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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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无几。有些常识性问题的答案更是笑话百出，一些人不知道上海有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知道有过“左联”、“社联”这些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哪年开的，毛泽东主要讲了些什么统统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了。
因为事先考虑到他们的“面子”问题，他规定答卷一律不署名，测验结果也不公开发表，只供领导参考。这事得到陈毅的肯定，还说他不够大手笔，应该署名、公布成绩，让他们丢一下脸。不料后来竟被人当作把柄，说他搞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知识测验之后的那些怪话，使他遭遇了一种无形的抗拒。
身为中共在上海的高级干部，夏衍的主要毛病一是讲话不小心，比如有一位党外老作家问他，文艺除了为工农兵服务，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他自己长期在蒋管区工作，写的剧本也都是给小市民看的，所以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可以”，还翻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着其中一段话说，文艺的服务对象有四种人，“第四是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还引经据典说毛不也说过“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他自认为是按《讲话》精神回答的，所以讲过以后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哪知道这些话传到北京文艺界就变成了夏衍在上海提倡“文艺为小资产阶级服务”。急得天津的朋友阿英连忙写信劝他以后说话要小心。
1949年以后“留用”的前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时代的金圆券折合老区的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一般都有二百元到五百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实行的都是供给制，这是从解放区沿袭下来的老办法，即便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所以市长、部长、司令员的收入要比工程师、名演员低得多。党政军干部的供给制、“低薪制”和 “留用人员”的“保留工资”就发生了矛盾。
一次陈毅请刘伯承在家里吃饭，夏衍、潘汉年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威名显赫的元帅都在哭穷，陈毅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伯承则说自己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不无自嘲地对夏衍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父亲是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可是另一方面，拿“保留工资”的人也有不满、不平，他们的看法是，你们住的是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自己掏钱。
这种矛盾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只不过小事一桩，大家都服从这种安排，矛盾并没有表面化，夏衍却在思考这些不该思考的问题了。
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
办了十二年的报纸，当天翻地覆之后，夏衍对报纸自然还是关注的，这大概是一种职业敏感。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更不用说其他地方），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一律不用。他虽然同意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观点，但是他认为中国之大、国际变化之快，不用外电，又没有“本报讯”、“专访”，读者怎么能不闭塞？外电有造谣污蔑之词，为什么不可以像批“白皮书”那样让群众知道并一一驳斥呢？报上可以看到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为什么作为喉舌的党报，可以几天乃至一星期没有一篇社论呢？至于不登广告，即使像他那样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能够看出，这是一种重生产、轻流通的表现。对此，他大惑不解。
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范长江、恽逸群等人谈论过这些问题，对当时的新闻工作他很有一些意见，“最少也可以说是不习惯”。恽逸群不无迟疑地说：“过去《申报》每天出六七张，现在《解放日报》只出一张，消息少，又有什么办法？”《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则似乎有点怪他多事，北京报纸只出一张，上海当然不能例外，不让外国通讯社发稿，那是军管会下的命令。夏衍说，美国新闻处天天造谣，说什么上海屠杀了大批留用人员，上海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等等，把这些弥天大谎揭穿不是可以激发广大老百姓的义愤吗？但范长江摇头说，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作主。
当时报上连气象预报都不登，所以不久上海遭遇强台风袭击，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损失惨重。对此，夏衍在一次会上提出疑问，有关方面的回答是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预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他认为这实际上是缺乏科学常识，长江口就有美国的兵舰，上海一带的气象，他们肯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何况台湾的气象台也能测出上海一带的气象。
据包天笑日记，1949年7月25日上海遭遇1915年7月28日以后最大的一次台风，死19人，其中5人是因房屋倒塌触电而死，上海街头的行道树有被连根拔起的，有被风吹倒的，积水盈尺，司机纷纷涉水回家，街上到处是散置的车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电车与公共汽车停驶，来往上海的铁路交通也停止。＇6＇
事过境迁，1981年夏衍在《〈今日谈〉代序》中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7＇
二是他写文章不小心。“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民晚报》在上海继续刊行，当超构同志问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写一点’的时候，我请示了陈毅同志之后，便‘欣然同意’了。我想写点杂文，只是为了‘过瘾’，而陈毅同志则比我想得更加全面，他鼓励我写，还说，可以写得‘自由’一点，千万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报纸里去，和党报口径不同也不要紧。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说：‘不要用一个笔名写，我替你保密。’超构同志给我辟了一个专栏，大概是叫‘灯下闲话’吧，每天四五百字，我每隔一两天写一篇。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市民思想混乱，黑市盛行，潜伏的特务又不断制造谣言，因此那时写的文章，主要的目的是从民间的角度，‘匡正时弊’。当时我刚五十岁，精力饱满，尽管工作很忙，还是不断地写，记得同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火车上也写，会场上也写，几乎每篇都换一个笔名，一直写到1950年8、9月间为止，大概总有一百多篇吧。”这是他在1982年12月29日写的《迎新忆旧》中的回忆。＇8＇
从1949年8月1日起，实际上只写到第二年6月，他在《新民晚报》的“灯下闲话”专栏不到一年就停了。为什么不写了呢？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渐渐传开了，各式各样的怪话纷至沓来，有人说他贪恋稿费，有人说党的“高干”在民办报纸写文章“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听到“高干”这两个字他最初很吃惊，原来自己已不是普通党员，而是高级干部了，写文章的自由也没有了。这自然是后话。
1949年9月夏衍到北平出席开国大典，见到很多新朋旧友。李克农约他与廖承志、潘汉年到家里吃饭，谈了抗战期间在桂林的一些往事，当年李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他是《救亡日报》总编辑，经常来往。李对他说，那时环境很坏，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马一样地蹦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对这句话，夏衍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在桂林、香港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循规蹈矩，算不上“野马”。
直到这年初冬，夏衍遇到一件难办的事去请示陈毅，陈毅在详细指点了处理方法之后，忽然若有所感地笑着说，你别看我是个武人，我还是粗中有细的。办事要有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耐心。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你要记住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知道李克农、陈毅他们一次次的告戒，对他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习惯”转向“习惯”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不会是没有影响的。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书生气未泯的夏衍无比感慨地说：“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从政’就更应该如履薄冰了。”
＇1＇＇4＇＇7＇＇8＇《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426、441、344、820—821页。
＇2＇＇3＇＇5＇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410、429—430、417—418页。
＇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914页。
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胡风
胡风（1902—1985）， 原名张光人， 湖北蕲春人，诗人、文艺理论家、出色的文学编辑，20世纪后半叶因为蒙冤入狱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到日本东京留学，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于1933年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后，出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常与鲁迅来往，受鲁迅赏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1945年起主编文学杂志《希望》，悉心扶植路翎等许多有才华的文学新人，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创作流派“七月”派。1954年他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遭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文艺批评论文集《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
一生“甜美的高峰”
1949年10月1日，26岁的李慎之站在北京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度过了极端兴奋的7个小时，在这7个小时中，他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如此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如此五彩缤纷的礼花，如此热情欢呼的人群……这一切都令他无比激动、无比感慨。“躬逢盛典，岂可无诗”，他不断地回忆自己的革命生涯，一步步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竭力想把当时的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在脑子里不断重复‘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一句话。”让才华横溢的青年李慎之意想不到的是，他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竟被一个人表达出来了，1999年，76岁的李慎之在回首“风雨苍黄五十年”时如此感叹，这个人就是胡风。开国盛典之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以整版篇幅发表胡风的长诗，五十年后，他虽然已记不清诗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
“时间开始了”，胡风的这一句神来之笔让李慎之不无羡慕，甚至不无妒嫉，尽管他那时并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
《时间开始了》共分《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安魂曲》）、《胜利颂》（《第二欢乐颂》）五个部分，除了《胜利颂》到1950年才完成，《青春曲》最后没有完成，其余部分都写于1949年11月到12月间。从胡风日记可以知道，这首长达4600行的组诗他在11月6日落笔时并不叫《时间开始了》，而是叫《时间到了》。11月10日，他续写时依然叫《时间到了》。第二天，他在写完第一乐章《欢乐颂》时，才改名为《时间开始了》。12日，他抄改完《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17日，虽然“痔疮剧痛”，但他说：……两个月来，心里面的一股音乐，发出了最强音，达到了甜美的高峰。
肖邦啊，肖邦啊，我向你顶礼！
格拉齐亚啊，你永生在我心里！＇1＇这也正是胡风“躬逢盛典”的两个月，《时间开始了》就是他内心的音乐，是他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唱出的真诚赞歌，也是他一生“甜美的高峰”。11月20日，“马凡陀来，送来今天《人民日报》，《欢乐颂》发表”。＇2＇《欢乐颂》也可以说是《毛泽东颂》，五十五年之后，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胡风当年的“音乐”吧——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你微微俯着身躯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声惊雷……＇3＇其实，《欢乐颂》歌唱的不是1949年10月1日的那一幕，而是7月1日晚上，毛泽东出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的三万人大会上时的情景。当时全场欢声雷动，如同一片欢乐的海洋的场面，作为第一届文代会的代表，胡风也在现场，亲身体会到了平生最大最强烈的“欢乐”。他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四时吃饭后，到中南海齐集，到体育场，参加三万人的庆祝中共二十八周年的大会。暴风雨来了，全场不动，暴风雨过后庆祝会开始。中途毛泽东主席来到，全场欢动。近十二时散会。”＇4＇
《欢乐颂》“惊住了一切人”
《欢乐颂》面世不久就被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的《十月》杂志上，而且当年12月30日就出版了单行本，“惊住了一切人”。＇5＇《欢乐颂》在文学圈和朋友中的反响，胡风日记中也时有透露。
11月20日，“下午，谢韬来，谈《欢乐颂》，四时左右去。”21日，“上午，《北平儿童》汤小微来……并谈到《欢乐颂》”。＇6＇23日，“得王亚平信，谈到《欢乐颂》”。25日，“电话中知道，盛家伦要把《欢乐颂》写成一个交响乐”。＇7＇26日，“得鲁藜、芦甸信，谈到《欢乐颂》。得M信，她读到《欢乐颂》”。＇8＇12月3日，“下午，鲁煤来，谈到《欢乐颂》。……夜，戈金来，谈到《欢乐颂》”。＇9＇5日，“鲁藜从天津来，谈到《欢乐颂》等，一道出街吃面。……得侯唯动信，谈到《欢乐颂》”。＇10＇8日，“……得柏山信，谈到《欢乐颂》”。＇11＇11日，“校改《欢乐颂》，何英来取去付印。……M转来绿原信，谈到《欢乐颂》。……得葛一虹信，想印《欢乐颂》”。＇12＇15日，“王朝闻来，设计《时间开始了》分册封面”。17日，“海燕顾君送来《欢乐颂》校样，校过”。＇13＇18日，“下午，牛汉来，谈到《欢乐颂》。…… 在萧三汽车上，他谈到《欢乐颂》”。＇14＇
此外他还听说“臧诗人碧小说家都叫了好的”，＇15＇“臧诗人”即臧克家，“碧小说家”就是碧野。
11月16日，在完成第一乐章不久，胡风开始继续写《时间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