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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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出生在诺曼底的一个村庄里，十九岁到瑟堡学画，二十一岁拿到瑟堡市政府奖学金赴巴黎学画。他是1849年（三十五岁）来到巴黎附近的小村庄巴比松居住的，成为巴比松画派中的一员，直到辞世。巴比松在枫丹白露森林的边上，居民都是穷苦的农民，再就是还有几个冷清的画家。米勒在这里结识了这些画家，后来他们也都声名显赫，其中卢梭成为米勒的挚友。
罗曼·罗兰总是对向命运抗争的人满怀敬佩，给予赞美。米勒由于营养不良经常害眼病，面临失明的危险。眼睛之于画家，就像音乐家之于耳朵。罗曼·罗兰写了贝多芬传，这位最后耳聋了的音乐大师写出了不朽的音乐作品。庆幸的是，米勒的眼疾有时虽很厉害，但并未导致失明。米勒是待在很暗的地方作画的，他凭记忆将印象中人物和景象的主要特征画出，而将细枝末节省略。米勒作品中浓重的色块在观者的视觉中产生了强烈的重力效果，这与劳动的力量相吻合，达到了直抵心灵的艺术感染力。
尽管罗曼·罗兰在这本传记中设专章论述米勒的艺术成就，但就整本书而言，艺术成就与画家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无时不相互衬映。米勒的生活，尤其是少年时在故乡的劳作给予了他内心的图画，而忧郁的性格却给他的画作带来不少沉重的色彩。除此之外，“米勒是一位活到老、读到老的伟大读者”。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等的作品，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使他具有了清晰的思想、宁静的心绪和沉着的气概。
米勒坚持不懈地努力着，时代也在改变着，艺术沙龙开始接受他的作品。在1867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米勒名声大噪，他集中展出了过去创作的作品《拾穗者》、《晚钟》、《牧羊人》……他得到了一枚一级勋章。到1871年，米勒已获得了完全的成功。那些曾被骂、被嘲讽的作品，都以可观的价格售出了。
在功成名就的同时，米勒的健康却每况愈下，他经常卧床不起。1875年1月20日，米勒与世长辞。而就在他辞世的前几天，一头被猎狗长时间追逐的牡鹿来到他家的花园中，悲哀地死去了。这个美丽的结局，或者说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昭示着痛苦的、处于死亡边缘的生灵，在米勒那里找到了归宿。罗曼·罗兰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向自然界表示友谊是米勒天才的精华所在，这也使这位身处悲惨世界的伟大画家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墨海瑰宝永馨人间
■ 王学海
术出于学，著名学者书家张老宗样先生（1882…1965）给后人留下的书画墨宝就生动地将此说隐印其里。晚清的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趋势，一介布衣的阆声先生，即步这变化的历史风尘中做学为官，他既深研国学，又敏汲新学，把十岁始临颜鲁公《多宝塔》之书法之路，融入学问尤偏读史之道，互相渗透，赢得“书坛泰斗、文史奇擘”之历史美誉。
先生毕生崇尚古史校勘，精研书艺，其论书之作，有《书法源流论》《论书绝句》《论昔人书法》《临池随笔》《校淳化阁帖记》等，皆为不囿旧说，自抒真见之作。于古籍校勘，更是厥功至伟，有《说郛》《国榷》《罪惟录》《洛阳伽蓝记》《明文海》等数十种。文史贯通，先生于文学著有《清代文学史》《全宋诗话》（因故未出），堪立文坛一帜，昔至今未为重视。此外，先生亦以鉴赏见长，如《说玉》《说磁》等可窥一斑。自古以书法、绘画、鉴赏融为一体者，世之罕见，历史上精于此三者，代不过米芾、赵孟顺、董其昌三家，张老以后来之佼佼者续上竟自毫不逊色（金鉴才语）o张老一生，确是集文史、书画、金石、医药、戏曲于一身之大家。
张老宗祥先生于教育更显其声。为故乡海宁开智学堂创办者之一，白海宁始，去桐乡、嘉兴、杭州、北京等地任教，一批文坛名士鲁迅、许寿裳、经亨颐、沈钧儒、夏丐尊、邵裴子均为好友世交。画坛名师张大干、徐悲鸿、黄宾虹，书坛名师沈尹默、马一浮，为经常与先生切磋艺术之挚友。陈布雷、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姜东舒等均向先生恭教执弟子之礼。其点读《二十四史》，校《资治通鉴》，抄校书八千余卷，补齐文澜阁《四库全书》等毕一生绵薄之力的敬业精神，深为后学敬仰。为恢复西泠印社，先生有辟疆奠基之功。可谓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然历史不公，先生才华横溢，涉猎于学科之众，书艺影响之广却又名未如实彰显，尤以书画之册百年未见一全本，今海宁市领导鼎力支持，先生家属亲友弟子及社会各界全力相助，编成《张宗祥墨迹》一书，首创光大先生书画艺术于海内外之大型书画册，亦为继承先生之学，褒扬先生之治学精神，告慰先生在天之灵以作薪火之传。
“人生百年”的智慧与波澜
■ 周 菲
中国有句老话：“人过三十不学艺”，原因很简单，学艺者少则要三年五年，多则要七年八年。三十以后再学艺，必定“回报”很小，说不定还“颗粒无收”。既如此，学它做甚？于是乎，“人过三十天过午”，“人到中年万事休”便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即使在学艺所需的时间已大大缩短的今天，不少人还是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业余时间不是聊天、打牌，就是看电视、逛大街……更莫说“退休”以后了，那本来就是“休”的时间嘛！
“但是，人生中六十岁绝不是结束工作的年龄。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过了这个年龄的后半生才是你可以自由设计的、充满希望的人生。”说这话的并非是那些高人一筹的“教育工作者”，而是一位已年过九十的老人——日本的日野原重明先生。在读罢他的著作——《人生百年》之后，我觉得称日野先生为“老人”并不恰当，因为“我们不能说年龄增长就等于老了”。
在这本小小的书里，首先震撼我们的就是本书作者，生于1911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系的日野先生。他八十三岁那年“建成了专门收治晚期癌症患者的养育院”；“八十九岁那年改编了《身披树叶的弗勒迪》”并亲自登台表演；他已出版了好几本启迪人生智慧的书；他亲手创办了圣路加护士大学；九十高龄的他不仅担任着圣路加国际医院的理事长兼名誉院长，还“每天为病人看病或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听众不必担心老人的演讲会不会枯燥，“即使是同样的课题，我也会设法以不同的方式开场和收尾，我总是想有所创新，讲出自己的特色”。
不妨再看看日野先生为我们引见的其他“老人“吧：一位六十五岁的男子退休后苦学电脑，他“把自己编制的程序软件卖给公司和医院，签定了许多合同”；太原先生年近八十还在栽培柑橘，“他总想生产出更好的柑橘，一点也没有衰老的迹象”；铃木先生“直到九十五岁时仍精神饱满地在教学生拉小提琴”；享年九十六岁的小原先生在七十五岁时用“丝线编织约1寸大的精制微型草鞋，已做了一万双以上”；铃木大拙先生“一直工作到九十六岁”，他把日本的佛教经典译成英语，因“这一丰功伟绩而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冈本先生“在舞台上表演到一百岁去世”；画家小仓先生“年逾百岁后仍握笔作画”，“满一O五岁时寿终正寝”……
随着社会和科学的进步，人生不再“苦短”——日本现有百岁以上的寿星一万四千人，美国的百岁寿星则超过了五万人——人类终于迎来了可以“自由地设计自己的人生”的时代，“这也是自己精神上、心灵上及才能上成长”的时代。请注意，是精神、心灵、才能在成长，而不是名利、地位、福气在“成长”。成长的支点放在前者，人们自然就会“思考‘我’存在的意义”，自然就会“内省、探索自己内心中有什么东西”，他们在“给活着的人留下光辉的一页”的同时，自己也享受到了“双倍的人生”！
在这些“满头白发的时候仍要结出硕果，生机勃勃”（《圣经》）的老人们身上，我们可曾看到传统的“福寿双全”、“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没有，一丁点儿都没有，有的只是不停的超越——对世俗社会的超越，对年龄和身体的超越，对死亡的超越——“越是能好好地过生活，死亡的恐怖便会越少”，“为了要好好地死亡，必得努力不懈。”（托尔斯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的千古名句在日野先生和他的同道们面前突然有了“问题”：看看封面上日野先生的照片吧——红红的面庞，青青的发丝，一掬笑意，源自心底，哪有什么“去日”的烦恼？更遑论去日后的“苦多”！
在铁轨附近
■ 苍�
在年底的寒气里与阿蒂拉·尤若夫相遇。窗外的黄叶在飘飞，引得积年尚未烂掉的腐叶一起飘飞。池塘和水洼在闪烁。大风中的坚硬之物，除了钝响或沉默，不会有别的。冻土上的灌木丛枯瘦而坚硬，不曾移动半步，可它们却被震颤着的无尽头的铁轨带往远方。
我不认识阿蒂拉·尤若夫，甚至从未听说过他。在匈牙利诗人中，我们似乎只认识那个裴多菲。然而，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除了读阿蒂拉·尤若夫，也不会有别的。“现实，像一块坠落的岩石，／砸在我的头上。／／但就连那块岩石也是一个影像。，’（《我看见美》）尤若夫对生存的把握相当准确，语言诡异而朴质，内蕴着一种重极而轻的品质。不仅感觉到“岩石，／砸在我的头上”，而且感觉到“那块岩石也是一个影像”的人，才可以说具备了作为一个诗人的真正才能。“我没有父亲和母亲，／我没有上帝，我没有土地，／也没有摇篮，没有床，／没有吻，没有恋人的手。／／我三天都没有吃过饭／几乎没有吃过一片面包，／二十年就是我的力量’’（《我全心全意》）。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将生命的“二十年”视为“我的力量”。我被这简单的诗句震撼了。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比这种力量更孤独，更虚弱，也更强大，更纯粹。
傍晚用长柄勺舀出沉寂。
我是它的一片温暖的面包。
天空正在歇息，群星出来
落在河上，在我的头颅上闪耀。
——《一个疲倦的人》
读着阿蒂拉·尤若夫的诗作，不知怎地我竟不断的想到海子。阿蒂拉·尤若夫刚刚被翻译过来，海子生前是不可能读到阿蒂拉·尤若夫的。他俩之间隔着无底的深渊，但并不妨碍他们可以在某些方面非常相像或相近：灵魂的漂零感，幼年时代苦痛的追忆，对乡村和母亲的缅怀，失恋情结的郁积，对死亡意象的偏爱，尖锐的、超现实的风格，甚至对太阳的炽烈狂恋。更不可忽略的是，尤若夫也是卧轨自杀，他死在1937年，年仅三十二岁。
在我看来，这本薄薄的诗集有一个关键词像：“在铁轨附近”。阿蒂拉·尤若夫的生存、幻想、苦痛以及死亡大都与铁轨相关，它们或远或近，或上或下，或虚或实，皆环绕着“铁轨”发出或尖利或沉郁或炽烈的呐喊、叹息与浅吟。“我住在铁轨附近。／火车带着闪耀的窗户／来来往往。／它们是被照亮的日子的痰行。／
冬夜。
像它体内的一个更小的夜晚
一列货车
到达低沼地
星星在它的烟里盘旋
摇晃着穿过
深不可测的无限而被熄灭。
——《冬夜》
看得出来，他的诗具有一种燃烧着的独特内在性：表象下面的内在真实和内心真实。铁轨不仅象征或通向残酷的命运，而且它肯定将伸延到那个在冬夜里低诉与抗争的心灵。因此在它上面奔驰的岂止是火车？“冬天依然／在市镇上空涌流／然而黄色冬夜的光芒／在蓝色的霜上/在闪亮的钢轨上奔向城市’’（《冬夜》），“一个人本主义的世纪把我从我的爱情上撕下，哦八轻轻拂去的悲伤。……他们甚至不知道天空已经／驶入了钱包”（《严酷》）。在尤若夫这里，“铁轨’’作为根词具备了宽大的承载性和虚无性，它从黑暗和寒冷中长出众多的干词和意象。读读《货物列车》吧，它就行驶在诗人的内在深处，命运之轮的敲击声如此清晰可闻：“货物列车正在靠站。／一种缓慢的铿锵声／轻轻铐住／沉寂的风景。／／月亮像一个逃犯／自由飞翔。／／破碎的石头歇靠在／它们的影子上，／为它们自己／进发出火花。／／它们以前从未像这样／处于恰当的位置上。这沉重的夜／，从什么巨大的黑暗／劈砍下来？／它落在我们身上／像一块铁落在／一个尘埃的斑点上。”尽管‘‘沉寂的风景’’被“轻轻铐住’’了，但那“破碎的石头”和“月亮”在话语维面上呈现着两种向度：面对与逃离。真正的诗人都无法回避这种悖谬关系。阿蒂拉·尤若夫是面对者也是逃离者。他在面对中逃离，在逃离中面对。一方面他必须“遵循现实那沉重的轨迹”，另一方面又必须像天上那个“逃犯”一样“自由、翔”。虚与实，言与思，此与彼，重与轻，便在这悖谬关系中展开与模糊，并倾诉着这样的愿望：“购买一张通向／自我的旅行票将是／美好的。它肯定在我们内心某处。”（《阿蒂拉·尤若夫》）当然，“在铁轨附近’’并非全是不幸和磨难，爱的温暖也与“火车”相关：“我幸福。我的爱人／在我身边缝纫。／我们倾听一列陈16的／货物列车驰过。”（《夏天的下午》）“我把她搂向我而她闭上／她那在镜片后的眼睛。我们总被搅扰。／／火车离开了。”（《巴拉通萨尔索》）
阿蒂拉·尤若夫写给母亲和乡土的诗与海子同类诗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在回忆中写到母亲晾衣的细节：“她提着一个吱嘎作响的洗衣篮，／轻快地走上阁楼。11'…．，她走上去缄默地晾衣服，／她并没有责骂，她并没看我，／而衣服闪发微光，低语着，／在风中高高地摇晃。，’（《妈妈》）。《村庄》这首诗在语言构成上具有一种冲击力和穿透力：“农夫，粗野的、说话缓慢的／虚弱的农夫在沉睡。我坐在小土墩上，像／悲伤坐在它们的心上。我在守夜。”我在想，为什么死亡意象在诗中总是与女人或母亲相关？它是否源自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在《剧痛》这首诗里，诗人要将生之“剧痛”，失恋之“剧痛”通过万物告诉她们：“是谁说我必须／在她观看死亡殴打我之际／独自忍受痛苦？//……战马，公牛，／为了拖拉主人的轭而被阉割，／对她吼叫：剧痛。／／缄默的鱼，／当你们咬钩时／对她张口：剧痛。，’读过海子《死亡之诗》的，都不会忘记那“麦地”、“少女”和“如一束芦花的骨头”：“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一个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但是，不要告诉我／扶着木头，正在千草上晾衣的／母亲”。死亡意象与女人或母亲相关联，其实是一种更内在的死亡意识和生命意识，她们成了不幸和生命的缘由以及倾诉的对象。至于对苎严的热烈狂想与期待，二者也有某种相通点，只不过尤若夫仍不忘抓住“列车”意象：“太阳那燃烧着的列车／奔驰过忧郁的门廊。／／去吧，你的脚印／不再令A伤痛／／沉默。／只有一种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