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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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衰规律和省察社会发展趋向的意义。
　　　晚明社会，一般是指嘉靖末年、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王朝，为时不足一百年，其中又以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朝最令人瞩目。它不仅占有一半的时序，而且活动在其间的农民起义，规模不大、次数不多、时间不长，地区也都局限在江淮、河北、山东一带，有的还耽于教派的内部斗争，不足以构成对明王朝的威胁。城市民变迭起，但没有联合的趋势，更没有扩散到农村。就其全国全面的形势来说，阶级斗争尚未越出相对缓和的时期。然而有识者却惊呼“天崩地陷”，更有甚者，清代人评价明史：“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云。这种敏感又并非一时的感叹，乃是出自深刻的社会观察。一般说来，农民起义并能颠覆旧王朝，必须具备下层民众不愿照旧生活，上层不能照旧统治的两个条件，但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从万历朝来看，农村的动乱，尚未从根本上危及王朝的统治格局，社会却面临深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危机，是执政的危机，它较之农民起义的风暴先期来临而一发不可收拾。
　　作为执政危机的诸种表现，如吏治腐败，宫廷内乱，财政枯竭，军备荒怠等等自不待言，明末较之汉、唐、宋的末世，为患更烈，然而晚明更有他姓王朝所罕见的种种危象。这些现象充分反映，既有的统治秩序已不可自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标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已经沉疴临绝，历史必须要作出重新的选择。
　　
　　
　　
　　统治机构自行解体的趋向
　　晚明数代皇帝不理朝政。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穆宗即位三年也不向大臣发一句话；神宗从万历十七年后三十年只因梃击案召见群臣一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把一切政事置之脑后，深居内宫，寻欢作乐。万历以后的几代皇帝，光宗短命，即位不足一年即撒手而去；熹宗不像他父辈沉湎酒色，可是个出名的糊涂虫，他嗜好木工，整天弄斧，作出的玩具器皿，玲珑剔透，可对政事一窍不通，一切都依赖宦官魏忠贤和乳母客氏，连他的妻妾遭人毒手也不暇顾，不论是治国还是理家已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毅宗在农民大起义前夕临朝，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出自藩王人嗣的身分，使他尚能面对现实，想望治平，但是大厦将倾，积习难返，纵有治国之志，也无回天之力，而末世君主的骄横猜疑，他也无所不备。极度专制的封建社会结构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的起码能耐，再也无能驾御庞大的国家机器。
　　晚明社会的百年之中，累计有有半个多世纪的皇帝不理国政。泱泱大国的首脑形同虚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相应而生，万历王朝更为突出。
　　皇帝不上朝，大臣和他见不着面，上了奏疏也不看，临到大臣辞职都没法辞，于是按惯例送上一封辞呈，也不管准不准，弃官回家。有的大臣离职之后皇帝也不知道，知道了既不挽留也不责怪，官缺了也不调补。左都御史詹沂、户部尚书赵世卿、李廷机等中央大员就这样自行卸任。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朱赓也一度闭门而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竟然空无一人。地方官员更是这样擅离职守，有的衙门长达十多年无人负责。缺官情况愈来愈加严重。万历二十八年中央两京缺少的官员，根据《明通鉴》的统计：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地方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时隔五六年，九卿强半虚悬，甚至阉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明通鉴》卷七十三），到万历四十年中央六部尚书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涣，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没有专人负责。都察院八年没有正官，按规定给事中要有五十人，御史一百一十人，在职的只剩下九人，仅占编制的十七分之一。当官的跑了，下级也就不上班，有的衙门索性锁上大门。吏部、兵部因无人签证盖印，致使上京候选的数千名文武候补官员不能赴任，有的久困京城旅舍，穷愁潦倒，不得已在途中拦道号哭，攀住首辅的轿子苦苦哀求。边防军请发军饷，无人签发，多年不进行军事操练。地方遇有盗匪，互相隐匿。各地解银，无人受理。边疆民族进京朝贡，无人接待。文渊阁大印被盗，杳无踪迹。太仓库失窃，宫廷值班金牌丢失多年，无人发觉。刑部长年不审案，犯人无人问断。万历四十五年监犯家属百余人跪哭在长安门外，要求断狱，震动京师，成为旷古奇闻。
　　一些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不断上疏，痛陈时弊，南京御史孙居相说：“今内自宰执，外至郡守县令，无一人得尽其职。政事日废，治道日乖，天变人怨，究且瓦解土崩。”（《明史·孙居相传》）首辅叶向高目睹时政之败坏，愤而辞职，他说：“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又说：“臣进退不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对此他断然发出警告：“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在庙堂之上也。”（《明史·叶向高传》）
　　官员不理公务，却奔竞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吏部选用地方官，因为竞相请托，相持不下，不得已由抽签定夺，时人讥笑吏部成为“签部”。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各有自己的羽翼，互相攻击和报复。隆庆前后短短几年，发生在内阁的斗争，此起彼伏，徐阶攻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刚刚击败李春芳，又被张居正轰跑。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为了一件小事，闹得不可开交，一吵就是数十年。轰动一时的宫廷三大案，成为朋党倾轧的焦点，愈演愈烈，直至明朝灭亡。官员贪脏枉法不胜枚举。官僚机构分崩离析，正如继叶向高后就任首辅的方从哲所说，国家机构已经到了“职业尽失，上下解体”（《明史·方从哲传》）的地步。所以《明通鉴》对万历中叶以后的朝政作了这样的评价：“（神宗）中晚以后，庶务日以隳废，堂廉日以睽隔，党援门户之习，嚣然不靖，明代纲纪之弛，未有过于神宗朝者。”
　　封建王朝的集权政治，依靠统一的官僚机构实现社会统治的职能，即使皇帝不理政，官僚机构若能正常运转，也不至于解体。嘉靖中叶以后世宗不临朝，政事荒怠，但与神宗朝相比，职能尚未丧失，所以经过隆庆年间徐阶的革除弊政，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政事又有所振作。万历中叶以后则不然，朋党之祸固然对吏治有败坏，更重要的是皇帝公然与国库争利，严重践踏了地方官府。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神宗派出宦官作为特派税使到各城镇监矿征税，踢开地方官员，另行组织中使衙门，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帝的私囊。这些税使派到哪里，就在哪里纠集地痞流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激发多起民变，也激起地方官员的反抗。税使自恃有皇帝的特谕，冲击官府，拷打官吏，凌逼大臣。神宗不理朝政，却对宦官的密报“百言百听，如提如携”，（《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卷三）受迫害、被削职的大小官员不计其数，这飞来的横祸使得“满朝臣子益惊怖而叹息矣！”（《敬事草》卷五）首辅沈一贯抨击委派税使的行为“徒亵朝命辱国体’’（《敬事草》卷四），户部尚书赵世卿认为，这是造成旷官不补的重要原因，他说：“识微之士且曰：‘矿税未罢，则庶官未必补也。’何也？天下之监司方面皆欲庇民者也。皇上方任貂挡以渔民，而肯使庇民者翩翩布列乎？是废官之不补也，矿税之一念横之也。”（《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户部卷三）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本是封建王朝法定的统治系统，也是皇帝赖以建树威权的主要支柱。官员是朝廷的命官，依据国法执行管理社会的职能。他们的职权要受到朝廷的保护，这是统治者长远利益的体现，任何君主不管怎样为所欲为，在客观上不能不受到此种利益的限制。神宗的倒行逆施，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激烈的党争又导致官僚集团的严重分裂，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神宗这样无限制地扩张贪欲和不受抑制的权力，是皇权至上的产物，这是封建专制政体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表现在这种瘫痪的局势不是来自敌对阶级的冲击，而是来自统治最高层的自行败坏和内部火拚，这反映统治阶级中已没有一个能人或集团来缓解统治危机，王朝失去自我调节的功能，再也无力抗御内忧外患，只能沿着瓦解的趋势走向灭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世纪末万历王朝的后期，朝野上下，掀起一股骂皇帝的“非君”思潮。大臣连篇累牍地指责君主的过失，毫不掩饰地揭露当朝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假装生病，“借此自掩”，“禁城之内，不乐有君，，’等等。官僚士大夫甚至以“逆鳞”为荣，留中奏疏不下百多件。不仅如此，上朝时不守朝仪，高声喧哗，随地吐痰，连乞丐也混在午朝门外，在百官朝拜中擦肩而过。法纪废弛，皇帝、官府无可奈何，监狱甚至长出青草。皇帝本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最高政治表现，皇帝的失控与权威下跌，是皇权没落的朕兆，极度专制的社会结构，从最高层开始出现溃裂，为明末政治伦理的启蒙打开了缺口。
　　理学的衰微和异化
　　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要义的理学，在宋代形成、发展，至明代成为社会的统
　　　　　　　　　　　　　　　　　　　　　　　　　　　　　治思想，受到人们的崇奉。明初是程朱理学的全盛时代，明太祖多次诏令学者士大夫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洪武二年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松下杂抄》卷下）明成祖时颁布《性理大全》作为权威典籍，不许任何人非议程朱学说，因此“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援；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朱彝尊《道传录序》）由此可见，程朱理学被明王朝奉为统治思想，独霸学坛，气势炙人。
　　然而，明中叶以后王学兴起，不仅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学界的局面，还大有取代程朱的趋势。首倡者王阳明发掘湮没已久的陆九渊学说，会通儒佛道三家的心性理论，提出良知说，重新确立心学体系，史称陆王心学。陆王心学的本义在弘扬存天理，灭人欲方面与程朱并无二致，但又补正程朱之学过分拘泥一事一物，而疏于人格修养的缺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恶，天理存于人心的见解，把善恶的标准、伦理道德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人心的灵觉。他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阳明全书·传习录》）
　　在王阳明看来，只要做到心中没有一丝人欲之私，即能洞见天理，得到天理，即是圣贤。克欲之道便是致圣之功，无人心不具有这种良知良能。这就把人们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追求，引向内心世界的磨练，而磨练又在于如何泯灭人生的各种欲望，从心灵深处自觉奉行纲常名教，使人格的完善与认识论、本体论融为一体。
　　这种学说把陆九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推到极端，心外根本没有事物的存在，更无天理可言，天理只存在心中，心中自有天理。王学力图最大限度地克制人欲，不得不极度推崇内省的功能，一旦把个人的自省抬到成圣成贤的高度，以致上通天理，达到神圣化的境界，在客观上就不能不引起冲击传统偶像的后果，动摇人们对孔孟程朱的信仰，这对长期受儒学禁锢的人心是一种释放。尤其是王学所标榜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命题，打破尊卑贤愚不可逾越的界限，倡导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不仅给士大夫大开眼界，也受到庶民百姓的欢迎。诚如东林钜子顾宪成所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拔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遂亡。”（《小心斋答记》卷三）
　　民众乐于接受某种学说，固然因为这种学说能代表自身需求的实际利益，还可能从中寄寓对未来世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按照自己的愿望解释、发展这种学说。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出自王学，又越出王学，走向民间，并以贴近民众的百姓日用之学作为学说的重点。王艮虽然也讲缚私欲，但强调：“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为失。”（《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这就是说，学术的传承要以是否符合百姓日用为准绳。据此他提出尊身（身体）知本，明哲保身的主张，提倡安身、保身、尊身，把身与道相提并论，反对以身殉道。他说：“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知道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舍己，不以已依于万物。”“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
　　王艮这样重视人身的价值，提高人的生存意义，这与理学灭人欲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这也反映他是王学蜕变的肇始者和创始人。王学传至颜山农、何心隐更对人生的合理欲望作了充分的肯定，把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作为践仁、明道的体现。何心隐公然背叛五伦之教，舍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义，独留朋友一伦，把没有血缘连结的师友作为人伦的首要关系，这对传统的宗法关系是一大挑战，有人斥之为“大奸”，也有誉之为“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大毁大誉引起轩然大波。对此顾宪成从私心利欲的角度作出中肯的分析说：“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李贽又进一步从哲理上论证了人必有私的“童心说”，官扬天下尽市道之交，至此王学已非未来面目，因而有“王学左派”的称谓。
　　王阳明以灭人欲的良知说传道授业，可他的再传弟子却鼓吹利、欲乃是人的本性。利和欲本是追求、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动力，正因为有这动力的驱动，人们才得以不断提高生活与生产水平。“王学左派”以明道、践仁，来论证“私”、“欲’’的合理性，为新的百姓日用之学奠定坚实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基础，百姓日用之学也得力于王学的“不轨弟子”，在晚明发扬光大，风靡天下。对这变迁，黄宗羲在《泰州学案》中作出这样的总结：“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豁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豁而渐失其传。……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像这样背叛名教自非王学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