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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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迷思得以延续（Grossberg；1995）。但是，“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媒介与流行文化来说都不是精确而有效的方法。它将本章所讨论的众多不同方法之间不一致和冲突的整个网络简化成仅有的两端。因此，问题不在于“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就好像对研究方法的质询仅仅由42这两种方法构成似的。问题也不在于“文化研究与其他方法”，这是一些作者以想象中的讽刺手法刻画出来的。真正的目标在于找到一种方法，去理解研究文化的所有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就目前的情景看来，关键问题是取各种方法之长加以综合，从而富有成效地说明文化产业中的变迁与延续。在这一部分，我将把我的视角放在相关方法之间重要的论争上，并加以简要概括。
1生产与消费由于忽略了主流文化经济学、媒介社会学、文化实证社会学等对生产所采取的态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忽视了最好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论述的消费重要性，政治经济学经常被简短的“生产研究”来代称。类似地，文化研究的方法也经常遭到嘲讽，好像它所涵盖的几乎都是受众的实证研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却常常发生在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身上。我在本书中选择用于说明文化产业的那些事实——原因我已经在导论中概括过了——表明我将主要采用能够理解文化生产动力和管制/政策动力的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文化经济学的一些文献、激进的媒介社会学和文化实证社会学。生产和管制只是文化流程中的两个（而非全部）方面而已（见图1—1）。我想我不必解释为什么在此图中我更注重生产和管制这两个环节。因时间和精力所限，这种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这里的重点是这两方面，我们仍需要考虑它们与所展示出的与其他因素之间
图1—1文化流程图（duGayetal。，1997）此图改编自英国开放大学（OpenUniversity）书系《文化、媒介与认同》（Cultural；MediaandIdentities）。请注意文化各方面之间的互联关系。理想化的分析将考虑所有这些不同的环节，但是在实践中，即使只限定几个现象加以解释也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此图的思想应主要归功于理查德·约翰逊的一篇文章（RichardJohnson，1986/7），而他引用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之关系的著作。
的关系：消费、认同和文本。正如我以上所坚持的，文化研究对于更全面地理解文本意义和文化价值有重要贡献，当然其他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做到。但是，要完全综合产业分析、组织分析和文本分析确实仍有相当的难度。
2文本、信息与娱乐文化研究有时候会受到那些过度关注文本意义的其他方法的支持者的非难。实际上，虽然文化研究对于确定43意义和认同如何与社会权力问题相关这一理论多有建树，但在其最成熟的模型中，却几乎没有关注到文本阐释和评估问题。反而是其他与文本密切相关的方法，对发展文本分析帮助甚多，例如批判的话语分析（Fairclough；1995）、美学理论（Carroll；1998；Frith；1996）、社会符号学（VanLeeuwen；1999）、批判的音乐学（Walser；1993），更不用说是精辟的批判理论了（Reynolds&Press；1995）。此类研究的焦点并不像某些传统人文学科那样，试图揭示出伟大艺术家灌注于其作品中的复杂意义，而是聚焦于文化文本的非刻意的复杂性。
同时，政治经济学、激进的媒介社会学和自由多元主义传播学研究开始更加关注信息文本，诸如新闻和时事；也更加关注受众能在多大程度上从文化产业那里获得公民所需的信息资源，来对抗不公正和权力滥用。但是这些方法对信息内容的强调远重于对其形式的关注，而且对认知的、理性的思维模型的评价要高于审美的、情感的和情绪的思维模式［麦奎根（McGuigan；1998）有类似的论述］。因此从整体上评判，这些方法可能会受到44所谓公正的指控，指控它们将娱乐仅仅视为一个“令人分心的事物”、一种“消遣”，而偏离了大众传播最理想的目标：关切、理性、参与的公民的行动主义。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的最好形式可以帮助我们反驳这种偏见。
3认识论问题“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对立的迷思过分强调了两组方法之间的冲突，却低估了它们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共同区别。与文化实证社会学、文化多元主义传播研究等更具实证倾向的研究相比，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同样都把对文化权力理论的理解作为基础，在这一点上他们颇为相似。然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这两者在理论上和认识论上却剑拔弩张。简略地说政治经济学学者在认识论问题上倾向于现实主义：即假设在我们的认知过程之外还有一个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所具有的特殊性最终都能够被我们所理解（Garnham；1990：3）。
这种观点无异于认为我们能够获得关于独立现实的客观知识。文化研究学者则喜欢采用各种各样的建构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方法，在某种情况下旨在通过认识观察者对被观察者所施加的影响来获得更大客观性［参考库卓（Couldry；2000b：1214）关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论述］；在另一些情况下，又表现出对“呼唤真理”秉承激进的怀疑态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尤其如此。因此我再一次强调，这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问题。文化研究中激进的“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我在本章前几部分概括的研究文化产业的所有的方法（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都不一致。传播研究与文化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者，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现实主义者立场相差甚远，与后现代的文化研究也罕有相似之处。
4政治把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截然分开这个奇怪的想法是以一个错误的政治二分法为基础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文化研究从政治行动主义和思潮中获得了灵感，即把性别、种族、性等社会认同问题作45为焦点，而不重视经济和资源再分配问题。参考霍尔（Hall；1992）有关对文化研究的说明，该说明将其描绘成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特定形式（尤其是那些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形式）的反作用。
对社会认同的关注意味着放弃了通过建立联合体来反对由于经济和政治权力而导致的压迫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上述一些政治经济学学者认为文化研究也暗含着保守的性质：他们认为文化研究误解了权力（Garnham；1990）。但是，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学者站在这种立场上，激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也经常持这种观点，此外还包括传播研究和文化实证社会学中的许多学者。这再一次证明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对立的观点是全盘错误的。
对文化研究的一些回应也反映出一些重要问题。如果紧紧围绕着某一群体（你自认为属于这一群体）面临的压迫和不公正来建立一种政治纲领，这无疑是拿与其他群体的团结和感情作赌注。但是对于一些激进的评论家来说，其轻率的论辩无助于达成积极的目标。与同政治学和文化新的重要的思考方式进行对话并寻找反对新保守主义的共同根据相比，这些激进的评论家更愿意去攻击宗派主义者。他们嘲笑的对象经常是这样一些学者：这些人实际上在考虑建立边缘人群联合体，但前提是这些组织要获得左翼机构的认可。
由于文化产业身兼双重角色——作为生产系统和作为文本生产者，所以这些问题在文化产业的环境中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想要批判由文化产业所生产的某些文化形态及其生产方式，那么我们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聚焦于政治经济学的再分配的政治学问题，一是聚焦于文化认同问题的认知政治学问题（Fraser；1997）。
5决定论与简化论问题一般来讲，简化论是一种很超前的批判，它不仅存在于文化研究之中，也存在于传播研究和文化实证社会学之中，它反对把复杂的文化事件和进程（例如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形式，或者电视肥皂剧的本质，或者作为传播媒介之一的电视的发展）归因于单一的“政治的/经济的”分析，例如那些控制了生产46手段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或者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者和执行者对创利的需求。
然而确实有一些简化论者的说明没能够恰当处理文化相关因素间复杂的交互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天生就是简化论者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鉴于字数有限，我在此并不赘述。请参考瑞格比（Rigby；1998），他有一个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未必是简化论者，他们回避简化论的时候就会树立起多元主义的大旗，这使其极易与多元的社会学相混淆。事实上——简化论者也做过一些“政治的/经济的”的说明——本质上并不是反对“政治的/经济的”分析。基于设置限制和施加压力这种非简化论意义上，而不是在致使某些事件必然发生的外部力量或势力的意义上，在这里引入决定论概念是必要的［参见威廉斯（Williams；1997：8389），对此区别的说明］。
一个妥善的分析是将文化中的经济决定过程和其他的过程与压力并列考虑，并思考它们是如何互动的。在考察一个文化瞬间、现象或进程的时候应该着重强调的其他因素有：法律和政治领域中制度的作用，特定时间可采用的话语、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及不同人群的信仰、幻想、价值和欲望特性。当然，不是所有这些考虑都能够随时处理好所有的参与力量混杂的复杂状态。哪些要素应该被强调将取决于我们的主观目的、我们对于受众角色的认识，或者我们对于历史之某一瞬间的解读（我们希望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上面来）（Rigby；1998：xiii）。但是这种折中主义并不需要我们放弃对政治的和道德的优先性和关注。比如，瑞格比（Rigby）所注意的“主观目的”也许包括了对为达成社会变迁而设立的特殊的施压点的认同。
方法的多元化并不就意味着要采用相对论者的道德和自由多元主义的政治学模型，借此当今的民主制度被想当然地认为或多或少有效地发挥了功用。在试图解决令人难以置信的抽象术语产生的争论上所花费的时间已经太多了。我们应该放弃关于“马克思到底想说什么”的转弯抹角的争论，也应该停止讨论马克思是否被误读了的问题。相反，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思考各种决定因素间复杂的交互作用，以便了解社会变迁为何困难，及其在哪里可能发生这种变迁。许多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的文化研究作家继续强调了多因素做决定的重要性，同时也在最后一个例子中讨论了经济的决定作用（Grossberg；1995）。但是，除了多次援引“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外，在文化研究文献中很难找到关于“政治的/经济的”因素的明确说辞。如果关于经济决定论和经济简化论的争论真的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方法中造成了紧张，那么，一套折中主义47的方法伴之以承认权力结构、不平等和非正义确实存在的激进的社会民主论，为更大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
若能多加强调实用主义的选择，那就不但能涵盖强烈的经济因素决定论，而且还可强调上面所说的其他因素。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解释文化产业的变迁与延续上，这将是第三章中至关重要的方面。
在本章中，按照导论中所界定的问题，我已经集中识别了与文化产业研究相关的主要方法的成就，并指出了其缺陷。我也试图超越那种把媒介和流行文化研究领域截然划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文化研究的方法的观点。我此处的目的是提出一个全面的策略，它可以被描述成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一个特殊的类型，这个类型是由文化实证社会学、传播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特定方面结合而成的。本书下两章将重点讨论：如何调动这个全面的方法去提出一个框架，从而对文化产业的变化与延续进行评估和解释。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拓展阅读
由于本章评论了许多与文化产业最相关的文献，我在此只想有限地概括一下。
1媒介、传播学和流行文化书籍卡伦（Curran；1996；2000）著作中的某些章节在其所在领域非常值得关注，他综合了政治经济学、传播学研究和文化社会学的种种方法，也注意到了引入文化研究。麦奎尔（McQuail，2000）以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的观点对大众传播进行了总括。马特拉特（Mattelart）及其《传播学理论》（Theoriesofmunication，1998）一书狠狠地羞辱了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即AngloAmerican，指的是祖籍英国的美国人。——译者注著作的狭隘。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对理论没什么兴趣，而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公共行动主义（publicactivism）；但是丹·席勒（DanSchiller）的《理论传播学》（Theorizingmunication，1997）一书则以一种新鲜且独特的方式讲48述了传播学研究发展的故事。此外，我认为最好的教科书是克罗迪奥和霍尼斯（Croteau&Hoynes；1997）所写的书。
2专门研究方法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最好的总结性著作是文森特·莫斯科杰出的《传播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munication；1995），虽然他对学术家谱的追溯有时候可能太过详细了，但是他很好地论述了主流正统经济学的缺陷，就像伽纳姆（Garnham；2000）所做的那样。彼得·戈尔丁和格雷厄姆·莫多克提供了一系列关于批判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媒介和文化进行研究的重要综述，开始是1974年的一篇小文章（Murdock&Golding；1974），随后是1977年对变迁中的传播学领域的概括（Murdock&Golding；1977）。1991年，他们的后期文章得以结集出版，此书分别于1996年和2000年两次修订（Murdock&Golding；2000）。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所发生的变化可以通过上述五篇文章得以描述。关于文化研究的方法，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总结是尼克·库卓（NickCouldry）的《文化内情》（InsideCulture，2000b），该文章是从国际范围来考虑的。在众多的文选中，丢润（During；1993）的作品是最突出的。莫雷和陈（Morley&Chen；1996）对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的作品进行了有趣的评论，并且将这些评论结集成为有价值的文选。
《文化产业》 第二部分 文化产业评估
第二章
本章的目的是为后面评估（assess）文化产业中的变49迁与延续提供一个框架。“评估”这个概念有两个要素。第一，它包括了对变化的衡量（measuring）。但是我们能用什么样的准绳来衡量变迁呢？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展示了一张显示20世纪后叶文化产业之特征的特大地图。然后，本书的其他部分进行发问：这张地图所显示的景象是怎样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转型的呢？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这些变化（我在导论最开始时列举了一些）是否代表了此领域最根本的变革？或者仅仅是一些表面的变化？评估的第二个要素是对变化进行评价（evaluating）。在本章第二部分，我概括出了一个框架。
《文化产业》 第二部分 从资助到市场，再到文化产业
在本书讨论文化产业变迁的面貌之前，有必要了解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