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百年对语-欧美文学与中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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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颇有研究。同洋务派不同的是，他对西方的强大不作皮毛之解，认为必须从文化和政治方面去探讨其强大的深层原因。回国后，严复大声疾呼，力主改革政治，提倡民主，推进科学，同时，他大量译介西方学术著作，对西方的人文精神进行深刻分析，对传统封建思想作严厉抨击，给国人很大震撼。
严复翻译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天演论》，这是赫胥黎为阐发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写的一本专著。在译著的《自序》中，严复指出，译此书的目的在于“自强保种”，即后人所说的救亡图存。每译一篇，严复都在书后作文，用书中理论，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启发民众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例如，严复从达尔文证明“物竞天择”的理论时联系到人类社会，指出在生存竞争中，不思进取者必然处于不利的生存环境。大自然奉献给人类的实在有限。进取者富裕强盛，懈怠者贫困衰亡。因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在人类各民族间的发展也是适用的。
严复的学说，对晚清的思想界有深刻影响。一时间，谈论《天演论》成为时尚。达尔文、斯宾塞的名字，传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遍见各处文章。而最根本的是，一种以进化论为指导的历史观建立起来，保守落后的今不如昔历史观受到批判。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文学史观的变化，诗文的正统地位受到冲击。粱启超的《小说丛话》、刘师培的《论文杂论》都指出，宋元以来白话文学的兴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推动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因此，口语与书面文字的合一是必然的趋势，这一天终久会到来。这实际上是后来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声。
如果说《天演论》注重的是科学精神，而卢梭的《民约论》则注重民主精神的宣扬。粱启超、刘师培等曾著文大力介绍，译成中文后同样风靡神州。这本书以“天赋人权”为核心，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这与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动摇了它们的统治地位，对封建制度提出了挑战。由此，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也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曾被视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成了满清的忠顺奴隶，被视为叛逆恶魔的洪秀全成了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代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与此相关，对文学作品人物的评价也有质的变化。《水浒传》历来被视为诲盗之作，但现在，它是对“暴君酷吏之专制”听反抗，是“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评价 《红楼梦》，也不再称其为诲淫之作，而是因为“男女婚姻之不自由”，作者所控诉的是“为鬼为域于青天白日之间”的封建伦理纲常之“酷毒”。同时，从人性论出发，指出《红楼梦》是一出人生悲剧，它反映了在封建道德压制之下，健康的人性得不到发展，两相冲突，最后人性毁灭（均见粱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12号，1904年）。这样，从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家庭制度与婚姻制度的角度，来评价这两部奇书，无疑能更深刻的揭示作品主题和形象有真实含义，也是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的近代文学评论的一大突破。
总之，晚清时期，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渴望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心态弥漫于整个国家，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日益深入民心。对传统文化人们多了分怀疑，开始具有自觉的批判意识。这为欧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它标志着带有近代意识的资产阶级文学创作、理论成熟的时期即将到来。这种意识的核心是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同时又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强烈的使命感、积极的批判性，成为这种意识的另一个层面。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晚清时期的中国文学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景象。思想界的革命已经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方面，受欧美文学影响较大的有两次，即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诗界革命由粱启超、谭嗣同等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内提出，并试作“新诗”。不过，此时所谓的“新”，不只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谭嗣同、夏曾佑等人的诗作，不时引用格致术语、新旧约圣经和西洋历史典故，取材狭隘，用语生涩，并无多大影响。但它反映了人们对新文化，新思想的现实要求，体现出宝贵的试探精神，也还是很有意义的。正如谭嗣同的绝笔诗所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已看出这种满纸堆积新名词的缺点。戊戌变法失败后，粱启超流亡到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并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者说“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主张，耍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是对近代以来进步的诗歌潮流的一个概括和要求。
体现了梁启超这一诗论理论的是黄遵宪的诗作。黄遵宪攻击旧文人尊古贱今的文学史观，宣布他们沿习剽窃古人作品的罪状，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他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题材，贯注了新的思想，新的气象，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来未有的广阔的领域，如《今别离》四首，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现象。他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如
《逐客篇》、《度辽将军歌》、《哀旅顺》、《台湾行》等，都是民族危机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主题，情绪都是前所未有的，有“史诗”之称，成为诗界革命的一杆大旗。
小说界革命是晚清文坛的又一次文学改良运动。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人们的小说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乃“街谈巷语，道听涂 （途）说者之所造也。”君子是不会去写的。在诸子十家中，小说家排于末流，并无可观者，轻蔑之意十分明显。到了明清，梁启超看到了小说的社会作用。他把小说的发展提高到革新政治、开启民智的层次上论棕，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把小说看作具有神奇功能的东西，从维新变法的立场出发，强调发挥小说的感染力，进而达到塑造国民灵魂、改良社会制度的层次，政治功利性是十分明显的。这里，他透露出一个信息，对欧美文学的接收，中国一开始就具有自觉的功利色彩，这一色彩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延绵相继，反映出当时救亡与启蒙并存、救亡压倒启蒙的主旋律。这种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也隐藏着一种悲剧的可能性，即文学自身的丧失。
在梁启超等人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了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强有力的工具，一批职业小说家也出现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欧美小说的翻译和介绍成为这时期的主流。所统计，晚清小说刊行1500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则占全数的2／3。其中，林纾翻译的小说数量最多，发行量大，影响尤为深远。
林纾虽然文风承袭桐城派，但思想在当时还算是个新派。谈及译介起因，他说是因为痛感于清朝军事一而再，再而三地败于西方列强，“故日为叫旦之鸡，冀我同胞警醒，恒于小说中摅其胸臆。” （《（不如归）序》）遗憾的是，虽有雄心壮志，他却不能自主选择译本质量，因为他并不懂外文，而是由别人口译他笔录的；而且译文使用文言，误译、改译之处甚多，原文风格并不能完美地表达出来。尽管如此，林纾小说还是吸引了一批爱好文学的青年。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冰心等现代文学大家，都有过一段耽读林纾小说的时期。
林纾小说，涉及欧美各国，如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挪威、瑞士、比利时、西班牙等，包括不同时期的文学大师。这些作家中，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塞万提斯、莎士比亚，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笛福、斯威夫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潮中的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狄更斯、托尔斯泰、易卜生等。他们的作品，大都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洋溢着人道主义热情，对人生、社会不懈地探求。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旧文学的崭新世界。它为中国真正打开了一扇窥视外国文学的窗口，引起了人们直接阅读西方文学的风气，拓宽了读者眼界，有利于人们把中国文学的传统经验和外国文学的优点结合起来，冲破旧小说的框套，在内容和形式上为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国文学去努力。
除小主翻译外，马君武、苏曼珠等人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陈独秀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鲁迅、周作人译有《域外小说集》。“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以“文明新戏”的名义介绍过来。这些译介影响都不很大，但已显示出欧美文学影响的强劲势力。
欧美文学影响下的两次文学改良运动，尤其是小说界革命中的小说翻译，对当时的中国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自由，反对纲常伦理、弘扬健康人性，反对愚昧迷信、宣传科学自信，具有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欧美文学中深含的自由、民主、平等、人道的思想则更深层地影响着下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精神，人道的思想则更深层地影响着下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精神，进而为重塑民族性格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系。这大概就是欧美文学影响的深层含义，也是思想家们引进欧美文学的初衷。
资产阶级纯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也有长足进步。如果说维新派掀起的文学改良运动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希图借此向国民灌输科学和民主精神，而对文学的审美特性还没能足够重视的话，那么，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是第一个超越这种功利性，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系统的资产阶级纯文学理论体系。它运用欧洲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原有的文学思想资料进行加工，系统地提出中国资产阶级的纯文学理论，开辟了中国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王国维对西方的接受，不同于洋务派和维新派。他不是只重自然科学，希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谋求在政治了改造中国。他对民族危机、现实黑暗、革命风潮统统感到迷惑不解。他接受西学的目的在于解决他心目中的“人生之问题”。
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是西方人本主义的核心之一，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它是对封建思想体系最具破坏力的因子，起着怀疑、破坏封建思想、弘扬民主精神的重大作用。不过，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一开始就显得格外渺小，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王国维体素羸弱，性格优郁孤高，从小受到道家和佛教的影响。在接触到西方哲学时，他立刻倾心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并进而研究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著作，还有其他学者的社会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兼收并容，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世界观。在人生观上，叔本华认为人生有如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摇荡；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和无聊，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是不可忍受的重负。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王国维也认为人生是悲苦的，而摆脱这种悲苦人生的根本途径在于“出世”，艺术则是“出世”的最佳手段。
因此，王国维的人生观是与其文学观紧密相连的。人生既然是痛苦的，艺术是出世的手段，那么艺术的源泉便是痛苦本身。换句话说，痛苦便成了审美客体，它不是一种特别之物，而是某种与审美主体无关的永恒形式。在审美创造和审美认识时，审美主客体之间并无实在的利害关系，主体观照的只是客体的形式，是一种“实念”，即后人所说的“理念”、“理式”，是意志的直接的恰如其分的客体，又是杂多的个体事物的永久形式和标准模式。人类的审美活动即是从意志、欲求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以不计利害静观的方式，超越个体事物杂多的个性特点，去直接把握该事物的永恒形式“实念”。与王国维人性观相联系，他所说的“实念”即生之痛苦，以及这种痛苦的表现形式：飘荡。艺术的目的则在于超越痛苦，静观其美。南唐后主李煜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哀叹，切实地道出了王国维的内心隐痛，受到人的推崇。因此，对于《红楼梦》中宝玉的出家，他十分赞赏。他说从一般的道德标准来看，自然可以怪罪宝玉的不忠不孝，但豁达地看，宝玉不再因为拘泥于尽忠孝而忽视了个体的存在，避免了前人的覆辙，称他不孝是不应该的。
王国维的这种思想固然从叔本华哲学中引出，但叔本华却受到柏拉图和康德的影响。在审美本质论上，柏拉图有“影子的影子”之说，认为个体事物是对形式的摹仿，形式又是对理念的摹仿，因此艺术便是影子的影子。在审美认识论上，康德提出了美的无利害感，即在审美活动发生时，审美主体对对象的存在与否并不关心，他采取的是一种漠然的态度，观照事物的形式，美是纯粹的、无利害的。王国维从这种唯心、纯审美的角度出发，极力反对用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他说：“词人观物，须以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 （《人间词话》）反对当时风行的维新派以文学为改造社会工具的论点，认为“如此者，其亵渎哲学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道。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静庵文集》）这种眼光固然看出了审美认识的本质特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机，片面强调文学审美特性，抹杀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是十分有害的。从根本上讲，这会使文学离开社会，失去有利的发展时机，从而损害文学自身的发展。因此，对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必须站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做出评价，文学评价和历史评价有时并不是一致的。
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中虽有保守一面，但亦有进步一面，即进化的文学观。他的 《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最受赞誉，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观。他从进化论出发，重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