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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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轮刃颉⑿卤浠硎境隽酥孕牡闹С钟祷ぃ虼怂呕嵝葱鸥吓笥蚜亲樱Ｐ钠洹袄紊А被岜坏卸缘拿拦蚪槭茫魑セ髦泄驳目谑怠�4月21日，尚未成立的新政权派出40多名代表出席巴黎和平大会，而法国政府限制代表入境人数（每国只准5名代表入境），他主张发电抗议。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对当时身历的变化、所见所闻他都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在他没有打算公诸于世的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轨迹，书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五四”纪念特刊，他也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1＇虽然他奉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中小学课本的重要编撰者，他内心却不认同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
“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
宋云彬到北平，“原无久留之意”，所以他将9月之前的日记只是称为“北游日记”（9月以后才改称北京日记）。3月30日，他写信劝家人不要北行，“盖余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上海解放已不在远……甚望能及时南下”。＇2＇
然而，在他到达北平一个多月后，中共方面于4月8日决定要组织一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他是主要成员之一。15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他是国文组的召集人，南归之念就变得奢侈了。5月5日，叶圣陶对他说：“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3＇
6月4日，“圣陶与彬然闲谈，意欲南返，而又未便摆脱此间工作，颇感踌蹰。余与圣陶有同感，彬然则意兴正浓也”。＇4＇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与同舟北上的老朋友傅彬然已渐行渐远，和叶圣陶、郑振铎则相知依旧，6月10日，他们几人一起喝酒聊天，“无话不谈，积闷尽抒”。＇5＇
6月14日，他特地约了代表共产党参加教科书编审的胡绳喝酒。“告以今后计划，拟将家眷安顿在上海，余亦不长居北平，如有某种教科书需余编辑，则商定目录后在上海编写。归来与圣陶谈，圣陶之计划亦如是，但不知能实现否耳。”同一天，他在日记中说：“迩来情绪不佳，一念在港之妻女，一憎友朋多无聊，而剑行、伯宁之工作问题一时不得解决，亦令人闷闷也。”＇6＇对熟悉或不熟悉的知识分子当中，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他非常反感，所以他才会对叶圣陶“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感到如此心气相通。
一度想脱离党派活动
宋云彬抵达北平不久，就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心迹，想退出民盟、救国会这些民主党派。他在4月5日日记说：“余于抗战时及旧政协前后，颇作党派活动，今则无此雅兴矣。盖以前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不得不凭借党派作活动，今革命已将大功告成，此后建设事业须脚踏实地，空头宣传无用，余当脱离民盟，专心致志，为人民政府编纂中学教本，庶几不背‘为人民服务’之原则也。”＇7＇（后来他在7月18日写信告诉外地的民盟朋友，“今后之民盟实与中共分工而非分派”，＇8＇这个见解是深刻的。）4月7日下午，他参加了在柳亚子房间举行的民盟小组会，小组有五六人，组长是位山西名人，“观其谈吐，亦一革命八股家也”，因为其自称在辅仁大学教唯物辩证法，他就问陈援庵先生的近况，此人竟瞠目不知所对，他解释说“即陈垣先生，辅仁大学校长也”。对方答“喔，不很熟悉，此人盖老顽固也”。他问：“君知陈先生有何著作否？”则连连摇头说：“怕不见得有吧？”＇9＇这个山西人1905年５月出生，万荣县人，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留学德国，先后入柏林大学德语学院、哥廷根大学、费莱堡大学学习。1933年10月回山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公开身份为山西大学讲师，后任教授、法学院院长兼训导长。他与傅作义是老相识，因此1948年被派到北平进行革命活动，公开身份是华北学院教授、政治系主任，主要是做傅作义的工作。这位老资格的革命者，在宋云彬眼里却评价不高。
当天，他对叶圣陶说：“将摆脱一切党派关系，实则余只与民盟及所谓救国会有联系耳，曰一切者夸辞也。圣陶大表同意。”＇10＇3月18日，救国会开会，他即“借辞请假不去”。＇11＇5月25日，救国会召开临时会，他也是“辞以病，未出席”。＇12＇
代表提名：由不在意到很在意
6月8日，他出席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政协筹备开会，救国会有7个代表名额，李章达对外代表救国会是当然代表，但远在香港，不能赶回来参加，须另外派人代他出席，作为“代表之代表”。邓初民说可以请宋云彬代表，他“不表同意”，散会后，在邓的房间内小坐片刻时，他还对邓说：“今后如讨论政协代表，万勿提及余名。”这是救国会第一次开会讨论推举政协代表的事。“同志间颇能互相谦让，独曹孟君争之最力。张志让今晚亦出席，一听到谈判政协代表，不终会而去。”＇13＇宋云彬最初对代表名额也未在意。6月21日他遇到沈钧儒，说要提名他为新政协会议代表，并以函告上海方面的救国会同人，当无问题。并说：“我觉得你应该由救国会提名的。”＇14＇他没有表示内心的想法。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新政协会议代表的事，几乎每次开会他都要出席，代表名单成了他这一时期最为关心的事之一。
6月27日，救国会例会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正开会时，衡老接到上海来电，王造时等发言，请缓提新政协代表名单。衡老将电文向大家报告后，谓此系王造时所鼓动者。”＇15＇6月28日宋云彬写信给沈钧儒说，上海昨晚的来电颇引起自己的疑虑，认为是沈已将拟议的代表名单抄寄上海，引起他们的不满，王造时和他素不相识，见到“宋云彬”之名一定很诧异。他说：“衡老既已将余名提出，希望不因上海方面之不满而重行圈去。末复说明，此间同人如叶圣陶、周建人均已确定被提名为新政协代表，此外必有二三人从别方面提出者，余倘不能出席新政协，殊为难堪，恐将影响及于工作情绪也。”＇16＇从此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一直为这代表名额的事困扰，时时关注，生怕被人从名单中去除。7月4日，救国会例会商讨新政协提名问题，沈钧儒说名单已交给中共统战部的齐燕铭斟酌，虽然分配给救国会的名额只有十人，候补二人，但名单共列了十四人，预备另外二人从别的方面产生，“以显示救国会人才之众多”。史良说今天出席的人“大都皆在名单之内”，又说“如宋先生等早已安排定当矣”。＇17＇7月11日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拟定提出的新政协代表名单，共十二人，后二人是候补，宋云彬名列第八名。＇18＇
尘缘未尽，心态种种
7月18日救国会例会，仍然是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中，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弛，向衡老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庞荩青则在听了沈报告名单后“大发牢骚”，他认为自己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沈钧儒给庞讲了个故事，全国妇代会时，有关部门为刘清扬作了布置，选举委员她可得百票以上，她不知其事，擅自向代表们拉票，选举结果她得到一百数十票，在被选委员中名次很高，到了复选，团支部把提前布置的百票全部抽走，结果她只剩下数十票，降为候补委员。他讲这个故事，言外之意就是名单必须经领导部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可得”，庞“恐未能了解也”。宋云彬在日记中不无幸灾乐祸地写道：“此公好名不亚于余，然自知之明则不逮余远甚矣。”回来，他与叶对饮红玫瑰酒，说起开会时的情形，“相与大笑”。＇19＇他之所以能笑，而庞只能落得“面红耳赤，意殊不平”，而王造时——救国会的缔造者，声名显赫的“七君子”之一，曾在抗日的论坛上发出狮子吼，结果连得一政协代表名额都成了笑柄，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人品端正的宋云彬在这里竟也露出了文人沾沾自喜的一面，不亦悲乎！
当然，他也忠实地记录了历史，提名代表不独救国会如此。7月7日，谢觉哉日记“复周谷城信。周来信盼得选为政协代表，复信已将其材料转筹备会”（129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月17日，同样是沈钧儒主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上，通过了参加政协的代表名单，连候补共十七人。不过，“代表名单并非开会时公共提名商讨，乃经常务委员在会外与统战部协商定妥，由主席将名单宣读，众无异议，即作为通过矣”。＇20＇只是社科界没有人像王造时、庞荩青这样提出异议罢了。
7月19日，连日忙于筹备教代会的傅彬然对叶圣陶说，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宋云彬也列名在内，如果宋能在救国会提出，那么开会时，他们教科书编委会将有五人出席。＇21＇7月20日，胡愈之告诉宋云彬，昨天民盟开会所提的政协代表名单中有胡本人，这样，救国会又可多提出一人。＇22＇7月21日，有人告诉宋云彬，沈钧儒已将正式的新政协代表名单交给齐燕铭，尘埃并未落定，他内心依然忐忑不安。“救国会之名单何以迟至今日尚未提出（新政协筹备会请各党派于本月15日前提出名单），又何谓非正式名单，令人不解，然亦不便追问也。”＇23＇
“深恐有人先我得鹿”
7月25日的救国会例会上，沈钧儒作报告，讲了三件事。一是最近民盟开会公开批评罗隆基。“楚图南发言最多，罗除一二事不服外，余均接受，态度尚好。” 二是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饭店看望张澜，请他为民盟努力。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不久前6月23日才从上海到北平。三是“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二十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王造时的哀恳不难理解。抗战前夕他和沈钧儒等曾一同为抗日入狱，轰动中外。
然后，沈钧儒又将救国会拟提出的政协代表名单读了一遍：李章达、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曹孟君、闵刚侯、方与严、宋云彬、刘思慕、孙晓村、张曼筠，最后二人为候补。宋云彬从第八改为第九名，他在日记中说“余名列第九，亦可笑也”。晚上他回到住所，叶圣陶出席教代会回来，出示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竟没有傅彬然，他大为诧异。当晚有人在救国会开会时还问过他，傅能否从教代会产生，他说可能。等沈钧儒读名单，方与严不从教代会产生，列入救国会名单，教代会方面减少一个竞争者，他觉得傅更无问题。“孰知事出意外，有如是者？”一介书生对此感到大惑不解。＇24＇8月1日本来应该是救国会例会，他到下午还没有接到通知，就打电话去问，才知沈钧儒另有要事，例会停开。“余对于救国会例会向少出席，自被提名新政协代表，每会必到，深恐有人先我得鹿，或被排挤出去。今日例会停开，不能聆听衡老报告，未知名单已否提交新政协筹备会，所提人名有无更动，念念不能忘，甚矣余之热中也。庄生朝受命而夕饮冰，良有以哉。”＇25＇8月11日，宋云彬与胡愈之通电话。“知救国会之新政协代表名单至今尚未提出，因统战部屡向衡老表示，不妨慢慢提出也。看来统战部还想安排一些人进来，我的大名恐终被挤出耳。近来想法又有点不同，觉得做不做新政协代表也无所谓。难道我真正进步了吗？”＇26＇8月15日，他去北京饭店出席救国会例会。“有人问衡老新政协代表已未确定，衡老谓已全部确定，二十五日将开筹备会，下月十日正式开会云。救国会所提名单是否依照前次决议，不得而知，亦未便问衡老，恐为人窃笑也。”可见他还是很在意，而不是“无所谓”。8月17日，在中南海任事的熟人高祖文和他一起在叶圣陶家喝酒时，告诉他已见到新政协代表名单，其中有他，他在日记中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然则救国会名单确已提交筹备会矣。”＇27＇8月22日，救国会有例会。“衡老报告，谓此次各方所提政协代表必须能来平报到出席者，否则应另易他人；刘思慕已有信来，不能出席，拟将孙晓村递补为正式代表，而另推一候补代表。经愈之等推出秦柳方、李庾、陆诒、庞荩青四人，由衡老决定之。”＇28＇
为八股式发言抱愧
8月29日的救国会例会，难得的一次未在日记中涉及代表名额问题。9月3日，宋云彬终于可以放心了，因为这一天他收到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三件来函，一是代表名单，二是通知去北京饭店摄影，代表证上需要半身照片，三是通知本月6日到北京饭店办理报到手续。9月5日本是救国会例会的时间，他没有接到通知，估计已停开。6日晚他在报到时领到了纪念章一枚，7日上午他遇到昔日同舟北上的徐铸成、赵超构、王芸生、金仲华等，他们都从上海专程来参加新政协。18日，“各单位代表名次，统战部极为重视，闻事前曾再三斟酌，郑重商讨，然救国会所提名单，以余列第九名，方与严等皆在前，非所谓卢前王后邪”。＇29＇17日下午，救国会的政协代表在北京饭店集议，萨空了报告联络情况，沙千里将以首席代表资格发言，推宋云彬起草发言词，“情难却，允之”。19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认真起草救国会代表的发言词，共二千字。晚上在沈钧儒家讨论。“沈体兰报告，此次各单位首席代表发言，只限于对三个文件（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及共同纲领）提出意见，因之余所拟之发言稿完全无用。”他提出由刘思慕重新起草，大家都赞同。大约也是这天，他获知救国会不久将宣告解散，已推定胡愈之、史良等筹备一切，包括起草解散宣言及编印有关救国会之历史文件等。＇30＇第二天，他又到北京饭店和刘思慕等商讨起草发言稿。
9月24日，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政协会上发言。“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余以救国会代表名义出席政协，听了沙千里把这篇发言稿在台上念，觉得惭愧之至。”＇31＇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在经过十四年的风雨历程后发表结束宣言，正式宣布解散。
“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
开不完的座谈会、晚会、学习会让宋云彬感到难以招架，自3月18日抵达北平以来，各种各样的会几乎无一日断过，有时一日数会，乃至同时有几个会，只好赶场子。比如4月6日下午两时新闻界人士在六国饭店开座谈会，他被邀出席。三时，文艺界在北京饭店有招待会。所以，他在前一个会只坐了30分种，又匆匆去赶第二个会。还有就是“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4月10日下午，他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32＇所以4月17日教育座谈会第二次开会，他就不去出席，表示对“此种集会绝不感兴趣”。＇33＇5月17日晚，参加一个关于教科书的座谈会后，他认为“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