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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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研究传统，虽然越往后越有变化，但作为学术传统，她的这个主脉，我以为还是延续下来了。王瑶由清华到北大，很快就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在延续北大文学史研究传统方面，王瑶是一个关键人物，他过去专治中古文学，有相当好的训练。中间经过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红皮两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和修改后的四册绿皮本（t959年9月），虽然学术观点和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种学术训练和学术意识，作为文学史研究传统的主脉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延续。无论是“红皮”还是“绿皮”文学史的写作，都曾受到过林庚、游国恩等前辈文学史家的指导，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它的延续方式可能是变态的，但变态的延续中会保留一些东西。
到了陈平原和钱理群他们这一代，经王瑶这个关键人物的努力，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开始往回退，特别是陈平原，他的意识可能更自觉一些。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最早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如果从学术史角度观察，它的动因其实可以解读为是明确回到文学史研究传统的冲动，把人为割断了的文学史研究界限再打通是很自然的事。陈平原往回退，由现代文学向晚清以上回溯，洪子诚则往下走。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仔细分析还是北大文学史传统，特别注意从文学史角度观察当代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现象发生的动因和它完整的历史。虽然对象成了当代文学，但文学史的意识和方法，还是北大的老传统。洪子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引人注意，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发现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古典文学的情况我不熟悉，但现当代文学，到了陈平原和洪子诚这里，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就突显出来了。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1995年5月）出版时，这个特点还不明显，以后再写类似的学术著作，就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而要把学术的师承和大学的风格联系起来考察。
我这些零散的感想是因为最近看《中国文学变迁史》一书想到的。
这本《中国文学变迁史》是我前年在旧书摊上拣到的。当时我正看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这本书非常用力，很给人启发。但作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刘景晨的这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中提到过这本书，按说是不难找到的。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我没有去查。因为我看过刘景晨的这本书，感觉有相当的意义。最近又读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发现作者对这本书也没有注意。因为书恰好在手边。我就先来说这本书。
这本书1921年12月初版，1933年10月第11版，我这本是11版。署名：刘贞晦 沈雁冰。编辑者：闻野鹤 校订者：鲁承庄抱恨生发行者：樊春林上海新文化书社。
书中收入刘贞晦和沈雁冰的论文各一篇。刘贞晦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文学变迁史略》，署名前标明：北京大学教授。沈雁冰署名前没有称谓。沈雁冰论文的题目是《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
刘贞晦就是刘景晨，刘景晨是刘节的父亲，刘节就是“文革”中代替老师陈寅恪挨批斗的中山大学教授。最近胡兰成《今生今世》风行，他当年在避逃温州时，认识了刘景晨，刘先生介绍他到温州中学教书。
温州卢礼阳先生是未曾见面的朋友，他近年常常寄一些新印的温州地方文献给我。在去年寄来的书中就有一册《刘景晨刘节纪念集》（杨瑞津编，香港出版社，2002年10月）。其中马骅《景仰刘景晨刘节两先生》一文中提到：“后来在书店里见到《中国文学变迁史》这本书，是刘贞晦先生著的，买了下来，当时看不懂，一直存着。但据我所接触到的有关刘景晨先生的传记等文章中都没有提及此书，不知何故。”（第11页）郭延礼《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历程回顾》（《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也提到过这本书，主要是说茅盾的那篇。按说，一本印过十几版的书不应当难找，也许是因为书比较薄的缘故，让人忽视了。
《中国文学变迁史略》只是一个大纲，约有三万字左右。但它的重要意义我以为有三点：一是它出版在1921年，这个时间有意义。在这个时间前出版过中国文学史的大约只有林传甲、曾毅、黄人、谢无量等少数学者。中国文学史写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较盛，二十年代前就写过文学史的，都有草创之功。胡适1922年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十年后周作人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同年钱基博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刘景晨的书比这些都早。二是明确把新文学（民国以后）纳入了整个文学史的框架。三是对新文学的发展及与旧文学的关系有深入认识。下面是书的纲目：
第一篇：唐虞以前的文学
第二篇：唐虞夏商文学
第三篇：周秦文学
第四篇：汉代的文学
第五篇：魏晋及南北朝的文学
第六篇：隋唐五代的文学
第七篇：宋文学
第八篇：辽金元的文学
第九篇：明文学
第十篇：清文学
第十一篇：民国成立以来的文学
刘景晨出身于京师大学堂（1904…1906年），思想开明，见识卓越。他的这个提纲虽然简略，但却有一个整体观念在里面。他把文学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整体，发展变化都互相关联。在讲清文学时，他特别强调小说和翻译的重要性。他说：“同光以后，欧美小说，输人中国，译者极多。单说林畏庐氏译述的就有一百三十多种，他人翻译及撰制的新小说更是累牍连篇，不胜枚举了。我国自唐宋以还，用诗赋策论经义八股取士，这种制度的办法，截直是缩小文学发达的范围，况且科场程式，束缚的方法极严，文人思想受朝廷压迫，丝毫不能自由了。可是历代治诗古文辞的人，多少总有几个。戏曲小说一类的文学还是一代发达一代，也算我国民族中可喜的一回事。自从清季废八股文试士的制度，文学思想才解放了。再加那时候陆海交通，已经便利，欧美新学说输入渐多，不但文学界的人思想开通起来，就是一般人民的思想也改变了。所以从科举停废之后，不到十年，革命成功，我国文学的丕变，从此真要相始经营。”
他还指出：“原来清季治诗古文辞的人，本已不多。后来废科举，设学校，各种科学列为课程。学者兼修并进，当然不能照从前的老样子，专治文学。就是先觉的几位学者，意在导进文化，著书立说，或刊行杂志，或登载报章，文应共解，势须急就，也当然不能给古文的法度拘束。民国初立，百端未整，不但文学没有成绩可观，在这过渡时期，虽尚有前清科举旧人，诗古人辞，本是功深养到的。又有羽翼古文的志士，提倡保存国粹，结社集会，要作个大雅扶轮。不过文化进步，要在通变制宜，现在种种新思想，须叫一般人民共同了解，若用古文去发表，不但著述的人不易图功，就是受读的人也难领悟。所以近一二年来，有人提倡改用白话文，传达文化。可以收个因利乘便的功效。这算民国文学变迁的一种动机。可不免有火色太过的人，因此排诋古文，说旧文学简直可以废了。但是旧文学的本身，实有种种不可废的功能。单就译书一方面说，从前译著出来天演论群学肄言种种书，学理虽是新的，文词原来是旧的，一般读过这书的人，何尝不用旧文学的功能，得新学理的感化。现在已经有用白话文译的书，却不见得那译笔就一定比用旧文词好。不过新文学现在还是个草创的，原也不可求全责备罢了。谈旧文学的人说，文章要有理趣，有情味，有音节。新文学何独不然。做到好的地步，那理趣、情味、音节也自然都有了。要在有志文学的人，下一番切实研究的功夫，或是旧文学本有根柢的人，来参预这新文学的改造，这纂拿旧的蜕化出新的，或是主张新文学的人，去摘发那旧文学的弊病，这纂拿新的去矫正了旧的，能够这样并力向前做去，民国的新文学就有完全成立的希望了。”（第71页）
他还说：“我们中国自秦以后，文学的变迁，就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成绩实是有限，只有察看那历代文学变迁的机势，无非在少数文人的社会中，一起一落。现在的变迁，都是要扩大范围，造成全体国民易知易能的文学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变迁史上一种进步的现象。有志保存国粹的人，也要明白这一点。不好说改造新文学是不该提倡的呢。”（第72页）
对于小说、新诗、戏曲和话剧（文明新戏）等新的文学形式，刘景晨都给出了肯定的评价并预示了这些新形式将来的发展。他说：“诗歌一类的文学，我国历代有人讲究，本来有个渊源，将来只要打破那芜的秽藩篱，向自然美好的境界进行，就用白话，何尝不可登大雅之堂。不过要叫这新诗体真个成立，须不是旦夕的功夫。现在只算个试验的时期了。”
刘景晨后来没有成为专门的文学史研究专家。1957年他成了右派，1960年就去世了。但他在盛年时期完成的这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专书，却不应当被人遗忘。因为这本书虽然简略，但却体现了作者远大的文学史眼光。刘景晨在京师大学堂就读的时候，林传甲也在那里。这可以看成是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研究的源头，这条线索很清晰，如果梳理下来，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坐标中的一个关键点。陈以爱写《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偏重于史学，如果以文学史研究传统来观察北大中文系的学术脉络，也许可以看出更多的问题。比如，陈平原近年主编的“文学史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来会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
从单纯描写走向功能解释
■ 王功龙
汉语语法研究到了四十年代，吕叔湘、王力两位大师在发掘汉语语法特点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六十年代开始，朱德熙先生等率先引进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汉语语法特点做出了相当精密细致的描写，使汉语语法研究逐渐进入了世界语言学研究的洪流。但是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研究注重于描写语言单位的功能与分布，这种研究的结果大多体现在语法是怎样的，而对于语言内部的功能机制的调整，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却很少涉及，这在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中表现的尤其突出。翻开一部汉语语法史的论著，人们可以看到学者们经常提到了某个时代，哪种语法现象出现了，某种语法功能消失了，但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却几乎都不涉及。即以往的研究都仅仅满足于描写，却都没有进行解释。
从研究者的语言观来看，人们习惯于用静态的眼光来看汉语研究，不太重视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描写和解释在语言学研究中应当是并重的，它们是语言学研究的双翼，哪一个也不能偏废。缺乏理论高度的研究，仅仅是就事论事，是一种不成熟的研究。没有语言事实的挖掘，就不可能具有科学的语言研究，语言事实是研究的前提。我们更要在语言研究事实上总结出有规律的东西，从有规律的东西中总结出方法和理论。中国语言学界侧重于汉语研究理论探讨的著作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重大缺憾，尽管众多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此类问题。
石毓智、李讷两位年轻学者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一书，可能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研究汉语语法史的理论著作。以往的语法史著作只是一种描写，而这部著作却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前人的基础上，企图从汉语语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的角度给予解释。这部试图从解释的角度来论述汉语语法发展的著作有几大特点值得称道。
首先，此书将描写和解释紧密地结合起来。作者在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对一些语法现象的产生，发展，演变，找出它们的动因。例如本书论述汉语判断词“是”的产生，这个问题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中一直都有争议。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等书中认为始见于公元一世纪，两汉时期稳步发展，到五世纪左右完全取代了旧有的判断句形式。唐钰明先生则进一步考察，又把判断词“是”的发展向前推到了西汉时期。作者熟练地运用了语法化的理论，分别从“回指”的出现，语法化句法格式的建立等几个角度来看“是”字的产生，而不是仅仅就某一个字的作用来谈。作者从汉语的SOV语序对判断词“是”产生的类推作用。从“回指”“是”的格式与判断句式之间的语义联系，从“是”字判断句的前后成分的特点等几个方面，来看判断词“是”的产生的内部机制。最后令人信服地指出：“用于回指的‘是’在公元前300~200年之间形成了两种使用格式，使得它与普通动词占据同样的抽象格式，因此在普通动词的类推之下，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动词性成分——判断词。”作者并没有满足于说明一个判断词“是”，还从理论上进行概括，使之更具有抽象概括的理论色彩。作者说：“‘是’的发展进一步说明语法是一个系统，其中的各个标记和形式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因此一个地方的变动就会引起相关部分的调整，从而会从整体上改变该语言的语法面貌。判断词‘是’的出现不仅为汉语增添了一种新的表达工具，而且对汉语语法产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31页）作者对书中的每一个语法问题都力求做出解释。将语言作为一个功能系统，一个自足的表义体系，在进行某些语法现象研究时，就不会拘泥于个别例句的多少，也不会仅仅纠缠于例句的确切词义，而是从语言表义作用来看，这样视野就开阔了，研究的角度就拓展了，结论自然也就令人信服。语言作为自足的表义系统，某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受到本系统内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见蒋绍愚序）作者立足点高，视野广，以往的语言材料和研究成果就会有了新的解释，在对于以往学者的不同看法上也就有了崭新的判断与取舍的标准。
其次，范围广。作者在书中几乎对于汉语语法史的主要语法现象都涉及到了，诸凡把字句、被字句、比较句、动词重叠、动词拷贝、否定标志系统、量词系统、判断句、疑问句式、动补结构等等，都按照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描述和解释。如果能对汉语语法史的一种语言现象做出一些令人认可的解释已属不易，作者竟然对众多的语法现象都力争做出解释，而且还大都言之成理，最起码能自圆其说，这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学术勇气和探索精神。本书不仅涉及的面很宽，而且在时间的跨度上也很宽，“对现代汉语中判断词‘是’来源的追踪一直上溯到先秦，对现代汉语‘有没有＋VP’来源的探讨则只涉及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其时间跨度上下达三千年。”（蒋绍愚序）这样的历时比较研究，大大提高了结论的科学性。作者自己就说：“我们从历史研究中又得到一个重要启示：要合理的解释一个问题，必须把历时和共时的研究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