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百年对语-欧美文学与中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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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以纯形式来昭示内容的虚无，并传达出现实的荒诞。这一切均需读者去细心体验、参与、发现，在与作者的共同创造中诠释作品及世界的本来面目”。

　　新写实小说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其观照现实人生和历史生活提供了理论基础，黑色幽默小说，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在中国的流播，为其在艺术上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范本。大多数新写实小说都把人物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考察他的生存状态，并运用一定艺术形式予以强化，进而达到一种对群体生存状态观照的效果，有时如果形式运用成功，则会达到某种形而上的思考。

　　池莉的《烦恼人生》反映了一普通工人人到中年后被现世所拖累的窘态。小说着意表现的不是印家厚的人生信念，而是他在家庭、工厂、社会多种冲突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印家厚对待生存的各种艰涩尽管也是不无遗憾，但对遗憾的境遇他不是用信念和理想去改变和完善它，而是认同与等待。“网”成了现世的生存环境，而“梦”则是他的人生态度。在《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等作品中，池莉虽然写出了群体艰难的生存环境和无奈的人生态度，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对此的肯定，甚至欣赏。方方《风景》中七哥的追求更是让人掬泪。小说反映了居住在武汉一角的狭小、阴暗、潮湿的河南棚子户。他们生存境况极糟，有如猪狗一般，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进行了选择。七哥为改变自身卑微的命运，实现他跻身上层社会的梦想，居然跟一个比他大八岁、永无生殖力的高干女儿“联姻”，还说是满足了双方的需要，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但同时也付出了人格的尊严。这些形象无不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对人物生存状况、生存环境的思考，无不受到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

　　刘震云虽然自称与新写实小说不相干，但评论界仍把他作为这派小说的一个代表。他在表现人物与生存环境关系方面，既长于用细节营造和渲染环境，又把小人物在环境的摆布下无奈，走向顺从的状况写得细致入微。　《单位》中的小林，本来是一位颇有事业心的大学生，但活得特别累，最后抱负没了，天真、热情也丢了，只剩早到的一脸老气。小林要想混上去，混得像个人样，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而入党，则是混上去的必要条件。假如小林反抗单位这种模式对他的改造，不打水扫地，不去讨好管他入党的女老乔，不擦掉局长家便缸上的尿渍，他就升不了职，分不到独单元的房间，也就得和妻子一块日复一日闻着令人恶心的厕所倒涌的屎尿味……在单位以外，家庭和社会对小林也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着。《一地鸡毛》描写了这种状况。小说从豆腐、保姆、孩子上幼儿园、妻子调动、班车等琐屑零碎的生存环境中，揭示出对小林以及对那位曾是富有诗意的妻子残酷的磨损和改造。在与环境磨合过程中，小林不再有什么希冀与憧憬，他唯一的渴望是老婆用微波炉给他烤只鸡，喝瓶啤酒。在他人生态度转型的过程中，一是他替个体户卖鸭子，日收入20元，比他在机关里强多了。由此他深刻体会到“大人堆里混”的实在和实惠。二是他替家乡政府送给局长审批一个指示报告，对他来说本是举手之劳，可他却收下了县里送来的价值七八百元的微波炉。由此他悟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

　　小林从一个有抱负的大学生到最后成为一名庸庸碌碌的市侩官僚，其过程是明显的，显示了在与环境的过程中，个人的选择是不自由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由此，作品反映出了荒诞的存在事实。小林要干一番事业，却被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搅得心灰意冷；小林想平平淡淡地生活，却被社会的民俗塑成了庸碌之辈。没有理想，没有认真，所剩的唯有认同环境，在认同中找到生存方式，把自己消失。在这一类作品中，个人与环境是对立的。没有共同点，也没有相异点，同不是异，异不是同，同即是异，异即是同，人与环境本来就不该分开，这就是命，不用挣扎，这就是生活的原汁原味。

　　宿命感是对生存状态的一种形而上的观照。在个体生存状态中，个人往往受某种本能愿望驱使，本能得不到满足，社会成为毁灭个体的动因，或者扭曲了个体的心灵。在群体生存状态中，个人的愿望往往是社会的理想赋予的，可是，在理性并不健全的社会的压制之下，个体往往最终与社会的不健全妥协，同流合污。而哲学上的生存思考，则更多地带有某种纯形式倾向，或者离开了具体的社会环境。这种思考，更多地、更深入地对存在主义作了文学诠释，并运用了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的一些艺术形式。

　　在一些以历史作为观照对象的新写实小说中，这种对生存状态的形而上思考显得尤其突出。因为历史小说可以对某一同质事件作出多次描写，在重复中消磨了历史事件的真象和偶然，从而体现出形式的恒定与永久。个体的生存在这些恒定与永久的形式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荒谬可笑，进而形成一种历史的宿命感。刘震云的《头人》是一次成功的尝试。申村有几位村长，从清末建村起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换了一茬又一茬。虽然争权夺利的场面惊心动魄，可人人都有些小癖好，而这些癖好是受决定他们上下台的上级而产生的。每一次上级癖好的改变，都意味着村长更换的来临。癖好虽小，如爱吃点小鸡小兔什么的，却对村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用民不聊生来说实不过份，村长的个人沉浮也实在有如天壤之别。在冷冷地、略带嘲讽地、自得其乐地观赏中，刘震云以一种得道者的自得，在悲悯中向向世人展示了历史的宿命与残酷。认命吧，在冷冰冰的历史面前，你不用折腾，一切早已注定。《故乡天下黄花》以长篇的形式对这作了更多侧面、更加广阔的考察。无论是政治还是个人生活，都陷进了历史不可回转的怪圈之中。在历史的惯性与文化的堕力面前，你不用选择，也无法选择。作品结构的重复，人物社会关系的近似，甚至人物话语与行动的雷同，都加强了这种宿命的暗示。

　　如果说个体生存状态更多地从物的角度，考察物对人生存的异化与挑战，群体生存状态是通过个人在社会中的定位，显示社会对人生存在改变和磨合，那么，哲学上的生存状态更多的是从文化角度对人生存的决定方面来进行思考。面对物、社会和文化，人是如此渺小，软弱与无奈，几乎没有半点选择余地。除了认同，别无他路，在认同中，丧失自我，体现自我。严格说来，这是对存在主义的严重误解。存在主义虽然承认人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但它的落脚点却在于肯定选择的价值，承认自我拯救的可能。选择，便是个人价值的体现。面对荒诞，反抗荒诞，在反抗中实现自我。一味强调荒诞，固然道出了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抛弃了过去对生活本质的虚假反映，但也忽略了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即人在选择中的超越。对生活本质的把握、理解与反映也是片面的，而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物、社会与文化都是人创造的，也是人能够改变的。对历史的解释，应是多角度，多侧面的，而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对于无比丰富的人类社会生活，我们把握应该更全面，而不是过于偏于某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全部文明成果，人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个过程永没有终点，它显示出来的是一个搏击的姿势，在时间恒久的流程中显出片刻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