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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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时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上海家不搬，且看一星期，再至台湾旅行一次。”
　　第二天，他即确定自己的计划：“（一）家不搬仍住上海。（二）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三）时局不好仍回香港。（四）时局好回上海。（五）香港房子要准备。”＇8＇在和香港的同行一席谈之后，他说：“我觉得反共唯有蒋先生，报载约上海钱新之、杜月笙讨论时局。毛泽东来，恐怕不见得安定。有人说毛欠俄债太深，如东三省一百五十万人所用军火，通归中共使用，则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觉共内部必有分裂之情势。故香港仍为本行重要之中心。”　
　
　
对共产党心存疑虑
　
　　易代之际，作为金融巨头，陈光甫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以至于存有偏见和误解自不待言，他几乎一直对共产党没有停止过忧虑。12月7日，看见香港道路的整齐、街市的繁荣，他感叹：“四十年以来，内战不歇，人人为私，致造成今日之局面。今后下去，政治经济另走一条路，此路乃为人民所过不惯者也。然事逼处此，有何另外法子也。寄语现在旅居国外友人，此时不必作归计。太平局面，只有英美二国有，自由亦只其有，人生在世，不必另有所求矣。”＇9＇　12月12日，他想起宁汉分裂之时，“汉口共党政府主动，组织各业工会，清算斗争，颇有令人难以终日之苦。共党号称为人民解放军，先从工人主政入手，即从银行方面，首先驱逐经理，由工役组织委员会，开始清算。其时，我是在上海好，还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夫，我颇难欣赏，故还是不看见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觉幼稚”。＇10＇　他甚至设想了12条具体“做法”，认为共产党按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把生产搞好。
　　12月16日，北平已易手，局势发生变化，他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冀朝鼎那里听说：“共党对英国人颇好，取得政权后，必许其做生意，因英国人肯合作，对美国呆板一点。”
　　“细察现在局势，共军必取得政权，最后归宿必用马克思主义。我年纪已老，应当退休，不问行事，返上海为一最短时期，不可站下去，站下去有种种不对。对方来谈，是否不与他谈，且来者皆系投机分子，廿年以来，看见很多。”
　　“比较无共党势力地方为香港，可以当作昔日之租界。迁居此地，一如前清官员往青岛一样，久而久之，他们忘记我们了。且此地尚有朋友，可以与美国通信，看看报，读读书，有相当自由，此为最宝贵之精神食粮也。”＇11＇两天后（12月18日），他继续写道：“若云中国共产党并非受俄国人主持，或云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乃是自欺欺人之语。无论他们及其党徒或一般小政客及投机分子如何说法（有人相信为真，且有外国人相信），我们不能相信。”＇12＇12月27日，在回上海的船上，他有这样的思考：“香港报纸常载共党议论，云现下与苏联斗争政策不同，采用民主经济政策，许私人企业，并与外人通商。此乃共党深知推行社会主义，非有一相当时期不可。……吾人可因此推论到聪明而切实计划之共党或社会主义者，当非轻狂之徒，处心积虑为人民谋幸福，决不肯轻举妄动。”＇13＇一年后，局势早已发生巨变。1949年12月5日，陈光甫从报纸上看到大陆新政权公布的明年度预算，军费支出的庞大引发了他的感想：“总支出中，军费占38。8％，据估计约养军至少五百万人，而国民党之在台湾及海南各地者，闻尚有军队一百余万人，军队如此之多，自足影响于经济建设。”他忆及清末，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不过二十多万人，辛亥革命后扩充军队，各军阀“皆欲拥兵自卫，以致民穷财尽”。“吾国殊无此力量养六百余万军队，推测明年复员，最多保留二百五十万军队，方能使我国逐渐建设。”＇14＇　
　
　
对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
　
　　对国民党，打过二十多年交道的陈光甫也有着相当矛盾的心态。1948年12月2日，他在香港医院检查身体，与英国看护妇谈英国生活情形之后感叹说：“生活艰苦，过惯了亦不觉得。我们日子太舒服，贫富不均，以致社会不安。英国医药费、教育费，均由政府供给。英国人对于政府，亦不吹毛求疵。他们亦有其享乐的地方，看报读书，料理田园，爱家，爱地方，不似中国一天到晚怨恨政府，故中国事难办。然而他们皆是有固定职业者，否则牢骚比我们还要大而多，革命还要快。我们今日之处境，正是革无能政府之命，要求改善，要求生活。”＇15＇12月5日，在谈及香港的“富力雄厚”时，他认为是“英人政策宽大”、“居民运用天才而成”，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近年处处消灭人民的创造力，私人企业不发达”。＇16＇12月14日的日记中，可见出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方方面面都表示出不满。
　　各地有省政府、市政府之政治单位，纸片上画得分明，奈看来是：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
　　政治上：赏罚不公、纲纪不明、责任不清。
　　社会上：人民无自信心、工商业废弛、教育破产、一片凄凉景象。
　　管理外汇，愈管而资金愈逃避，醉心管理者如徐柏园辈，死也不明白。外国人如Rogers辈总以为法子不错，人不行，不知中国政治不行，说管理正好帮助政府中人方便。但他们不承认，因中心欣赏之故，好比唱戏人总想唱一出好戏，不知政治经济环境，死硬的做，弄得百姓鸡犬不安，可怕的学说！＇17＇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北伐时期，他和其他上海的金融巨头曾以财力支持过蒋介石。所以1949年4月21日，谷正纲等从溪口回到上海，通过杜月笙邀请他和钱新之等座谈，带来了蒋的话。“北伐时上海这班人帮他的忙，如今重新表示感谢；今后如北伐时一样，还要希望我们这群人（颜骏人、钱新之、我等）帮他的忙。如今和谈决裂，共产党对内无Principle（原则），对外要走亲苏的路线，与过去外交中立，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决心破坏20年来国民党的政绩，而所提的条件直似无条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只有继续作战。”谷并提出了“拼命保命，破产保产”的口号，然而时移势异，一切都变了。那天，情绪不好的陈光甫一声不吭，他说自己如果说话也不会好听，这一心迹在日记中袒露无遗。
　　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18＇这最后一句话大概可以算是他对自己曾支持过的国民党政权的盖棺定论吧。在上海解放前的一个月，他已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一切，默默地告别了大陆。6月底，蒋派洪兰友带着亲笔信到香港“慰问”像他那样的资本家，7月2日，还由杜月笙出面宴请他们，洪在致辞中说了一番蒋与李意见“已趋一致，颇为融洽”，“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必将发生，是以政府可得最后胜利”等空话，陈光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了很长一段话。
　　政府向来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来一次，未免难受。洪述各点，皆不符于实情，蒋、李（宗仁）两人之间隔阂甚深，当竞选副总统时，蒋自居于家长身份，属意孙科，而李竞选成功，蒋极不满，从此即不融洽。蒋退位后，李出任代，毫无实权，蒋仍暗中指挥……退位者仍握权不放，使当政者莫能展布，实谈不上转好现象。＇19＇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他询问正在香港的美国华侨领袖李国钦，李说，纽约的看法是近20年间或不致发生。陈由此感到这只是国民党人的幻想罢了。想起此前1948年9月，南京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收购金银和外币，蒋曾经发表谈话痛骂上海金融、工商界“只知自私，不爱国家”，对那次“辞令严厉，有若疯狂”、“令人难堪，亦令人不解”的谈话，他记忆深刻，如今蒋又派人“慰问”来了，他说：此皆出于蒋一时之冲动。蒋于国事，无论懂与不懂，一切必须亲为裁决，不旁谘博询，不虚心下问，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20＇当然，他再也不会像北伐时期那样支持蒋介石了。　
　
　
不当李宗仁首选的和谈代表
　
　　1949年初，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陈光甫已经为自己和家人设计了一个应急计划，必要时准备和妻子出走香港，并在那里安家，然后到新加坡、曼谷、仰光、菲律宾、美国等地旅行，他已经申请了护照，并设法取得去马尼拉的签证。就在这时，南京政权发生变化，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一上台，就急切地谋求与胜券在握的共产党和谈，其中一个举措就是邀请几位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名流，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敲门”，试图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敲开和平之门，陈也是李宗仁首选的对象之一。
　　1月24日，李派代表刘仲容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面见陈，结果刘刚到上海，就被紧急召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钊转交。1月29日是传统的春节，1月30日，李再次派亲信甘介侯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动员陈。1月31日，李亲自来到上海，当天上午在中国银行召见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等二十多位各界社会名流，晚上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说已推出无党派社会领袖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遹等五人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实际上陈、冷两人压根还没同意，颜惠庆2月1日的日记中说：“李代总统似乎急于让我们马上启程。可是，代表团的两名成员出于个人的原因，好像尚未决定接受总统的提名。”＇21＇　2月3日的日记中点明是陈光甫、冷遹。陈光甫自己的日记中对此更有详细记载。
　　当夏历新年之际，代总统李宗仁要求我参加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目的是寻求和平，但并不需要共产党人谈判和平条件。更确切地说，其主要任务是使在北平的共产党领导人认识人民的苦难以及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代表团不代表官方，它将为政府的正式代表团与赤色分子的谈判铺平道路。
　　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
　　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是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时，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22＇
　　李宗仁召见他们之后一起吃午餐，饭后李继续与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梅贻琦、冷遹、张嘉敖和陈光甫等少数人座谈，李说，计划中的代表团是“和平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证明他对于和平的诚意与渴望，从而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个使团可以称为“敲门使团”，并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他表明，虽然没有蒋介石，华盛顿仍将支持南京政府。李的这番话引起了陈光甫的注意，他感到李千方百计动员和平代表团北上，眼光却落在华盛顿，是要争取美国的财政援助。所以他才那么在乎陈光甫。
　　与美国保持长期友好关系，受到美国重视的陈光甫当然欣赏李的立场，没有美国的援助，上海的商业，包括他本人的银行在内早就破产了。他想，和平代表团如果能促进和平，导致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产生，那是最好的结局。如果不成功，至少也会赢得美国的同情与援助。因此，去还是不去，他有所动心，有点犹豫了。
　　经过再三慎重考虑，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这个代表团。2月3日，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惟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事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厕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借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23＇　同时他希望吴忠信去南京为他解释一下。
　　由于他的拒绝，冷遹又因江苏省议会即将开幕而不能去，“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人选发生变化，2月6日宣布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及沪江大学校长凌宪初、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等六人组成。但李宗仁很快从北平方面获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飞到上海，一是再次动员陈，同时讨论上海的经济问题。一到上海，李即在黄绍竑寓所召见了陈光甫、钱新之、张公权等上海资本家并一起吃午饭。陈光甫在日记中说：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24＇
　　当天下午，陈光甫到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些什么。甘介侯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不去北平的决定，他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问为什么，他说：赤色分子宣称，如果代表团希望参观北平，不准备讨论和平条件的话，他们愿意接待。他不喜欢共产党的这种广播。章士钊将他拉到另一房间，说自己收到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渴望他参加代表团。他再次说明：上海财政形势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无非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这一步，眼前已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只有依靠美国的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过去两年，我们大概得到15亿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国才得以存在。由于赤色分子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无非想象，我如何能与他们谈话，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我与共产党人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他还对章说，如果共产党人对我上述仅仅是纲要性的阐述有兴趣，可以给我一个电报，我将去北平。＇25＇　
　
　
出于个人考虑也受朋友圈影响
　
　　2月13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四人组成的和平代表团终于成行。第二天，陈在日记里又一次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他说两个星期前，在得知组织代表团的提议时，他的反应是一半愿去，一半不愿去，甚至可以说略微倾向于去。最后之所以决定不去虽然主要出于个人考虑，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响。一位姓文的将军说：“和平难以实现，代表团的工作注定没有结果。如果随代表团前去，将可能遭到共产党人的攻击。”胡适也劝他不要去，除了颜惠庆可能是个例外，其他人都不是重要人物，和他们一起去不得，代表团将不会有任何收获。叶公超时为外交部次长，听到他拒绝去北平后很高兴，说不要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在中国，政治将长期混乱。他代表着两家成功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