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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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丁文江这样表白自己的心态：“我少年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时，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会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转引自范泓：《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的胡适》；胡适：《丁文江传》，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等1993年版，第150页）
　　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争取国家独立自主和抗日的不同态度，深深地纠缠在一起。胡适后来回忆道：“例如对日本的问题，孟真是反对我的，在君是赞成我的；又如武力统一的问题，廷黻是赞成的，我是反对的；又如民主独裁的争论，在君主张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我是反对的。”（胡适：《丁文江传》，第122页）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日本的侵华野心非常担忧，因此主张尽快实现统一，哪怕是以武力统一的方式，以便凝聚国力，当务之急是反抗日本侵略。胡适在抗日问题上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主张先解决内政问题，再徐图抗日。因此，他第一坚持政治统一而非武力统一；第二主张实行民主宪政刻不容缓。不论当时中国局势如何复杂多变，分裂割据也好，文化落后也罢，抑或处于危急的国难之中，都不是政府拒绝推行民主宪政的口实，更不是实行“一党专政”的必然。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中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论。七七事变发生后，连中共都声明“拥护蒋委员长抗日”，更不用说主张民主和主张“新式独裁”的两派知识精英了。胡适本人也接受了“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的征召，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当他所谓的“过河卒子”去了。
　　在四十年代，胡适彻底认清了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区别。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一文中，胡适总结了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执掌国家政权；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宗教之下；五、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等于是一个神；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民众，严惩诚实思想；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和科学上的真理；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九、以专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十、封锁消息，使人民陷于文化孤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十一、党控制一切文学艺术；十二、使用虚妄伪善手段，破坏政治信义；十三、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公众敌人”；十五、讲成分出身，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十六、实行人民军事化，时刻准备战争；十七、不择手段鼓励人口增加；十八、到处滥用“劳工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二十、农工商各业受到政府及领袖全面统制。他明确地指出，苏联、德国、意大利推行的都是极权主义，中国不能走这条路；只有自由、民主、容忍异己的欧美政治制度才站得住，我们要走的方向是“自由民主政治”和“有人味的文明社会”。陈独秀到了晚年，在思想上也与胡适重新趋于一致。（参见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载长沙：《书屋》，2000年第四期）
　　1947年，胡适写了一篇文章专论《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世界上有两种政党，英美式的政党可称为甲式政党，而苏联共产党、德国纳粹党、意大利法西斯党可称为乙式政党。所谓美苏对立，实际上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组织方式，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对立，是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之间对立。在美苏两种制度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当时的国民党虽然尚属于乙式政党，但是这个党的最后理想却是想推行甲式的宪政政治。因此，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胡适的政治立场是明朗和坚定不移的。为什么会这样，他在1947年4月1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有一个解释：“至于政治情形，我总觉得我在海外九年，看事理比较国内朋友似稍客观，故对蒋公，对国民党，都比一般的朋友比较宽恕。我并不否认你的‘经验’主义，但我因为没有这九年经验，故还保留一点冷静的见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57页）
　　对于胡适的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朋友来说，思想认识没有像他那样超脱和清晰，政治选择则更加犹豫、困惑和痛苦。储安平、吴世昌、盛家伦等人对于自由民主的“多少有无”，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们最终还是倒向了中共一方。笔者以为，做出这种选择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他们不相信国民党最终会实行美式宪政；其次，他们认为，如果人民大众能够从“新民主主义”中得到比“三民主义’’更多的经济社会权利和实惠，知识分子牺牲一些政治自由和权利也是值得的。盛家伦曾经向吴祖光表露了自己的真实心情：国共合作是做戏，国民党师法德国希特勒，共产党师法苏联斯大林；天无二日长不了。历史只有一条路。要迫使我“两者选一，’的话，在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独裁和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独裁两者之间，我宁愿选择斯大林；如果没有第三种选择，也只能如此。政治宣传总是将“马恩列斯’’连称，其实马克思跟列宁很不一样、斯大林跟列宁更不相同。马克思跟斯大林连不到一起。斯大林是借马克思这块红字招牌欺世盗名。根本一条：如果马恩活着，决不会同意斯大林的独裁。而我的自由本性，可以接受马克思的理想却无法接受斯大林的独裁。任何独裁对于我个人只有死路一条。但如果祖国的兴盛以我们牺牲一些个人自由为代价，那也未尝不可。
　　1948年9月4日，胡适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涵义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胡适：《自由主义》，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0页）但此时仍然坚持站在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知识分子，已经非常稀少了。


１９５６年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
■　　单世联
　　毛泽东可能是二十世纪最重视文化的政治家之一。在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中，第一卷的开篇和第八卷的终篇都是有关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始，以‘文化’终，对于《毛泽东文集》的编选者来说，自是偶然之事。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在一生的探索中和文化课题结下不解之缘，却是事实。”（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这样一个决定性地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人物，理所当然地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我一直有一个感觉，与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极端重视和广泛研究相比，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研究相对单薄。毕竟文艺只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讲话》也只有纳入到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整体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国革命发生在西风东渐的“后五四”时代；革命直接从苏联取得理念资源和实践示范；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从而，近代西方文化、苏联革命文化、中国农民文化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要资源。以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为主导，根据不同的时空环境与政治需要，有选择、有重心地提取、配置、转化、活用这三大资源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生成和演变的过程，对于像毛泽东这样乾纲独断、主宰了中国文化生活几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很具有研究的价值，但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来看，1956年提供的启示最为重要。
　　青年毛泽东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1912年下半年的自修期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7页）“五四”高潮中，毛泽东受到《新青年》和陈独秀的深刻影响，完全赞成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不间断地阅读京、沪、湘的日报，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还直接参与过学生活动，其风华正茂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接触并部分认同西方近代文化最多的时期。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其暴力革命的生涯之后，毛泽东陆续创造出一整套“改造世界观”理论和实践，坚决告别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把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文化当做建立革命意识形态的前提。1943年2月，彭德怀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民主教育在今天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利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能够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文化教育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291页）对此把近代精神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毛泽东不但当时就致信反对，还把它列为1945年以批彭为主题的“华北会议”的重要议题。尽管毛泽东思想可以部分地与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但作为整体的西方近代文化基本上没有有机的融化到中国政治家的思想整体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的一整套意识形态直接来自苏联。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陈独秀、瞿秋白等演绎和叙述，但从1925年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开始，毛泽东就根据苏联模式着意建立一套制度来统一和强化政党的宣传体制，从延宰初期如饥似渴地学习从俄文翻译进来的唯物辩证法论著到对《联共党史》称赞推崇，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斯大林主义的烙印，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中，六个外国文件中有五个是斯大林的著作。但正像他在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只取其“阶级斗争”四个字一样，毛泽东越来越善于在苏联的理念、口号、政策中补充中国的实际内容，从没有被苏联教条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为我所用、取其所需是他对苏联文化的基本态度。江西时期的文化思想和实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认识，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二是对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的倡导：三是在反映、表达和传播上述思想内涵的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方式、载体。在这三个方面，毛泽东都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他所认识的中国实际出发，利用传统农民文化形式创造革命新文化。江西苏区浓厚的“俄化”气氛，如“列宁小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工农红军赦西史大学”、“列宁师范学校”、“苏联之友会”等是博古等留苏学生到来后营造的，是当时〃／t5明路线”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而这个时候，正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严格地说，就是在中国革命最需要苏联帮助的时期，苏联革命文化也没有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扎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此后次第展开的整风运动就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清理中国党内俄化了的“教条宗派”。1940年3月，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o（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他后来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就是中国革命摆脱苏联模式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文化、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从“马列学院”先后改名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即可看出。
　　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底色的，是中国农民文化。在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立场从城市的“洋学堂”转到农民一边，其富有个性的革命文化建构之路，是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土壤上开始的。这一方面与毛泽东自幼受到的文化熏陶有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革命手段。中国革命最深厚的伟力来自农民和大地，革命文化不能离开农民文化。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科学、大众三大特征中，他真正突出并在实践中大力推进的，还是“民族化”与“大众化”，他所期望的延安文化面貌，一个是文化生产者的工农化，二是文化品格的大众化。在他指导下的延安文化建设，基本上围绕有三分之二文盲的农民展开，比如在教育方面，要求大设识字组，编写普及生产知识的教材，让农民学会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在文艺方面，是发展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