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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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意志。导演和演员，无
论他们在戏里是如何魅力无穷，都不再能够支配和照管那些光影在我们心中刻画的痕迹。不同意义领域的边界日趋模糊；所有可能性的同时敞开既为叙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在消解了从前不容置疑的方向的同时带来新的问题。由画面、文字或者行为所触发的叙述，正如平行于生活的叙述，无论是抱持见证的决心、或者不过是旁观的记录，都可能背离原初的想象。使得人和文字无所适从的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即使美——姑且挪用这个包罗万象的词语来指代那些生活中和影片里无法言传的美好事物——依然具有点燃心中激情的强大功力，然而它既不能使我们获得拯救，也不能使我们获得解放。
对电影和故事的解读也因此失去约束。理解究竟有什么样的潜在力量支配着最终趋向无奈的命运，是在这——追问过程中最重要的意图。然而，重现在分析中的结构，很可能不再是影片中爱与恨交织的曲折和动荡。故事脉络被移植到文字空间里，在小心翼翼的缓存当中，相似性仍然在不断流失。那些相似性曾经并且仍然在联系着影片中的人群和看电影的人群，也正是这种相似性，将两部分人群加以间离。分析并不必然意味着参与，也不意味着对参与权限的弥补，各自命运的分野依旧割据着人们对他人命运的无能为力．种种情形之下，这种无能为力还将蔓延到我们自身。
也就是因为如此，对看电影所导致的这些文字记录进行一种易于传播的简单定义，成为困难而始终未能完成的工作。
关于这些文字或许还有其他缘由，比如在记录看电影的这一年里所听过的故事。其中一些甚至是在短信中断断续续讲出来的，比如某一天午夜，突如其来出现在手机上的文字，是有人说起在一篇平平淡淡的文章背后，谁把谁弄丢了的往事。这当然是很常见的事情，就像影片里的人生，我们在一生之中也总是要弄丢谁，或者被谁弄丢。不能肯定是否有人因为见证了往昔，要记取故事，日后呈现给全然不相关的他人。早已流逝的情绪无法准确地重现，不过是刹那间灵感的光辉，照耀那些一度流动不息的默契，成为人们之间的流言或是传奇。
当故事被转录成文字以后，在文字的辗转之间几乎可以无止境地凝望他人。那些简短闪现出来的词语，在午夜的静谧中独自熠熠生辉。其实并不确切地知道那些词语是什么意思，其中又潜藏了什么样的情绪，我们只是听凭直觉，驱赶这些文字去靠近某一些可能是特别的人。那是一种温柔的心情，尤其是当文字在他们周围无声无息地展开，而人们居然毫无觉察也不知回应的时候。
如果文字也余音袅袅，在慵懒的午后，一些柔美将令人眩昏。那些人，那些漂浮的太息般的目光，那些无法诉说的烦忧，那些桃花依旧人事全非的隐痛，那些恍然初见情如相识却又只待成为追忆的惘然。一度停留过的午后，蛙声沉落蝉声升起的午后，谁还在揣度，要就此别离，还是继续等待。
那些心中怀着无望爱情的朋友，那些说起或者没有说起的人和事。在这个夏天里复述电影里的故事，其实不过是想要呼应我们的倾听、呼应进行时态的情绪；倘若我们最终得以了解，一切爱情都不过是一些未完成的方案，和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类似，那么我的朋友和我自己，都有可能因此获得安慰o
（《未完成的爱情方案——新电影笔记系列》，刘宏著，即将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9．80元）
鸿儒作古硕德长存
■ 张小颐
摆在我面前有两本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张国辉先生的著作，一本是《张国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一本是《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清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张国辉集》是我做责编出版的。今年4月6日，忽接社科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林刚先生的电话，告知张国辉先生于4月4日清明节那天去世，虽然知道他老人家已八十二岁高龄，也知道他的身体欠佳，但我还是感到突然，非常难过。因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为了我自身学习中国近代史的需要，我曾多次拜访过他，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担纲人之一，他以谦和的风度，循循善诱的传授，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后来，他又一再要求我做他文集的责编。
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已达五十余年。他出生于一个还能供得起他读到大学的教师之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志立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虽历经战乱但矢志不移，1948年，他开始渔村经济的调查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了更好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毅然从工资待遇较高的上海来到北京，进入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工作。记得张先生说，那时生活还是很清苦的，工资比在上海低了十几元，他一方面要照顾自己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还要寄钱给温州老家。工作的劳累，营养的不足，使自己和夫人的身体都很受影响，后来他从事医务工作的夫人因患肾衰竭早他十几年而去。张先生曾告诉我，他从事经济史研究工作初期，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在大量地查阅、研究资料。为了言必有据，“文章不写一句空”，而努力掌握中外文历史文献和档案。例如，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把当时所能见到的《申报》内容全部查阅收集，并记下了大量笔记。即使这样，他说自己也不敢轻易下笔写文章，直到经过深入分析，广泛考察，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通过对大量史料爬梳考订后，才撰写了涉及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企业史、钱庄、票号等诸多方面的著作和论文。
从1961年开始，张国辉先生长期参与经济研究所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通史（1840~1949）的研究和撰写工作（该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10月和2001年10月出版了两卷）。在漫长的撰写过程中，本书主编和撰稿人均恪守严谨的治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写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信史来（选录于《张国辉集》中的12篇论文就是上述专题研究中的部分成果）。该书的重点主要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运营的状况；各篇则是分别采取区域性的“中观”和全国范围的“宏观”研究或“中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别进行的剖析。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方志、文集、中外报刊及中外学者学术专著，尽可能使论述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在中国近代经济史范围内，张国辉先生涉猎甚广，据我所知，他更侧重于金融史范畴的研究，特别是对近代中国的钱庄、票号研究卓有成果。但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作者论述广及近代轮船招商局、洋务企业、缫丝工业、煤矿、进出口贸易、钢铁、通讯等各个领域。如前述，仅收集、分析研究资料及文献、档案、报章杂志等，他就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的体系。他的每件个案研究，都有说服力地深刻剖析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代理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如在研究外国资本对中国洋务企业的贷款问题上，他以盛宣怀这位早期工业化的开拓人为典型，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实业贷款说到底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掠夺的一个组成部分；盛宣怀虽然周旋于中外权势之间，却只能是一个受外资的摆弄、束缚，甚至为了从中渔利而不惜出卖本国财政情报的买办；虽然他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功不可没，但也无法摆脱其半殖民地的、软弱的本质。
也许，张国辉先生并不热衷于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学说，但是他“探赜索隐”、‘拾遗补阙”的努力，足以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块奠基石。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国辉先生的第一部专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颇受读者欢迎，于1984年再版。在这部专著中，他通过对近代航运业、煤矿、金属矿、纺织业、电讯及铁路运输业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历程的研究，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的特殊性，兼及分析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中国资本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状况和特点。这本书与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聂宝璋先生的《唐廷枢研究》和《中国买办资本主义的发生》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初期先后出版，即成为社科出版社建社初始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张先生并不满足在这本专著上已取得的成就，一直关注近些年来，对于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企业研究状况的发展。一方面，他也批评那些并未广泛占有资料、未做深人系统考察的某些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对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分鼓吹；另一方面，他一直在搜集与本书各种论点有关的研究内容。他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更多资料的开掘和更深入的研究，他的某些观点肯定有过时和不完善之处。在一次与我的交谈中，他拿出了正在修订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一书，我惊讶地看到，在已经发黄的旧书的空白处，还有很多夹在书中的纸条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极其工整秀丽的钢笔字，这就是他新的研究成果！当时，我感动极了，老先生做学问真是太认真了！回到出版社后我与同事们商量，一定要给老先生再版这本书。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张先生治学严谨的一件事例。当他听说社科院要为老专家们出版“学者文选”，所里准备落实他的文集出版事宜时，他就将文集要采用的文章——有手稿，有复印件，做了系统的编排，并且详细地询问出书的规格体例，包括对注释要求，他说，我尽量事先搞好，可以减少你工作中的麻烦。
张先生并非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但他著书立说缜密、严谨，资料丰厚扎实。无论是他早年发表的论文《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还是他最后出版的《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本书被誉为“深刻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经济特点”，都很有分量，而且读来并不枯燥，充满了新鲜之感。年届八十，他依然笔耕不辍，晚年撰写的论文《晚清财政与咸丰朝的通货膨胀》，获得社科院2002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
我不仅有幸成为他文集的责任编辑，还有幸作了他的邻居，因此能较为方便地聆听他的教诲，粗浅地知晓了他专业知识的渊博，他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和深厚的历史学素养，他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热爱，以及他未了的心愿。他想再版《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企业》的修订本，他掌握着大量珍贵的史料，想将中国金融史从清末写到民国时期，交我社出版，还让我当责编……可叹天未假年。
张先生晚年生活是比较寂寞的，他盼望有人与他聊聊天，可又不愿影响别人的工作。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给他带去了他想看的我社出版的《资中筠集》。他虽身体较弱，但精神矍铄，热情地把他那本《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送给我，这似乎是了结了他的一桩心愿。他说他现在已经不能写东西了，但他正在读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写毛泽东的书，很感动，还掉下眼泪……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快就去了。当今，还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从事写作和研究呢？
（《张国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之一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35．00元）
悠悠往事，如烟非烟
■ 林孟熹
有一本书畅销书展示了1957年开始的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中，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储安平、罗隆基、张伯驹等个人和时代的悲剧以及他们的人格力量。但也有个别传闻失实。例如：该书《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按：刘王立明有两子，长子刘光升一直在海外；此传言中所指，当为次子刘光华。——笔者）”。
作者接着进一步补充：由于不久前彭真曾当面询问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否有意移居海外，中共愿玉成其事。章伯钧一下子感到“这四个”莫非是指他夫妇二人再加上罗隆基和刘王立明，怵然大惊。
莫非真有此惊人内幕？其实刘光华根本未到过边境，更未被捕，又何来为章罗探路？不过此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可谓事出有因，容我慢慢道来。
因《北大的民主墙》一文而闯下弥天大祸的刘光华，于1958年初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押送京中令人闻名色变的茶淀清河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春解除教养后留场就业，一番辗转被调到北京东郊清河化工厂。这其实也是劳改单位，尽管此时他的身份已易为“就业人员”，但无时无刻仍处身周围一片“阶级专政”的威慑下，不过每当周末总算能回家探望一下老母亲。1964年1月的一个周末，光华又回到东四十一条的家中。同级校友姚祖彝突然来访。姚来自上海，父亲是中兴轮船公司总经理，解放前在校园里属公子哥儿类型，解放后转变很快，曾任学生会副主席，1950年毕业后分配到外贸部海运公司。姚于1958年初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时已解除教养，在京郊一个劳改农场就业。姚告诉刘，他决定南下偷越边境并邀刘同行。刘闻言大惊，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舍此已别无他途。刘则坦言，姚此举太冒险，自己虽迭遭磨难，含冤莫白，“但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舍母涉险？而且我认为你也不该这样孤注一掷。”在刘的一再劝说之下，姚勉强表示打消偷越之想。
不久我来北京，光华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说：“姚三（姚祖彝排行老三）绝对不会听你的，到时他边境被捕，你必被牵连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刘问我该当如何？我说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行动。光华长叹一声：“唉！姚三目前处境已经够惨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脚？况且人家对我这样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义举报？，这有违我一向做人的原则……”“那你自己怎么办？姚三肯定会被抓回来。”我十分焦急。光华无意和我再争辩，只淡淡的说了句：“反正姚三已答应打消偷渡之想了”。不过看来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话。人类能思维，有理性，人类也有感情，有所谓“人性”，也许这正是人类最可贵和难能之处，但人性有时是与理性相矛盾的，人性有时甚至与个人利益相抵触。我不能不被光华的人性所感染，只好祈求上苍庇佑。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预料：姚祖彝边境被捕，光华因知情不报被发配到黑龙江绝塞苦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最为磨难和艰辛的十二年。最初是在人烟绝迹的新辟的音河劳改农场开荒，虽说生活和劳动极端艰苦，但还算有个农场作依靠，后“文革”一来干脆被遣送到当地乡村生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