，这不是他个性所能接受的。
（2）如组织松散，不加拘束，他或许有发言机会，但如此放任自由，不是组织之道，且担心因他一人发言不慎而组织受累，所以不可行。
（3）时人习与斗争之说，对人每存敌意，而敌意一存虽有善言亦难得其考虑。为了使人能平静地考虑他的意见，所以他愿恪守上述原则“以减少其敌对之心理”。
他反复表示，他所能贡献给国人的主要是思想、见解，“此外无所有也”。 并再次重申了1947年9月发表的脱盟声明，希望得到盟内许可。＇2＇在1月6日给毛、周的信中，他首先表明自己不参加中共政治上所号召的新政协等，请他们原谅；其次是他今后几年对国事所持的“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原则，并强调了他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是抗战如同救火，为争取团结、民主，他只能与在野各方保持一致行动，对言论是有保留的。既然外患已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
他表示自己的主要工作是在思想、见解方面（这一点他给张澜等的信和好多文章中一再表示过），希望能保持“从容恬静”的状态，《中国文化要义》之后，他还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由于始料不及的大变局，这本书终于没有完成）。＇3＇1949年元旦，他在罗斯福图书馆作过一场题为《中国文化问题》的讲演（当月18日，讲稿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时，改题为《中国哪一天能太平？》），指出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清末以来近四十年由外引发的革命“是一非常杂乱的革命（太不正常，太不单纯）”，以资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革命和以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的革命“几乎结联起来”，以梁漱溟的智慧都感到困惑。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中国不同于西方，它是一个职业分途的社会，而不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表现在文化上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伦理本位。只要新秩序建不起来，中国就永不得太平。＇4＇接着，他那篇早就写好的《中国内战责任在谁？》也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他回忆“1月20日蒋介石让位于李宗仁，当日《大公报》便刊出来我那篇文章”。＇5＇此文一开篇即说：“我写此文意在说明两点：第一，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然后历数了抗战胜利以来中共一再让步、蒋介石一再压逼的一系列事实，指出内战的罪责主要在蒋。他还提及北平军调部撤消，叶剑英撤退时曾对许多人说过：“我们现在必须要打，要打到国民党好战分子不再好战为止。请大家朋友放心，我们必不超过这分际。超过这分际便是共产党的错误，便是一种不可恕的错误！”最后梁漱溟提出：“在一切污蔑与误会祛除之后，各方面就可无顾虑地与中共开诚相见，共谋和平。这是我希望于国人一面底。另一方面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本其不好战之心，本其过去委曲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这是更要紧的一面。因为谁的力量大，谁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谁不善用他们的力量，谁就负罪于国家。所以全国人过去所责望于国民党者，今天就要责望于共产党。好战者今天既不能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6＇要知道，其时国民党仍拥有江南半壁江山，何况梁处在杀人不眨眼的杨森统治下的重庆，发表这样直白的文章，家人和亲友都为他的安危感到担忧。1月2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的信》，声明今后三年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这一立场他早在政协会议前后就多次表示过。他说自己自18岁参加辛亥革命以来“对于国事未敢一日自惜其力”。但他认为自己将致力于文化研究工作，陆续以思想见解主张贡献于国人。“对于时局，在必要时是要说几句话的，但不采取任何行动。”＇7＇也因此，当他的广西同乡、相识已久的李宗仁上台，积极请人奔走和平之时，一电再电三电请他出山，他只是回答说：“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早曾有声明在先，恕我难应命。”＇8＇杨森甚至为他买好了机票，他还是谢绝了。一次李宗仁飞到重庆，派程思远到北碚看他，并送了一大笔钱，邀他到重庆一见，他感谢李的盛意，但没有去见面。因为办学经费十分困难，那笔钱他收下了。
他说自己之所以要反复强调并恪守“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这两条原则，其目的是：“向全国各界表明，我发表的对当前国事的主张，完全是个人的言论，本意是为国家和百姓免受战祸的延续，但对与不对，能不能行得通，则听凭各界评论，特别是当事者国共双方。我个人的这些言论有无背景，则以不行动（言论除外）来澄清之。”＇9＇
“其实我的时运还在后头”
毛泽东提出和谈“八项条件”，第一项就是“惩办战争罪犯”。邵力子发愁不好办，孙科率直地表示不能接受。2月13日，以“中间人”自居的梁漱溟在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敬告中国共产党》两封公开信，也就是1953年周恩来所指责的“在紧要关头却是维护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使人民失败的”那两篇文章。
第一封就是后来所谓“敬告中国国民党”的那封信（其实原题不是这样的）。第二封原题如此。针对惩办战犯等问题，梁漱溟说：“我若是孙科院长，我将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这才对得起国父在天之灵！”＇10＇他主张讲清楚内战的责任，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讲人格，负责任，并提出解决这一“和谈难题”的具体方案。
一、凡是在国民党高位的，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做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
二、 国民党这样做了以后，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对于人民所遭受的损害表示歉疚。今后只要各方讲理而不用兵，共产党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绝不用兵，以免再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
三、在国共之外公推信誉卓著的公正人士（5—7人），调查事实，确定究竟是哪些人破坏和平，造成内战的惨剧。再经过公开审判、辩论，作出历史定论。对有负于国、有负于民的人也不用什么刑罚，只送给他们每人两个字作谥，永留史册。
相隔五十五年之后，我们重读梁漱溟的这些主张，仿佛就像天方夜谭似的。在1949年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之际，他还在那里呼吁和平，本来就已经书生气太重了，何况还提出如此不着边际、让手握枪杆者啼笑皆非的解决方案。他深谙中国文化之道，却如此天真烂漫，似乎一点也不懂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更是完全无知。但也因此有了几分可爱之处，毕竟他只是一介书生，而不是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人物。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一个思想者，而不是行动者。
信中他还提到自己谢绝李宗仁召他入京时提出的三点建议，一是请李宗仁邀请“一个爱国家更爱民主的人”李任仁出来策划和平；二是说国民党党内党外有资望的国民党员，简直没有一个干净无疵的人足以领导，只有“国民党元老中唯一人品学问最好之人”顾孟余够资格；三是请李宗仁准备引退，以全大局。＇11＇
他的这些话，在位的国民党当政者听了不会高兴，事实上，当时也没有人顾得上去听他这些不中听的话了。但他认为这是应负的责任，他虽然不再奔走和平，却还是要为和平呼吁，而不管有没有人听。
《敬告中国共产党》（今天早就不会有人用这种语气了）一开始就重申了梁漱溟的一贯原则——“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
他说过去拿这句话责望于国民党，今天就要拿这句话责望于共产党。他所要正告共产党的是：“从正面说，就是要容纳异己；从负面说，就是不要用武力。”他郑重请求共产党容许一切异己的存在。“今天中共既在势力上若将领导中国，自己亦声言要来领导中国，同时又始终在以‘联合’‘民主’相号召（未曾宣称一党专政），我就要求作一诤友。类如我说不要再打的话，应该不犯‘反革命’之罪。”
他批评当时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竟不许中间路线存在，“自由主义者”成了恶名词，主张和平即指为阴谋、反人民，缺乏容纳异己的空气。他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 “我没有张君劢先生那样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
最后他重提旧事，说十年前他曾当面对毛泽东说：“我祝望中国共产党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滥用武力，则于国于党同受其福。”十年前的毛泽东“笑颜以谢，说，感谢你的好意”。他希望十年后的毛泽东也能如此。＇12＇
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因为他不相信武力统一中国之路会走得通，这也是1938年初他在延安和毛泽东彻夜长谈时争辩的焦点。这不是他“一时兴起而提出的”，而是“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现状得出的一个结果”。＇13＇
就在这一天，一个叫胡明树的广西左派青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诗赠大仇人梁漱溟先生》的打油诗：“哦，我的梁漱溟先生！你认为自己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吗？”此前几天，2月10日，楼栖在《梁漱溟与蒋经国》一文中写道：“像梁漱溟这样的旧式儒家知识分子……必须经过一场自我改造。”国民党右派分子对他的指责一直没有停过，来自左派的嘲弄、讽刺和批判则是从这时起才骤然升温的，左派们最无法接受和容忍的是他那种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而又深入到骨髓的那种极为固执的自信，是他身上那种坚不可摧的道德自信，天降大任于一身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但梁漱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他是一位出色的读书人，一个弥漫着浩然之气的儒者，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传统的讲实力、讲权谋的政治尺度下他可能是蹩脚的。他在政治上的见解或许也算不上什么高明，有时候还有点可笑，如同他的这两封信，不过这些书生之见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的真诚、诚实是一点也不用怀疑的。
当然，他并非一点先见之明都没有，一位朋友从香港带来《文汇报》、《华商报》、《群众》等共产党或左翼报刊，其中有左翼作家靳以在《中建》杂志发表的《质梁漱溟》文，从开头骂他“倚老卖老”、“自我陶醉”、“大放厥词”，到最后的“自我欣赏”、“妄自尊大”，＇14＇整篇短文充满了火药味。但梁漱溟并未生气，3月10日，他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答香港骂我的朋友》，其中说：
我知道共产党有排他性。你们尽管排斥我，而我心中却无所谓敌人。我与任何方面不取敌对态度。过去国民党与我作对，我到不能与他硬来时，只有让他一下。——我知道他必不会久。今天我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他只能“和而不同”。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我就非小心不可。所以就预先决定三年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并在发表最近几篇言论之前，特于一月六日把此意写信告知毛泽东、周恩来两位。
也是在这封信中，他重申了“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的一贯观点，认为这是“合作”的前提。他表示自己从没有高兴积极过，也没有厌倦消极过，而是极有耐烦地为大局努力工作。“你们不要看我是过时的人物，其实我的时运还在后头。如其不信，十年之内自有事实证明。” ＇15＇
此刻，梁漱溟的立场让他亲自参与创建的民盟也难以容忍，尽管他早已提出退盟要求，但在3月19日下午北京饭店举行的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常会上，柳亚子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