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纪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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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结束后，三自革新会筹委会立即开展控诉运动，揭批各地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多位教会领袖控诉了他们过去最亲密的同工。除教会团体外，控诉运动也波及所有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会出版机构和其它附属事业的单位。这场控诉运动之后，牧师的讲道稿事先要经过审查，讲道附会政治运动，味同嚼蜡，各地信徒反映三自革新是“革掉信仰”。
1952年4月，倪柝声在前往东北领会的途中，被公安局拘捕。因倪柝声被捕，本已参加三自的各地聚会处纷纷退出三自会。
1952年，在台湾的传教士开始对学生的传教工作。在台南，有海外基督使团传教士邓师母（Mrs。　Gordon　Dunn）开设了大学生的英文查经班；在台北，有安笃思（Egbert　Andrews）在大学生中做个人传道的工作；在台中，韩宝琏（Pauline　Hamilton）等成立了大学生团契　。
1952年，内地会易名为“海外基督使团”（China　Inland　Mission/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在海外继续为主作工。1953年，内地会的最后两名传教士离开中国大陆。
1953年，耶稣家庭的创始人敬奠瀛身陷囹圄。1957年秋，在西安病逝。
1954年，基督教三自革新会筹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成立正式的全国性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　国运动委员会”。早已名存实亡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次年正式结束。“三自革新”改称为“三自爱国”，以示不干涉宗教信仰。但有一些自立教会游离于三自爱国会之外，如北京的自立教会，负责人是王明道；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小群”教会），负责人是倪柝声；耶稣家庭，负责人是敬奠瀛。1955年10月，凡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被禁止。
1954年9月，三自会举行批判王明道的控诉会。控诉会后，北京的基督徒学生和信徒们发动了“反对逼迫王明道运动”；该运动迅速蔓延，从北京起，天津、上海及全国各地都闻悉王明道遭控诉的事。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从信仰的立场对三自运动作出批评，指出该运动不合圣经之处。他分析三自运动所发表的言论，认为这是“不信派”的杰作。文章发表后，立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些曾参加三自会的也退了出来。
1955年8月7日，王明道作最后一次讲道《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并分送《我们是为了信仰》的小册子，当夜被捕。9月14日晚，广州大马站基督会堂遭查封。林献羔、王国显、张耀　生等被冠以“王明道分子”而被捕。
1956年9月底，王明道在签署了悔改书《我的检讨》之后出狱。获释后的王明道陷入矛盾混乱状态，自觉背离了主的教导，不能再讲道。
1956年，倪柝声被控诉，4月被判刑15年。
1957年春，第一次台湾北部大专学生联合布道会在国际学舍举行，为期一周，各校的师生踊跃参与，座无虚席。会后，各校的团契活动正式开始﹕台大有了查经小组，师大有了晨祷会，政大、工专、家专、医专等也有了定期的聚会。“校园团契”应运而生，并有了第一位全职同工。校园团契是本色化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团契，不接受任何国外团体的经济援助，单单仰望神的供应。为了使大专的福音工作更有基础，校园团契也把工作面扩展到中学生身上。
1957年10月，《使者》杂志在北美创刊。50年代初，由于美国放宽对华人移民和留学的限制，华人留学生的人数与日俱增，其中不少是基督徒。北美各校园中的查经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为了使散居各地的华人基督徒学生能彼此联络、分享心得，也为了向华人留学生传福音的需要，《使者》杂志诞生了。《使者》的撰稿人大多是华人留学生或专业人士，它是他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园地。
1958年4月，王明道和夫人刘景文再度入狱。此次是因他们夫妇主动到公安局，指出悔改书并不代表他的信仰立场。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妻被判刑18年。5月，一度获释的林献羔第二次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当年受王明道施洗，1946年在北京开设“福音堂”的袁相忱，也在同一时期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

20世纪60年代
60年代初，中国的一些省份出现了基督教的复兴。从普通信徒中产生了一批非职业的游走传道人，在乡村四处传扬神的福音。城市教会信徒压力也相对减轻。
1961年，台湾的校园团？一步发展，各处的英文查经班改为基督徒团契，联合的团契分为各校团契。校园团契把重点放在小组查经上，始终坚持不懈，用归纳法查经，找原则，许多人因此信主，信徒更因此得造就。一位国际学生团契的同工对校园团契留下这样的临别感言﹕“我求神让台湾的基督徒学生能渐渐将强烈的、以圣经为中心的布道精神和现代知识化为一体，不要让我们从避免用头脑敬拜的错误，进入完全藐视头脑的错误中，更不要让我们把在教会所领受的，和教室里所学的，整个分开”。
1961年，中国信徒布道会在美国底特律市成立。中信是一个不分宗派的华人信心差会，目的是联合北美教会的力量，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全世界的华人。其刊物《中信》月刊、《传》和《挑战者》（英文）起到了文字差传的作用。1979年，中信差派第一对宣教士到中美洲巴拿马华人中工作，同时开始了暑期福音队（短宣）活动。90年代，中美洲及东南亚各国已有中信宣教士的足迹。中信对中国大陆有每周九次的福音及造就性的广播。
1963年，大陆主要报刊，如《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开始进行“宗教大辩论”。辩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包括宗教的定义、宗教自由的范围、宗教政策的执行等。辩论双方分别代表宗教政策上的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的牙含章力主宗教在唯物史观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一段时日，便会自行消亡，因此无需采取激进手段促其消亡；激进派的游让、刘俊望力主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因而要进行斗争，促其消亡。辩论持续到1965年。
1964年，在15年默默播种之后，远东广播公司收到第一封大陆听众来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每月能收到6…8封大陆听众来信。
1965年，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在日渐繁荣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因物质上的满足而安于宴乐与现状　，忽视了心灵上的需要，不仅吸收信徒困难，连原本为信徒的，也有冷淡退后的。台湾教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经过15年的发展，教会事工已由开荒转入牧养，而教牧人员牧养经验的缺乏造成教会发展的停顿；二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乡村教会的信徒移往城市，但与城市教会不能很快产生认同感，造成一定程度的流失。这一现象在70年代末才有改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基督教也在被打倒之列。十年动乱，整个中华民　族都处在苦难之中；信徒们为了主的缘故，更多了一层试炼。8月24日，红卫兵冲击并封闭了上海所有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毁损堂产，烧毁大量宗教文献。上海全市进行彻夜大抄家，数以万计的教徒家庭被红卫兵强行闯入，劫掠财物，焚毁书刊，连英文打字机也被认为是情报工具。从这一天起，上海所有教堂被禁止礼拜。当时在上海市委当权、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得意地宣称﹕“我们在一夜之间消灭了上海的所有宗教，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反动文化堡垒。”这场风暴席卷了全大陆，所有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信徒遭受逼迫，许多信徒殉难，他们的家属和子女被视为“贱”，备受歧视和虐待。三自领导的教堂也遭关闭。但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清除了文化偶像，最终也导致了政治偶像的破灭，为将来的大复兴预备了人心。
1966年，苏恩佩参加台湾校园团契的文字事工。1968年的《校园团契》从“学生园地”提升为“现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见证”，加强知性、理性、神学、历史的探索层面。1969年，杂志改名为《校园》。
1968年3月，“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在台北成立。福音东来，中国教会一直受惠于外国差会，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勉励华人基督徒效法当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向海外不同文化的民族传福音。1970年起，中华海外宣道协会陆续差派宣教士到法国、琉球、印度尼西亚及泰国为主作工。

20世纪70年代
1970年1月至3月，唐崇荣来台湾中部、南部举行培灵、布道会。三月初在台北举行“北部大专联合布道会”，全场的青年学子深受震撼。台湾掀起了全职服事的热潮，不到两个月，从南到北，有上百位大专基督徒献身于全职事奉。
1970年，中华福音神学院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不分宗派的神学院。这标志着台湾地区的教会进入了一个新的进步阶段，自60年代初台湾教会出现的衰退现象开始缓慢改变。
1971年，北京重开米市街教堂，供来华访问的外宾使用。米市街教堂以外的大陆所有教堂仍然关闭。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信徒却以家庭聚会的方式，秘密聚会崇拜，日后蔚为大观的“家庭教会”出现了。家庭教会是一种独特的教会模式，在使徒时代即有先例，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信徒为了就近聚会也有在家中聚会的，五十年代初不肯加入三自的信徒即在家中聚会。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家庭教会虽然弱小，但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她的形成本身就是信仰伟力的明证，也表明基督教并不是西方独有的产品，也可以是中国本色化的生命之道。她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中最经得起考验的一代神的儿女。
1972年6月，倪柝声在劳改营中逝世。他的“属灵神学”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是自成一家的本色神学。他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并不是信条、传统、礼仪或制度，乃是一种属灵的实际。他所领导的“地方教会”运动，是中国教会里一个非常独特的模式。他也非常强调信徒的训练及传福音的工作，这是地方教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73年，《宇宙光》在台湾创刊出版。宇宙光传播中心的工作是文字传道，旨在建立基督教与中　国文化之间的对话，将耶稣基督救恩的普世性实现在中国文化的特殊环境中。20余年来，宇宙光主办基督教与中国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出版基督教与中国历史的专著，文化社会思想丛书以及传记回忆录等。
1974年，远东广播公司25万瓦特功率的益友电台投入使用，向神州大地传福音，至今成为听众来信反应最热烈的电台。1979年1月，收大陆来信58封，超过1978年的收信总数。同年3月13日一天内收到312封大陆来信。10月，收到第一封西藏来信。至此，远东广播公司收到了中国各省的听众来信。1985年起，推出“农村圣经学院”训练节目，共3年课程　，训练教牧领袖。1995年，收到21631封大陆来信，创开播以来收信最高记录。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邓小平复出，推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运动。此　后，宗教政策趋向“温和”路线，宗教事务局着手处理有关基督教会的问题，“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严厉的宗教政策有了松动，三自教堂恢复活动。此后开始一连串的改革运动。家庭教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1976年，第一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在香港举行。会后，成立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World　Evangelism　…　CCCOWE），由此而兴起世界华人福音运动（简　称“华福运动”）。“华福运动”不是华人教会联合会，而是一个众教会所承认的、代表世界华人教会的一个合一运动。20多年来，它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已进入亚、澳、非、欧、北美、中美、南美各地共49区为主作工。在北美华福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极有意义的事工，如华人基督徒医药宣教团、亚洲代祷团契、世界华人福音联合会、北美华人福音团契等的工作。
1977年12月，由黄永熙博士重编的《普天颂赞》修正本第一版由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　，出版《普天颂赞》中英对照本，为世界各地许多华人教会采用。
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青年出现信仰危机，不再愿意接受阶级分析的狭隘之见，也不再盲目排外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之下，人们坦诚地承认落后的现状，对全人类所创造的文明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热情。基督教的民间复兴，正好响应了这一信仰危机。信徒们广传福音，在城市和乡村，越来越多的人归向主，以至于本世纪末中国大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奇观。海峡对岸的台湾教会的发展，也由停滞转入缓慢复苏，信徒人数增加，原因是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后遗症，使人认识到金钱物质的丰富并不能带来心灵上的满足与平安，人们转而追寻人生的信仰。
1978年，“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在香港成立，这是中国福音会最早的事工，研究大陆的宗教政策和教会发展。1983年，中国福音会为大陆家庭教会制作“空中神学”录音带，作为训练教材，并差派培训队到中国大陆进行教会工人的培训。
1979年，天津、上海、杭州、福州、漳州、厦门、广州、？，恢复礼拜，教堂聚会堂堂满座。同时，在乡村和城市的家庭教会更加蓬勃地发展，活动最盛处有浙江的萧山、温州，山东的青岛，以及福建、安徽、河南等省，家庭教会的信徒估计有四百万之众。城市的家庭教会有完善的教会组织与定期的礼拜，并从海外得到大批圣经、诗歌、培灵书籍，聚会内容更为丰富。但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受到三自教会的压力，因为家庭教会拒绝参加三自。乡村的家庭教会通常利用市集之日，或星期日来聚会，有时改在晚上举行；比较大的乡村家庭教会，人数达四、五百人，陕西省有一间教会人数多达一千人。乡村教会来自三自会的压力较城市要小，但普遍缺乏教牧人员，圣经也缺乏，有教导不足之虞。
1979年7月，台湾校园团契举办第一届青年宣道大会；1982年7月，第二届青年宣道大会举行，许多人奉献全职传道。

20世纪80年代
1980年1月，80高龄的王明道获释出狱，抵达上海与妻儿团聚。在困居监牢的许多年中，他仍凭良好的记忆力唱诗读经，神让他属灵的生命更加丰盛，使他的软弱变为刚强，使他的失败变为胜利，如鹰展翅上腾。1979年6月，被释放的林献羔回到广州，被剥夺公民权5年，9月在大　马站重新举行聚会。
1979年12月，袁相忱被假释回到北京，被剥夺公民权10年。因那些走十　字架道路，对主至死忠心的传道人，华夏大地上神的福音结实累累。
1980年2月，三自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丁光训任主席。会议决定重印圣经，复刊三自机关刊物《天风》杂志，并决定南京金陵神学院复校。会议结束后，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告全国主内弟兄姐？。
1980年5月，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成立。
1980年10月，在南京召开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会议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三自爱国会成为并行的机关；前者主要活动为对外宣传。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176人，包括来自25个省　、市、自治区及5个少数民族的教会代表，唯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