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百年对语-欧美文学与中国-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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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同时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它通过描绘一个名叫马孔多的小镇的兴盛与衰亡，通过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经历，来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作品中梦幻与想象、神秘传统与潜意识杂糅相融，失望与希望、厌恶与欢欣共荣并存。题中的“孤独”，既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精神孤独，又有一个民族的与世隔绝和孤独历程，同时还象征着人类精神上的无助和荒谬感，全文是颇有象征意味的，意义含混而丰富。

　　受到前述因素的启发，中国作家也打出了自己的寻根旗号。阿城表示要“强化民族文化意识”，韩少功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也就是说，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而所谓的超越，则是以现代观念重铸民族精神，去揭去一些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乡土，因为“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桶，都可能有汉魏或唐宋的投影。”他们的作品，如《小鲍庄》、《爸爸》、《透明的红萝卜》等都是成功之作。作品中主人公均为小孩，思维混沌直朴，象征着原生态的先民及其代表的文化之根。例如，捞渣象征着仁义，丙崽象征着荒诞愚昧，黑孩象征着神秘。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把视野投向了过去的年代，但已淡化了政治背景，仅有一幅感伤的气息。黑孩倍受虐待，不知饥寒，对关心他的菊子十分冷淡。他不理睬小石匠对他的爱护和小铁匠对他的折磨，在二人打架时反倒帮小铁匠的忙，只因他看到了小石匠与菊子的野合，而菊子在他心中另有一种神圣。为了寻找萝卜鲜红透明的感觉，他破坏了一片农田。神秘、虚幻、感伤，便是莫言理解的文化底蕴和现代精神，在作品中两者完美地融为一体。

　　此后，一批富有文化意味的作品诞生了（并进而影响到下一阶段的新写实小说），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和层面对民族之根作出了自己的诠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讲述了发生在商州土地上动乱世事中各类人物的悲欢离合和生死命运，透露出秦汉文化所固有的粗犷质朴的历史氛围和现实基调。郑义的《远村》、《老井》从新旧两个角度对古老的三晋文化作了揭示。韩少功、叶蔚林、何立伟等更多写出了绚丽多姿的楚文化，以及它在农民心灵中的积淀。再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则着意表现吴越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市民、农民的文化意识。邓友梅的《烟壶》、刘心武的《钟鼓楼》、阿城的《棋王》，则凸现了燕赵文化背景与表现出古老民族审美意识的苏醒，开掘民族文化心理作为历史发展的见证。这些都同样体现出作者对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

　　欧美现代派文学与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所受影响比较特别，它是在1985年文化热退潮的背景下产生的。从表面上看，它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共时的直接影响，但事实上，它是中国文学前十年所受西方文学影响积淀的成果，既保持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一些长处，又对西方的哲学观念、文化人类学及表现手法进行了比较和挑剔。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面对现实和人生，注重生活画面的逼真性和细节的真实性，注重人物故事。但是，新写实小说抛弃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抛弃了对理想主义的礼拜。对故事细节的偏重，似乎与现代主义偏重形式构筑的倾向不合，但它吸收了欧美现代派文学中对生存状态关注的文化哲学思想。所以，新写实小说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衔接的初步点，仔细考察一下蕴藏在新写实小说中的文学影响与接受中的机制，或许更有利于猜测今后的中西文学交流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

　　新写实小说中受西方影响最明显的一点是对生存状态的关注。所谓生存状态，包括两个方面：个体生存状态与群体生存状态，有时还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生存形式。个体生存状态的反映，在刘恒笔下最为突出，而刘恒作品有两个中心：“食”与“性”。作为维持个体生活和繁衍的两种方式，它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展现。《狗日的粮食》在半是赞美半是怒骂的氛围中，显示了一出围绕“食”发生的个人悲剧。天宽婆被天宽用一袋白薯干买来。为了孩子能吃上一口饭。生命的一切全围绕着“食”而大悲大喜。对她而言，她的个人生存无疑具有某种哲学意味。同时，如果放在那个时代层面上考察，则又可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畸形特质，进而暗示出群体生存的悲剧。性，是刘恒作品的另一个中心。《伏羲伏羲》中天青和菊豆的变态性爱，以及由此滋生的自虐、恐惧、自残等心理，都是由“性”而生。杨金山为了传宗接代，不顾自己失去性功能，残酷折磨菊豆。天青和菊豆的性爱则处在压抑之中，他们敢于越过人伦和社会偏见的束缚，寻找着性爱的满足。在小说中“性”成了最高主宰。我们固然也可以从中看到社会、文化与人性的冲突，窥见群体生存的形式，但这两部作品事实上都强调的是人的本能对个体生存的决定作用。

　　这种现象，明显受到弗洛依德学说的影响。弗洛依德强调性的决定作用，认为个体的生存都与性息息相关，决定着个体的一举一动。因此，在我国文学中，出现了对性膜拜的文学。人物只受到性欲和潜意识摆布，离开了社会价值、伦理道德和人生观念的拘束。应该指出，刘恒的小说写的是十分深刻的，而且社会批判力极强。但是，我们也该注意到弗洛依德学说的局限性。弗氏选择的研究对象多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以及行为反常的人，侧重研究他们消极的、病态的和兽性的方面，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单一研究，以及心理因素的历史考察。理论基点的偏失已经决定了理论本身的缺陷。如果我们陷进弗洛依德的理论所提出的对待精神生活纯生物观点的圈套，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人生，更别说用艺术想象来再现它了。人更多的是文化的产物，并非单纯的生物性的人，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主动性一面，对人的认识就是片面和肤浅的。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有助于纠正这种偏颇。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发现人不只是性本能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需要层次越高越脱离低级动物，越具有人性的美。因此，有人提出了只关注生存缺陷的作家，视野是否过于狭窄的问题。这其实是个理论探求与创作实践矛盾的问题。理论探求总是力求全面，而创作往往喜欢把某一点推向极致，在极致中见出生活的本质。况且，描写自我实现的人物，按照新写实小说的笔法，是很可能回到现实主义的老路，在感情上，作家们大都不愿接受这一点。这里提出的文学影响与接受的矛盾是很值得理论界探讨的。

　　有些作者并不一定看了许多西方学术理论著作，但阅读了不少翻译作品，对其创作实践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黑色幽默便是一例。早在　1937年，黑色幽默就被认为具有超现实主义特点，在1939年，布洛东编有《黑色幽默文选》，说它是以冷笑自卫，在梦幻中寻找新世界。但到了60年代，乐观自信消失了，成了灰色的、病态的喜剧，悲观、绝望、阴沉、优郁。作品中的英雄主义、历史的庄严与崇高全部丧失，在历史进程中，人是无可奈何的，但又不甘心如此。于是，在历史与现实之中，人采取了“玩世不恭”的态度。在寻找自我过程中，人并没有发现自信，在嘲笑他人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虚弱，在幽默中呈现阴沉，在绝望中发出狂笑。它轻松地嘲弄着历史，绝望地审视着自身，以轻松幽默写出了现代人生存的荒诞：充满恐惧，飘忽不定，迟钝空虚，渴求死亡，在传统准则全面瓦解的情况下束手无策。

　　赫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便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作品描述了一条无所不在的22条军规所设的怪圈，谁也别想挣脱它，与古希腊时期的宿命观极为相近。不过，这种宿命悲剧又十分可笑，它并不存在却无处不在，貌似荒唐又十分真实。作品开始把人放到社会中考虑，在社会环境中展示个人的生存状态，并进而指出这种生存状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面临的，从而使个人生存悲剧变为群体生存悲剧。人物形象有血有肉，又充满哲理，认为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物”，在平等的众生面前，人的软弱暴露无遗，在自我调侃中显出辛酸与苦涩。我们几乎随时可以发现了一些小说里的生存环境中潜设或隐伏着第22条军规的那种扯不断、理还乱的怪圈。刘恒的小说《连环套》光是篇名便揭示了这一点。窑主拗不过两个亲戚的情面，让他们的孩子去自己办的窑上挣钱。不料，由于他们的技术失误，窑上发生事故。两个孩子一死一伤，而两个亲戚则趁机要挟索赔，而不论先前他们是如何强逼窑主答应他们请求的。真如连环套一样，双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有理有情，但终究解不开这个套扣，怪圈死死笼罩着人们的心灵。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被称为中国的第一篇现代派小说。弥漫在整个音乐学院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与沉闷的气息，又有谁说不是现代人的失落呢！调侃中的青年们行为是如此合情合理，却永远是别无选择，整个人生就是一部轻松的荒诞剧。

　　黑色幽默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这是一种深刻影响20世纪中后期欧美并进而波及全世界的哲学思潮，它是走出二战造成的荒诞与绝望的尝试。它以人为研究中心，反对抽象的、空泛的哲学研究，认为要努力去反映现代人的思想倾向，思考个人的生存意义，提出了一些充满人生矛盾的命题。人不应该是抽象化的，强调研究人的主体意识，反对理性主义哲学，认为个人是绝对理念的体现，强调个人是集体的存在，即“个体的一刹那”，而不是“体系中的一章一节”。这种强调只限于哲学意义，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个人主义。

　　存在主义哲学如下几个命题对中国哲学思考乃至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一是，“存在先于本质”，指先有人，尤其是人的自我意识，然后才有存在。没有人，存在与虚无毫无意义。这里，存在是一种实存，一种有意识的存在，体现了人的追求与特性，从而否定了对人与物区别的抹杀。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对人的漠视越来越严重。人被物所排挤，人的价值受到挑战。强调人与物的区别，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无疑是走出冷漠的尝试。第二是，人的行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社会决定了人。在历史和现实面前，人是软弱无能的。他的选择是有限制的，在强大的历史惯性和现实压力面前，他的选择常常变形，有时甚至与初衷相背。对人的主体意识的追求，永远只是哲学意义上的事，当它落到实践和道德层面上时，人的主体地位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得到抹杀。由此有第三，存在的虚无，却又不得不面对荒诞，正视荒诞，而这正是存在的荒诞性。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无规律、无理性的，人的追求是明晰的、理性的，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冲突中人的处境是荒诞的。

　　但是，存在主义者的贡献并不在于发现了荒诞的存在，而在于面对荒诞挑战、生活，在反抗中体现人的价值。看来，存在主义者决意要以自我的有意识反抗世界的无意识，在反抗中进行抉择，但抉择的下面潜藏着一种悲剧心态，即选择事实上的不可能，个人无力改变整个世界的无序性。非理性主义思潮渴求着另一种更坚实，更明晰的存在，却明白非理性更是世界的本质。可见，存在主义理论本身是有着许多理论矛盾的，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存在主义的荒诞主题得以突出，从而深深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

　　荒诞派戏剧以悖论的形式突出了荒诞主题：在无意义上寻求意义，但意义本身就是无意义，因此寻求本身就是意义，但寻求又无结果，更显出了存在的虚无，却又不得不面对荒诞、正视荒诞而这正是存在的意义。从这里开始，荒诞成了一种普遍化、抽象化的人类状况。在艺术上，荒诞派戏剧为荒诞主题找到了一个荒诞的形式：用非理性的、放弃了理性推理的、非逻辑的手段来展示人的处境的毫无意义，荒诞的形式便是荒诞的内容。在接受上，他们利用观众的理性和舞台的非理性产生间离效果，在观照舞台时反思，在反思自身时感受荒诞。例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剧情写两人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两人无聊之极，随口扯些不着边际、毫无意义的话，说戈多明天来。可一个接一个明天过去了，戈多还没有来，而那两个人还在等待，继续做些无聊的动作，说些毫无意义的话，或许，事实上的戈多本身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等待。这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联系其哲学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内涵。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无意义的等待，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所得到的又是毫无结果的无意义。中国作家高行健的《车站》明显受到这出戏的影响。它讲述了一群人在车站等车的情形。车一辆接一辆驶过车站，可就是没有一辆停下来。可高行健对之改造的结果是，有些人在此继续等待，有些人却拔脚前行，不再作毫无希望的苦守。这体现出中酉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贝克特等人着重探讨的是存在本身，他们过于注重个人，把个人与世界相割裂。可高行健则以东方人的思维，追寻的是社会层面上的个人价值，并不割裂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以一种综合的眼光看到了个人对世界的适应性，在适应中实现自我，与西方在对抗中体现自我的方式截然不同。

　　新小说派与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同时出现，它没有强烈的介入意识，以什么都没有表达为特点。但是，在无意义、不规则的形式背后，隐含着对荒诞存在的认可，是对过去的怀疑和反叛。他们认为传统的文学形式产生于稳定缓慢的时代，不再适合变化激烈、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它们不再追寻小说的情节化和完整性，因为这属于过去社会的特点：个人的行动是可感可知，有恒定的心理线索和社会规范。在现代社会，人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是不完整的，因此，他们的小说虽然精细烦琐，比自然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描写杂乱无章，飘忽模糊，捉摸不定，在无序的现象和频繁变化的叙述人变化中，表达了荒诞的形式与宿命的无奈，马原的艺术观深受其影响。他认为：“生活不是逻辑的，但是其间很有些很逻辑的断片；存在不是逻辑的，有些局部存在又似乎证实着逻辑学的某些定义。我于是不喜欢逻辑同时不喜欢反逻辑，我的方法就是偶尔逻辑局部逻辑大势不逻辑。“《错误》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讲两个小孩出生了，但不知生父为谁，于是发生误解，最后冰销释然，他在此玩弄的是一种语言游戏，犹如玩玻璃弹子一般，在简单的深沉中造成世界的奇异与不可知。《虚构》讲一个名叫马原的汉人闯入一个全是麻疯病人的藏民村庄玛曲村的经历。没说明也没表现，没有结构也没人物，在此前后是什么并不重要。他的目的是以纯形式来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