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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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薄＃�33＇5月17日晚，参加一个关于教科书的座谈会后，他认为“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白费时间”。＇34＇8月13日又有教育座谈会，他不去出席。能躲的就躲，这是他当时的大致态度。
3月21日，宋云彬参加一个二百多人的座谈会，其实只是李维汉（罗迈）作报告，“报告甚长，历三小时始毕”。＇35＇5月5日是马克思纪念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他在日记中感叹：“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周报告甚长，主要在阐明新民主主义真义及共产党政策。然对文化界人士报告，有些浅近的道理大可‘一笔带过’，而彼乃反复陈说，便觉辞费矣。”到六点半宣布中间休息时，他和叶圣陶就“乘机脱身”，看戏去了。＇36＇但是有时候想“脱身”而不得，5月10日，他在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听董必武的报告，有三四千听众，中间休息时，他想提前离开，“至门口为警卫所阻，谓不能出去”。后来下雨，“幸不久即止，否则淋漓尽致矣”。＇37＇5月11日又有晚会，他们讨论董必武的报告。“时髦术语，称为‘学习报告’。会中提及所谓‘学习’问题，推彬然等拟计划。余表示吾人应不断学习，匪自今始。唯物辩证法等亦当涉猎，且时时研究，但如被指定读某书，限期读完，提出报告，则无此雅兴也。”第二天晚上他和叶圣陶对酌时，“谈小资产阶级”，表示“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择一适当刊物发表”。＇38＇几天后（5月15日），他从天津参加开明书店分店的开张仪式回北平时，在火车上吟成《自嘲》诗一首，其中就有“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句。＇39＇不过话虽如此，9月1日他在送儿子宋剑行去东北前夕，仍是“切嘱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有进步，认识不致错误”。＇40＇6月9日，他出席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沈志远报告时说“学协”可能要改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周扬、齐燕铭都有所暗示。6月22日，他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学协受某方暗示，似非改换名称，重新组织不可。李鹤鸣＇李达＇、侯外庐、沈志远等似颇不平。鹤鸣谓我们应开一名单给他们看看，愤懑之情见于辞色矣。”当晚，他从叶圣陶那里得知，已接新政协筹备会通知，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三人发起召集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然则今日学协之会诚多此一举矣”。＇41＇几天后（25日），他作为史学方面的13人之一参加了成立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座谈会，与会者共57人，名单都是“经周恩来详细拟定，列名单前后皆费一番推敲云”。周作报告，然后多人发言。“沈志远竟明言此会之召集，主要目的在产生新政协代表云云，颇失态。侯外庐则以泛滥无归之言词，历述学术工作者协会之工作成绩，亦近孟浪。”＇42＇7月17日，他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沈钧儒任主席。“发言者有陶孟和等，大抵皆空泛，尤以樊弘为最冗长而最不得体，听者必多反感也。”＇43＇一方面宋云彬对那么多的会感到疲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待遇”，没能参加，又会感到失落。3月29日，他和徐铸成、王芸生、傅彬然等同游天坛，回音壁被封闭，未能入内参观。“出来时未循原路，误入禁地，遭军士检查。” 傅彬然告诉军士，他们是民主人士，并拿出六国饭店的小木牌给军士看，“窘状可掬也”。接着，他们又到别处去玩耍，又是听大鼓，又是打弹子，吃面食，喝白酒，等回到饭店，才知叶圣陶被接到某处出席座谈会没回来。“此一座谈会余与圣陶、彬然同被邀请，但时间屡次更改，本已定今日午后五时许，复接电话，谓又改期，故余与彬然往游天坛，初不料至五时许果派车来接圣陶去矣。”＇44＇
何必多此一举的“一举”
4月21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有报告，招待处的李女士来请叶圣陶。“圣陶以疲倦不出，叶师母愿偕柳太太一起去。余问李女士，余等是否亦被邀，因余不在房间内，恐招待处无法通知也。李女士去后复来，谓招待处已决定请宋先生去，余婉辞拒之。”＇45＇8月21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金灿然扬言胡乔木将于傍晚来本会，与同人商讨《论人民民主专政》（曰商讨者客气话，实则领导同人学习也），彬然及时赶到，但待至八时尚无踪影，亦无电话来，何轻诺寡信如是耶！”＇46＇他听叶蠖生谈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组织中事，由一句“惜不便详记耳”可知，连私秘性最强的日记都不便记，当不会无足轻重。
此外，不愉快的事还有许多。4月19日晚，宋云彬与叶圣陶作了一次长谈，兴致很好，回来还想与傅彬然谈。“彬然忽谓招待处李女士携表四份来，请各人填写学历，家庭状况及将来志愿等等，李女士说此系照例手续，不必请各人自己填写，可请傅先生代他们三位一填（三位指圣陶伉俪及余），所以我已经替你和圣陶、圣陶夫人都填了。余闻言大不快。余等此来，先有周恩来电邀，复经香港中共人士催请，到平已匝月，彼等岂不知余等之情况，而尚须加以调查、研究乎？李女士明知此时欲余等填表，可能引起反感，故不直接送与圣陶，而请彬然代填。既知此种措施能引人起反感，又何必多此一举？”
第二天早晨他起得特别早。“以此事告之圣陶，圣陶亦有同感。”他表示要到招待处将傅彬然代填的表格拿回来，看看内容如何，叶圣陶也同意。接着，他就去招待处向吴良琦索取，吴的表情很尴尬，支吾一番后，将三份表格交给他。“彬然知其事，大不谓然，谓余有意使招待处人难过，不合民主作风。余为详述彼等此种措施之不当，然彬然不悟也。”在作了些修改后，他还是原表还了回去，并在当天的日记详细记下了这件事。4月21日晨间，宋云彬与叶圣陶“谈及昨晨与彬然吵嘴事”，圣陶认为“彬然认为中共人士凡事皆无错误，亦一偏见”。＇47＇
书生本色，直言不讳
当时应邀北上的知识分子大多处于兴奋状态，即有困惑也是浅浅的。4月15日，赵超构和金仲华打赌，前者说大军将于10天内渡江，后者认为没这么快。4月16日听了周恩来的报告，赵超构“大得意”，因为他赌胜了金仲华。＇48＇4月24日，大军已下南京，金仲华赌输了，请宋云彬、叶圣陶、萨空了、傅彬然、刘尊棋等吃了一顿，多数是“知北游”的同行者。街头的宣传车、秧歌队，胜利的喜悦感染着这些曾经沧海的知识分子，少有想得更远的。
8月22日，宋云彬与昔日同舟北上的陈叔通谈了半小时，陈几天前从上海北来，曾与毛泽东作过六小时的长谈。“彼告毛氏，目前各方皆呈‘脱节’现象，非经长期努力不能克服，而最主要者为发展生产。发展生产亦非空话所能做到，除土改外，政府必须帮助农民凿井开沟渠，以利灌溉，必须广设大规模之肥料厂，供给农民肥料。必待生产发展，农民生活程度普遍提高，然后谈得上‘城乡交流’也。”陈叔通还说：“联合政府即将成立，而人才殊感缺乏，不仅各民主党派中少人才，即中共干部，亦刻苦耐劳有余，学问经验不足也。”对此，宋云彬的评价是“叔老人极通达，所言切中时弊，然对于中苏关系不能了然，他日有机会当为详细解说之”。 ＇49＇实际上，一介书生的宋云彬对中苏关系也未必有很深的了解。对政治他终究是外行，应邀北上，只是“客人”，他的好友叶圣陶对此有极为清楚的认识。从6月29日起，他所在的教科书编委会待遇从供给改为薪给，大抵按照北平大学教授的标准，每月可得小米1000多斤（8月5日补发7月份全部薪水，小米1040斤，按每斤88元折算，共91500元。市价每斤一百二三十元），同一时期，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每月可得小米300斤。当时的物价一个西瓜就要千元，理发一次400元，只有西红柿便宜，100元可买很大的六七个。9月2日，他收到《光明日报》送来的稿费，千字1200元，他私下表示“未免太少”。＇50＇ 不过，他在北平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酒每天几乎都要和叶圣陶小酌，值得一提的还有他记下的一些鲜活细节。比如7月10日，他和叶经过一个西瓜摊，他请叶伉俪同吃西瓜，叶说这样吃不雅观，他说反正没有熟人，吃几块何妨。正在立吃之际，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说：“吃不得的。”回头一看，原来是郑振铎，“相与大笑”，一同步行回来。＇51＇9月23日即政协会议期间，他开完会，“邀章元善同返，大吃螃蟹，饮白干甚多，既有醉意，遂大唱昆曲，章君和之。至美亦有醉意。伴送章君至胡同口，沿途大叫‘三轮’，旁若无人。今宵乐哉”。＇52＇如此举动似乎不像是他的为人风格。30年代在开明书店工作的那些岁月中，宋云彬就已养成了开明人特有的笃实、质朴、稳健作风，也就是脚踏实地、认真勤勉、一丝不苟的“开明风”。积习难改，即使在北平编教科书的日子里，作为一个严谨的文史学者，他对当时读到的书或审读的教材也常有直言不讳的意见，哪怕是对范文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或者徐特立这样的元老，乃至茅盾这样的文坛巨匠，仍不脱书生本色，与他为自己能否最终进入政协代表名单而忧心忡忡的心态大相径庭。
3月31日，他读了两天前买的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在日记中说：“内容贫乏，叙述失次，当时仅翻目录，以为此书可作写《章太炎评传》参考之用，现在失望矣。” ＇53＇范文澜等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经删改，准备用作高中课本，第一册完成后交给宋审阅。5月18日，他花了一天时间，通读一遍，并加了标点，提出八项意见，说明此书作高中课本，“实在勉强之至”，他认为“此书观点尚正确，而文句多别扭”。＇54＇7月27日，此书再次删改后交给他最后校阅，他说：“范著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对书中可笑的常识错误，他认为“范氏颇读古书，不致有此误会，可知此书实未经范氏细心校阅也”。＇55＇第二天，他写信给范文澜，将《中国通史简编》“种种错误与缺点告之”。＇56＇ 8月6日他曾收到范文澜回信，到底对方作出了怎样的反应，他日记中没有记。
7月13日，宋云彬受文供社之托审阅邓初民的《寻找知识的方法》。“看前三章，无论文字内容，均有问题，修改太费事，拟提出意见，仍请邓老自加删改为妥。” ＇57＇8月18日，他读了经权威单位编写的《初中中国近代史》下册稿，在日记中说它“不特辞句不通，且凌乱无次序，原欲稍加修改，用作教本，今若此，只得敬谢不敏矣”。＇58＇
惟语言运用得当才能表达得当
8月19日，他审阅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第三册，其中选了中共“五老”之一的两篇文章，他认为“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59＇他接着发了一通感慨：“近来朋辈中颇有强调所谓思想问题者，以为只要思想搞通，文章写不通也无关重要；又，凡解放区刊布之小册子，不论其文字如何不通，必奉为至宝，大有‘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之慨。最近彬然与朱智贤合辑一书，供师范作教本，所搜集者皆解放区材料（大抵是讲各科教学法的），文句不通，出人意表，而彬然则赞美不置。圣陶曾因此大为不快，颇有辞职不干之意。此类文字，如任其谬种流传，毒害青年将不知伊于胡底。圣陶拟订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的得当，才能表达的得当。’至哉言乎！圣陶殆有为而发欤？” ＇60＇这也显示出这个不懂政治的读书人几分天真可爱之处，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卧室里召见《人民日报》编委，讲了许多问题。“大家谈到有些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喜欢写诗，诗又不合平仄，还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意见是，还要从政治上考虑。人家是歌功颂德，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61＇ “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宋云彬恐怕怎么也想不通吧。
8月27日，宋云彬到北大出席国文座谈会，讨论大一国文教学问题时，对于清华所选大一国文目录“颇表不满”。＇62＇29日，他继续审阅清华所选的“大一国文教材”，认为“茅盾之《托尔斯泰博物馆》，疵谬百出，此种作文，若在□□教刑时代，应责手心数十下矣”。 ＇63＇宋云彬为人处世有慎重的一面，比如他对柳亚子“牢骚”的劝阻，比如6月19日，有人告诉叶圣陶“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时，叶圣陶写信给周恩来请求进行调查。信稿请宋云彬斟酌，他的意见是 “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64＇7月31日，浙江老家有人来，说起“故乡自解放后，一般商人均感到前途渺茫，尽量享乐，赌风为之大盛。四乡散兵游勇及国民党特务横行骚扰，使城镇上的人不敢下乡”，＇65＇ 他并无什么表示。
尽管他小心翼翼、 处世低调，仍免不了时时流露出一个读书人的书生气来。
3月26日晚，与张志让、徐铸成去看京剧，他在日记中说演《得意缘》的梁小鸾最近被推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思想当甚进步，然艺实平平”。＇66＇7月5日，他看了文代会的曲艺晚会，连阔如是北平曲艺界出席文代会的代表，“然其‘评书’表演殊平平也”。＇67＇3月27日晚，他参加国民戏院的晚会，主要是欢送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出国，代表团正副团长郭沫若、马寅初先后致答辞，他的评价是：“郭氏所陈都老生常谈，并无精彩处；马氏则近乎荒唐矣：彼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完了，全世界也完了，此何言耶？此老倔强可爱，惜所见不广耳。” ＇68＇4月16日，听了周恩来的报告，他感慨当年在重庆曾家岩听周的报告，“时作悲愤语”，“今则时移势迁，满怀愉快，语调亦转为轻松矣”。 ＇69＇4月21日，他在北京饭店出席文化界拥护巴黎和平大会座谈会，直言“夏康农主席发言多无次序”。＇70＇8月8日，有人告诉宋云彬，开明书店的老同事周予同等对时局以及他们的工作态度“均不了了”，“予同且常以恶意揣测，谓余等甘受人利用云云。此公头脑恐已无法改造，日后必为新社会所摈弃，余敢作此预言”。 ＇71＇然而，历史的吊诡是仅仅8年后宋云彬自己就成了右派，“为新社会所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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