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百年对语-欧美文学与中国-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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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诗歌最先找到了对应物，在学习俄苏文学时，最有成效。诗人们学习马雅可夫斯基，并采用他的楼梯诗体创作出一大批优秀诗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充满着战斗激情，强调诗歌的战斗性与群众性，便于朗诵。这些特点与建国初期的氛围是相符的，也适合表达时代狂飊式的、粗犷的革命和建设的激情，适合表现诗人的心愫。郭小川和贺敬之在当时实在还没有找到适合所表达这些内容的更好形式，像《致青年公民》和《放声歌唱》这种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的诗歌，如果采用传统的歌谣体和格律诗，抑或惠特曼式的自由体，而不采用楼梯诗体，是不能完美地表达出其内涵的。
解放后，马雅可夫斯基被诗界称作“苏维埃诗歌的全权大使，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诗歌战线”。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大量翻译了过来，供阅读、借鉴。从石方禹的 《和平的最强音》开始，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鲜明的马体诗印记的楼梯诗佳作陆续问世。50年代中期，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和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共领风骚，带出了一股楼梯诗的创作热，持续到50年代后期仍不降温。为纪念建国10年而作的鸿篇巨制，除贺敬之的《十月颂歌》外，还有闻捷的《祖国！光辉的十月》、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韩笑的《我歌唱祖国》等，均以楼梯式的颂歌和赞歌闻名，表达了人们对祖国新生的热烈赞美，阳刚之气充溢诗篇。
与初期创作对楼梯体诗的模仿不同，郭小川、贺敬之等在50年代中后期写的楼梯诗，创造大于借鉴。同是溶进个人感受描写革命历程，赞美新生的社会主义的祖国的今天和明天，马雅可夫斯基的 《好》，侧重于提炼语言的“镭矿”，再现历史场面，给十月革命铸青铜像；而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和《十月颂歌》，则着意于解放前后的对比，创造历史与现实重迭的深远意境，表现诗人扬沸于胸的光荣、幸福、豪迈的感情。同是驾驭炽热的词汇，鼓动青年以公民的热忱战斗、劳动、创造，马雅可夫斯基的《共青团员进行曲》、《青年近卫军》等近于热烈、庄严的号召，而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则有更深一层的时代的人生的哲理。不仅在选材、立意方面有突破，在格律方面也是借鉴中包含着革新和创造。“春风。／秋雨。／晨雾／。／夕阳。／轰轰的／车轮声。／踏踏的／脚步响……／……我走进农村。／我走进工厂。
／我走向黄河。／我走向长江。……／五月——／麦浪。／八月——海浪。／桃花——南方。／雪花——北方。……”《放声歌唱》以及《十年颂歌》以骈为主，在楼梯式的框架中大量采用整齐的对偶、排比，注意平仄协调。就是基本上是散体的《致青年公民》组诗，后出的几首也很讲究匀整和对称。例如《让生活更美好吧》中的一段：“我们的田野……”，“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海洋”，“我们的草原……”，连续四个并列句，每句分作16行，每16行按意义层次排列为6个梯次。这是典型的排比、对偶，诗句、诗行及标点均各各对称，相当完整。
相对自由而又抑扬有致，变化错综而又大体整齐，诵读起来铿锵和鸣，激扬蹈厉，倍增壮采豪情——贺敬之、郭小川50年代的诗在节奏韵律方面追求的目标与马体诗相通，音乐效果相近，然而这种追求，这种效果又紧密地结合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和诗歌艺术的特点。这表明他们已越过模仿的阶段。正如茅盾所评价的，对楼梯体诗已作了创造性发展，达到了民族化的初步成就。这对于后来中国诗歌的发展有深刻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的流播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它不仅有其现实的合理性，而且有文化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有相通之处，成为二者有机结合的前提。历史的进步，政治的介入，使得这种融合进一步加强，也确实给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文学带来一丝刚健之气和一线光明，在摸索中，中国文学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位置，从而探到了民族之根。当然，由于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的流播经厉了一个曲折而坎坷的历程。一些歪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观点左右着文坛现实，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造成了一些误解，有时甚至运用一些非文学手段造成历史悲剧。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我们仔细分析并正确取舍。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苏联文学反映的是一群完美的人。理想主义的光辉，执着现实的渴求，无疑是它们对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影响。在它们影响下，人类的梦变得明晰而具体，实在而可求。虽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些差错，甚至遭遇了历史性的挫折，但我们却不应因此而否定它的合理性。帝国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梦想的破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必将得到一种崭新的结合，得到更吻合文学本质的诠释，从而融入民族精神之中。
欧美文学与新时期文学
百余年间，中国文学有过两次繁荣时期，而每次都与欧美文学的大规模全方位输入有关。一次是“五四”至30年代，那次输入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文化及文学观念、引进了许多在当时颇为新奇的社会文化和文艺思潮，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作家，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稳步发展的基础。第二次是自1978年以来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开放和对外交流导致了更多的西方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思想的输入，极大地影响了现有的文学观念、创作模式及理论批评，造就了又一代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善于实践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所受的影响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方面因素，而是与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相伴而行的。经过十年动乱的空白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窗口，国人发现外来的世界原来是五彩缤纷、光彩夺目的。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潮、文学观念、写作技法蜂拥而入。人们几乎来不及加以甄别，便贪婪地加以接受，用囫囵吞枣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西方现代哲学及现代派文学继“五四”之后再次传入，获得人们的重新评价。一些过去被遗忘的西方作家也被介绍过来，一些后起的哲学观念也获得国人青睐。人们不仅惊异近百年来西方文学的迅速发展，也为一些小国的文学成熟感到惊异。这一次中西文化交流是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是前所未有，势不可遏的。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新时期文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有人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虽没有巨星闪耀，但群星璀璨，异彩纷呈。从伤痕文学始，新时期文学经历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等几个阶段，目前又有新的动向。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欧美文学的影响和新观念的产生。其中最根本的，要数对人的认识这一主题的嬗变。反映文革对人们心理的创伤，进而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反思过去，是第一阶段。这时，人道主义在文坛重新引起争论，并最终获得肯定。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文学崛起，人们欢呼改革英雄及其业绩，同时为改革带来的道德沦丧和心灵失衡而忧虑。在痛苦地摆脱旧体制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受到拉美文学的启发在国内崛起。文学家们把触角伸向远古的时空去探寻民族文化之根，反观现在人的生存环境。待寻根文化热稍冷之时，新写实小说悄然兴起，并逐渐占据文坛主流。它们抛弃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对群体的关注，转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由于存在主义思潮和文学的影响，作品常有历史的宿命感和个人的荒谬感，对社会的批判意识明显减弱。近两年，纯文学不太景气，但已开始切近社会和人生，走向摆脱西方影响独自发展的路途。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在科技水平还落后的今后长时期内，西方文化高踞俯视的态势还会对中国文学产生长远影响。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非我们目前所能预测的。
欧美现代派诗歌与中国新潮诗歌
进入新时期后，西方诗歌，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又一次在中国诗坛产生重大影响，在西方已成为历史经典的现代派诗人神奇地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焕发了活力，影响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中国青年诗人。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意义更为深远的文化交融。因为在这次对西方诗歌学习的融汇中，中国当代诗人业已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相当充分的体验与选择，并且开始了自己具有独特现代意识的拓展与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一种超越与挑战。
西方现代派诗歌，从法国的先驱者波特莱尔、魏尔伦、韩波、到显示象征主义实绩的马拉美、瓦雷里；从意象派的庞德，到受象征主义影响的叶芝、里尔克的艾略特，创作上都显示出西方文明强烈的危机感，表现了知识分子受到骤变的社会现实冲击后的失落感。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以丑为美，以美为丑，在美丑互置中展现出现代文明的荒谬。艾略特的《荒原》则揭示了世纪末时期西方文明的“精神荒原”。浪漫主义明媚甜美的歌声，理想主义的追求经过一阵幻灭之后赢来的是梦魇般的阵痛，乞丐、妓女、赌徒的身影灿然居于诗歌意象之中，诗歌的美学风尚发生了根本性嬗变。
西方现代派诗歌出现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它蕴含了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对基督教文化，对社会现实，对自我命运都有极度的悲观感，诗人们把诗歌当作了拯救人类命运的唯一手段。他们过于敏感的心承受不了文明的衰落，“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与欲望”。
朦胧诗运动是中国新诗潮的第一个浪头。它的崛起，虽然从一开始就有其总体上独特的当代中国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与西方现代派诗歌迥然有异，然而，体现在诗中对过去的怀疑与批判，却与西方现代派诗歌有共通之处。他们悲观，然并不绝望，甚至有所希冀；他们怀疑与批判，然而也不乏思考和幻想，甚至有变革现实的介入愿望。正如舒停《致大海》所说：
也许旋涡眨着危险的眼，／也许暴风张开贪婪的口，／呵，生活，固然你已断送／无数纯洁的
梦／也还有些勇敢的人／如暴风雨中／疾飞的海燕。
他们知道自己所面对的现实与历史赋予的使命是严峻的，他们的生活与艺术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与坚实的支点，在沉痛中负重前行。西方现代派诗人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与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无所指望，无所寄托，因而感到灵魂的极度怅惘与空虚。这种感觉，在朦胧诗诸多诗人中是没有的。他们的怀疑与批判，仍以理性作为基础，而西方现代派诗人的怀疑，则隐含着非理性的因子，一种对现实的极度失望，对人类前途的深刻绝望。这种区别，关健在于双方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朦胧诗派从西方接过批判武器，部析众生相，为现代意识的输入提供了艺术和实践和范本。
朦胧诗派诸位诗人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借鉴，与诗人自身的性格气质、文学修养、艺术追求等密切相关。顾城追求诗的纯与美，他说：
一滴微小的雨水，也能包容一切，净化一切。在雨滴中闪现的世界，比我们赖以生存的世
界，更纯、更美。
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
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
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
……
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
……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了身后的暗影。只有路，自由的路。
我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向着人类。
事实上，顾城的诗本身就是用他“心中的纯银”铸成的一个梦之天国，这与他所受到的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分不开。他说：“我喜欢西班牙文学，喜欢洛尔迦，喜欢他诗中的安达露西亚，转着风旗的村庄、月亮和沙土。他的谣曲写得非常动人，他写哑孩子在露水中寻找他的声音，写得纯美之极。我喜欢洛尔迦，因为他的纯粹。”“真正使我震惊的是西班牙和它的那个语系的文学——洛尔迦、阿尔贝蒂、阿莱桑德雷、聂鲁达。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白银和乌木的气概，一种混血的热情，一种绝对的精神，这声音震动了我。”
顾城所受影响，虽然不是来自美、英、法等国欧美现代派发源地的诗人，但对纯粹美的追求却是一脉相承的。艺术的价值便在它本身，而不是其他的外在因素。艺术的最高目的在于写出人类的梦，创造纯粹的美。在诗歌中，美的极致便在于永恒的形式。因此，形式的独立与表现技巧的实验性是现代派诗歌的追求之一，也是它对诗歌发展的重大贡献。
庞德曾经断言，艺术家应当是未来主义者，他不是已有文化的收藏者，而是新文化的创造者。艺术家是一个民族最敏感的触须，而那些平庸的民众却不会懂得或相信他们伟大的艺术家。因此，艺术家可以摆脱读者反应的困扰，进行各种异想天开的艺术实验，以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来显示与实现自身及艺术的价值。
法国早期象征主义的奠基人之一韩波曾写过一首题为《彩色十四行》的诗：
黑 A、白 E、 红I、 绿V、蓝 O、母音们我几天也说不完你们神秘的出身。
……
我们很难说出这首诗有什么特定的内在象征意义，诗人只是从不同的字母那里通过直觉高感体验到各种不同色彩，从而使听觉、视觉，抽象、具象彼此包含地交融在一起。诗人从黑A联想到“嗡嗡叫的苍蝇身上的黑绒绒的紧身衣”，由白色的“E”联想到“高傲的冰峰”，“伞形花微微的振动”；由蓝色的“o”联想到“号刺的刺叫的奇怪的响声，被天体和天使们划破的寂静”等等。这种实验性特点，无疑是诗学观念上根本性变更的需要与表现，是创立一种全新的诗歌形态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中国的朦胧诗人也无一不抱着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形式技巧上的尝试与创新。北岛的诗，运用蒙太奇手法以造成意象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杨炼指出：“我要表现意象具有的质感，并在飞动组合中显示万千气象”；“于是意象的跳跃，自由的连接，时间、空间的打破，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顾城对一些现代诗歌的表现技巧也有研究。他注意运用通感，认为视觉、听觉、触角、嗅觉可以通过心来相互兑换。他注意引进曾在西方风靡一时的意识流手法，认为意识流不过是一种纵向的、交错的、混合的全息通感。
在朦胧诗发端前，西方现代诗歌流派的各种手法已发展得颇为完备。当它们蜂拥而入的时候，杂糅相融互相渗透，形成了中国新潮诗歌的别种风味。在这里，无论是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还是立体未来派、超现实主义，种种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技巧都可以在其间找到自己的身影。例如：“蟋蟀和狼群从黑夜紧张，我的性格铸成方鼎”（杨炼《敦煌·高原》）；“让脆弱的灯光落在肩头”（北岛《路口》）；“背景的天空仍然是我深蓝的顾盼”（黄翔《世界你的裸体与隐体》）；“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