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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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幼读《李陵答苏武书》，“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之句如现眼前。近人余秋雨《山居笔记》集中的《流放者的土地》一文这样写道：“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据悉，光华流放之地尤在宁古塔之北。当时光华已年逾四十，加以南方人骨骼单薄，个子细小，体力连一个普通农妇都不如，他两手空空，无亲无友，更无从事农村生产和生活经验，却除了和农民一样干活外，还要搭盖自己的窝棚，修炕抹墙，割草打柴，种菜浇园，更要打理一日三餐以及洗涮缝补，一切全仗自己动手，比一般农民更为艰难得多。十多年里，由于修水利高架失足和放马坠骑两度重创断脚，居然挺了下来，尽管撑着双拐，毕竟还是从“漆黑的深渊”“再泅得出来”，真可谓异数。当年纳兰容若寄顾梁汾《金镂曲》，有云“绝塞生还吴季子（指放逐宁古塔之吴汉槎），算眼前此外皆闲事”，光华吾兄，其亦然乎？
光华是我生平最知己的挚友，可谓“刎颈之交”。我们都是1947年从上海转学到燕京的，都读政治系（次年他转新闻系），又同住男生宿舍一楼的二层，正好斜对门。可是头一年恐怕没说上过十句话，互相印象淡薄，不过我倒是无意中几度“冒犯”过他。那时我和我的同屋小上海冯永祥都是馋嘴鬼，合伙买了个煤油炉，不时炖牛肉，用以宵夜，阵阵诱人的扑鼻牛肉浓香，从门缝钻进光华的寝室，令他馋涎欲滴，而我却从不分给半羹，后来他对我说：“如果换了今天，我整锅都把它端过来！”
1948年暑假我回港省亲，住在九龙的柯士甸道。有一天出门没走多远，猛然发现对面来人竟是光华。原来1947年民主同盟被蒋介石宣布非法后，部分领导人，其中包括刘王立明，潜赴香港重建民盟临时中央，所以光华也趁暑假来港探母。由于我赶着要去办事，只匆匆告诉他，我就住在这条街。第二天上午忽然传来凉台上祖母的声音：“街上有人大喊林孟熹！林孟熹！”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光华。他也住在同一条街，为了找我，从街头喊到街尾。从此开始了我们超逾半个世纪的情同手足的友谊。我们曾分沐春光明媚的欢愉，也曾经历风雷雨电的考验，即使在最恐怖的政治高压下，彼此也从未出卖过对方。有一时期，他放逐绝塞北疆，而我身处岭南一隅，天南地北，万里关山，却无碍灵犀一点通。刘伯母一向待我如自家子侄，光华的三个外甥女都从小称我舅舅，令我这只海外归来的孤雁，居然在陌生的北国找到一个温暖的栖所。此情此景只道如日昨，又谁曾料到当年那位慈祥、优雅、高贵、满腔爱国热情的著名国际妇女活动家刘伯母，日后竟被硬栽上美帝特务的罪名受尽折磨，以古稀高龄魂断囹圄，遗骸至今下落不明。
光华的父亲刘湛恩博士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现长眠于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是陵园里唯一因抗日而牺牲的非党人士。刘博士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由于领导全市性群众抗日组织，坚主抗日，曾多次受到敌人的恐吓和威胁。遇害当日，光华陪伴父亲到公共汽车站候车，敌特凶徒竟于光天化日下开枪行刺，眼见父亲中弹倒卧血海，光华奋不顾身穷追凶徒，凶徒摆脱不得，回身拔枪向光华发射，幸而子弹被卡。在巡警和路人协助下，光华亲手擒获杀父仇人，时年仅十二，成为当时全上海小朋友们心目中崇拜的小英雄。
1942年，为报父仇雪国恨，年方十六的光华考人由南京迁成都的中央军校（正式名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通常被称为黄埔）十九期，1945年毕业，日本投降了，被分发到全部美式装备的新六军任见习官，还不到二十岁。
赶不上报国，却被派去同室操戈，1946年1月，这支国民党皇牌军登陆秦皇岛，一路杀到长春以北，其中尤以与林彪麾下劲旅四野十三纵狭路相逢，遭遇于沈北铁岭的一仗最为惨烈，从拂晓血战到入夜，遍地死骸全都是骨肉同胞。战火燃烧着祖国大地，光华再也无法承受良心的压力，于六月请准长假离军南下返沪。半年戎马生涯，他为东北这片土地留下些什么呢？灾难和仇恨？血腥和痛心？但有两位东瀛少女却会永怀感激之情。一夕，光华独自驻守一个大仓库，忽然两位东瀛少女款款前来自愿许身作伴。那时候的日本侨民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跌下成了落水狗，提心吊胆，朝不保夕。为了换取战胜者的格外开恩，他们不惜献上同胞少女的贞操与柔情，而这又似乎又是战胜者应有的权利。但眼下这位少年军官却正襟危坐，长夜漫漫，一直守候到东方吐白。这时候他们三人都同时获得解救——东瀛少女的肉体和少年军官的道德良心。
1946年光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政治系，很快投入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副主席。在反动当局的压力下，校方无奈开除了他这个渊源深厚的沪江子弟。幸而燕京大学的校门向受政治迫害的爱国青年敞开。光华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但他一生的记者生涯却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1957年3月调入上海《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记者。1957年6月风云突变，反右开始，7月停止工作接受批判。但这三个多月却是他一生最为才情奔放、意气风发的日子，当然也是尔后数十年苦难坎坷岁月的肇因。说实在，他的确是干记者的好材料，文思敏捷、个性活络、见识和兴趣广泛、笔底生动多采，尤其难得的是有极度敏锐的新闻触觉。君不见大鸣大放的日子，多少新闻界精英云集京华，唯独初出茅炉的光华一下子捕捉住最敏感和最牵动全局的北大民主墙，寥寥二千字的一篇报道，震撼了京师和全国，并惹得老人家龙颜大怒。在轰动全国的“左叶事件”中，他又遭《人民日报》社论单挑点名。于此前后，波兰总理西伦凯维茨来华访问，各大报莫不派出强大探访阵容，光华单骑赴会，竟当着作陪的贺龙副总理面索得西伦凯维茨为《文汇报》的一纸亲笔题词，在西氏抵沪之日独家刊出，京沪同行无不惊服。那阵子的光华可谓春风得意之至！当时我住在六部口附近的小独院，一天下午忽闻外面汽车喇叭声大作，推门一看，原来刚采访归来大记者光临寒舍。他神采飞扬告诉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访，毛主席破例亲往机场迎接，等待专机降落之际，光华居然凑到老人家身旁，老人家向贴身警卫员要了一支纸烟，却无人点火，他手急眼快，掏出打火机，想不到连按三下都冒不出火焰，还是另一位在旁人士用火柴给点的烟。我们（包括梅绍武校友在内）闻言起哄曰：“阁下的朗臣打火机乃进口名牌，向例百发百中，奈何今番失手？天子马屁拍不成，不祥之兆，祸不旋踵矣！”言罢哈哈大笑。想不到竟是一语成谶！
在当记者之前，光华曾编过三年极具特色的《国际展望》月刊中文版，还写了一本十多万字颇具专业水平的《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简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他甚至还跨行写了部电影文学剧本《球场一少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已具拍摄水平），著名导演岑范曾有意执导。但后来光华被扣上右派帽子，一切遂成泡影！
昙花一现，彗星破空，烂丽至极，只可惜太短暂了！
毕业那年，1950级出了一本纪念刊，郑天增学长谑称光华为“袖珍小生”。在文人笔下“小生”一词往往与“风流”二字结下不解缘，光华自不例外。在燕园的岁月以及参加工作之后的几年，他确曾交过几个不错的女朋友，奈何只开花不结果。1978年光华终于挥别北疆回老家上海。不久右派改正重返编辑桌，居然宝刀未老，犹堪独当一面。时前辈报人、当年《文汇报》老总徐铸成曾为文介绍刘氏一门三杰（刘湛恩、刘王立明和刘光华），文末捎上一句：历尽苦难灾劫的光华，至今犹单身未娶。不料徐铸老文章见报，顿时好心的“媒婆”“媒公”几乎踩平门坎，弄得“小生”手足无措，真是应了俗语那句：“一是怕饿，二是怕撑”。辛稼轩千古名句有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最后迎入门的新娘竟是我们燕京经济系裘祖赉学长的亲妹子，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如今老两口卜居纽约曼哈顿上东城，嫂夫人大方、体贴、极有奋斗进取心，至今仍在上班。但对我来说更欣赏的还是她烧得一手好菜，地道的江南风味，尤其是那款蟹粉狮子头，堪称一绝。粤人有句夸赞家中贤妇的老话：“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守着如此一位伴侣，光华更复何求？昔人张敞画眉传为美谈，刘兄效法前贤，闺中为夫人修剪秀发，真乃天下男儿的好榜样！惜乎手艺稍欠，差点儿把耳垂剪去一小块。至于嫂夫人娇嗔之下，有无高举拷郎鞭，就无从考证了。她现服务于著名的外交关系学会图书资料部门，为我撰写《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每年我都到光华处小住数日，有时不止一次。两个老人斗室相对，回首前尘。三千法界，一霎华蔓，悠悠往事，似梦非梦，如烟非烟！无论如何，看到老朋友坎坷大半生，晚年终于享得如此美满的生活，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更正 致歉
本刊第5期刊登的梁志学先生《关于纪念康德文章的几处纰漏》一文中以下这段话：“前者认为，运动物体的mv是这个物体运动的量度，后者把动力分为死力和活力，认为死力mv才是适用的，而对于标志物体的真正运动的活力来说，则必须把rev2作为运动的量度；康德沿用了后者的活力概念，认为前者的公式与后者的公式适用于不同的现象。原书名为Gedanken von der wahrenSchatzung der lebendigen kr Re”（第71页）出现三处错误：
1、在“后者把动力分为死力和活力，认为”之后遗漏了“死力是静止物体的压力或拉力只有对于这种”；2、mv2应为：mv2；3、kr ne应为：krafte；
这段话应为：“前者认为，运动物体的mv是这个物体运动的量度，后者把动力分为死力和活力，认为死力mv才是适用的，而对于标志物体的真正运动的活力来说，则必须把mv2作为运动的量度；康德沿用了后者的活力概念，认为前者的公式与后者的公式适用于不同的现象。原书名为Gedanken von derwahren Schatzung der lebendigen kr~ffe；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文版里已经译为《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
特此更正，并向梁先生和读者致歉。
天灾还是人祸
■ 王纪潮
1998年7月17日，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的遗骸（除皇太子阿历克谢和第三个女儿玛莉娅之外）在他们被杀八十年之后的同一天安葬于彼得堡的圣彼得—保罗大教堂。签署这项安葬命令的叶利钦也参加了这件“极富戏剧色彩、也相当令人伤感”的葬礼。事后，他本人在日记中没头没脑地这样写道：“我们实际上丧失了体验历史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的可能。我多么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切都能够得到恢复。”（《午夜日记》第十章）这里我的理解是，叶利钦既是在感叹命运无常，似乎也是希望俄罗斯能够重新回到罗曼诺夫王朝的辉煌时代。
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的垮台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对它垮台原因都有过大量的分析，却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历史规律”之外的偶然性。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观点就是列宁在《远方来信》所讲的，维持了许多世纪的沙皇君主制度在八天之内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战争。（《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如果有人说，导致罗曼诺夫王朝最后垮台的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非常偶然的血友病，我们恐怕就会感到惊奇，这个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式的结论是医学史家弗里德里克·F．卡特赖特（F．Cartwright）和历史学家比迪斯（M．Bid—dies）在所著的《疾病改变历史》（Disease&History）一书中对这场震撼世界历史事件的看法，而且这还仅仅只是疾病改变历史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该书1972年由纽约的Thomas Y．Crowell公司出版，2000年修订后又由英国出版历史著作的萨顿出版社（Sutton Publishing）出版，最近它又被译成中文，成为山东画报出版社“医学与文化”丛书当中的一种。表面上看，这类从医学史家的角度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另类历史书籍如今走红，受到了近年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影响。其实，医生和历史学家的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至少我国先秦时期掌管历史的巫和医生是不加区分的，所谓“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医”的繁体字就写作“臀”和“蹙”，《广雅·释诂》云：“臀、觋，巫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以人为研究对象，都要面对疾病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在西方史学界医学史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疾病会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国内读者当中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华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由法国学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学者皮埃尔·朗契尼克写的《病夫治国》，专讲老人政治的弊端。作者认为，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只要存在魅力型的领袖，其精神和肉体的健康足以影响历史进程。书中举了列宁、丘吉尔、戴高乐、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毛泽东、纳塞尔等二十多位领导人身体不健康的例子来说明领袖身体或者精神上的麻烦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总是要由无辜的民众来承担。当时我国正在酝酿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这本内部出版物契合了这一时机影响不小。但是该书的价值取向是英雄史观，着眼处是个人对历史的影响，疾病只是作为一个偶然因素来证明英雄作用于历史。
在《疾病改变历史》这本书中，卡特赖特和比迪斯就与前者不大一样，他们指出：“疾病不仅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众产生影响”’“认为疾病是引起某种历史巨变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导论》）所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影响人类种族命运的疾病造成的影响以及用这些疾病的传播来说明时代特点。在医学史家和人类学家的眼中，疾病是人类文明发展过快的衍生物，它和战争、饥饿交织在一起改变历史的轨迹。如黑死病、雅司病（yaws’是一种形态似梅毒螺旋体的雅司螺旋体＇Treponema pe~enue＇引起的慢性接触性传染病，主要在中非、南美、东南亚一些热带地区流行，也偶见于温带）、梅毒、霍乱、伤寒、天花、艾滋病等恶性传染病都是对普通大众发生影响的疾病，它们不断调整和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在人类的早期社会，疾病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长的作用。一般来讲，只要文明中心区的人口向边缘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