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英国文学简史(上)-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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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词句表达热情，是最美丽的抒情诗篇。
另一部悲剧《裘力斯·凯撒》（1599），取材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有时甚至整句引用原作，但将原素材加以戏剧化，写有理想的人与丑恶现实的冲突，预示以后成熟期的悲剧。其中布鲁塔斯和安东尼的两次演说，是伟大的演讲作品。
1601——1607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成熟时期，他创作了七部悲剧和三部悲喜剧。这时期社会经历了从伊丽莎白时代的繁荣进入动乱的转折。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恢复妹妹贵族和天主教会特权，专制王朝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障碍，暂时联盟开始破裂，资产阶级反王朝统治的斗争公开化。把戏剧看成人生的镜子的莎士比亚，自然要写出时代的变化。他感到严酷现实与人文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剧作的情调和风格带上了悲观沉郁的色彩。在戏剧艺术上，他走向成熟，写出了他的悲剧杰作《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
《哈姆莱特》写于1601——1602年。在这以前，有关哈姆莱特的故事已流传了四百多年，最初来源是丹麦历史学家沙克索·格兰马迪克斯大约写于1200年的《丹麦史》，里面第一次记载了有关的传说。1570年有法国作家把这个故事改为剧本。16世纪80年代起，伦敦舞台上多次上演由莎士比亚同时代作家改编的丹麦王子的戏。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出现的谋杀和复仇，鬼魂出现，戏中戏，真疯和佯疯等情节和手法，在基德的《西班牙悲剧》中都已出现。但是莎士比亚在一个人们熟知的故事里写出了特有的时代特色的心理深度，创造了世界文学中最著名的艺术典型之一——哈姆莱特。
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从德国归国奔父丧，看到母后与叔父，也是新王克劳迪斯迅速结婚，倍感痛苦。父亲的鬼魂出现，告诉儿子自己被克劳迪斯所害的真相。哈姆莱特一面装疯卖傻，陷入紧张、痛苦、深刻的思考中，一面趁戏班进宫演戏机会，改编上演了杀兄的旧戏来试探叔父，从叔父的仓惶退场中证实了怀疑。在母亲卧室里，他误将偷听的大臣波洛涅斯当作奸王杀死。奸王趁机遣王子去英国，安排了借刀杀人计。警觉的王子发现后脱逃回国。他的情人，波洛涅斯的女儿奥菲莉娅发疯而死，失去父亲和妹妹的雷欧提斯在奸王的唆使下向哈姆莱特挑起决斗。哈姆莱特虽中了毒剑，仍刺死了奸王，与敌人同归于尽。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想人物之一，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讴歌“人”的力量：“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以“互爱”来代替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品格高尚，多才多艺，本人就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的理想，被视为“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家中的一系列变故给予他精神上沉重的打击。崇拜热爱的父王猝死，反常乱伦的事突发，打破了他对世界的美好幻想，现实现出了丑恶。在剧中，他是以忧郁王子的形象出现的，处于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反差和矛盾，理想破灭引起的精神危机状态中。在第一次独白中，他叹道：“人世间的一切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越接触现实，他越多地发现罪恶。延臣们对新王百般诌媚，好朋友成了密探、帮凶，情人听任父亲的摆布，人文主义者最珍惜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理想关系已不存在。美好的自然成了“污浊瘴气的集合”，人成了“泥土塑造的生命”，哈姆莱特思考人生的存在意义：“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一方面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另一方面又感到孤立无援、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我们由此才能领悟哈姆莱特的沉重感：“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复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不只把杀奸王，报父仇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是把按人文主义理想改造现实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哈姆莱特的力量在于他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人文主义者承担的历史任务便是作思想，文化上的改革，他从个人不幸中看出了社会的不幸。但是对于超越一切恩仇的改造社会的巨大任务，他力不从心。哈姆莱特的性格问题成为莎士比亚研究者的最大课题，从1788年出版集注本以来，平均每12天就出版一部关于哈姆莱特的著作。他的性格经三百多年分析，从一个单纯的复仇者而逐渐被赋予更复杂。丰富的特色。各种不同批评流派都努力去解释哈姆莱特的“延宕”、装疯心理病态等问题，比如心理分析学派以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去解释哈姆莱特在复仇过程中的犹豫、延宕。不同的时代也给予不同的阐释，从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19世纪的感伤主义者到20世纪的虚无主义者或革命家，真正是“说不尽的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这个复杂、多层次的人物形象塑造，超越了当时的复仇剧，人物不仅是剧情发展和动作的承担者，也是人性最充分的体现者，剧作在富有刺激性外，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哲理性。与主人公思考性格相适应，剧作家运用了大量的“独白”，有对生存意义的思索，有对世间不平的愤慨，有对自己内心的审视，都安排在人物思想发展的重要时刻，成为了解人物内心，思想发展脉络的重要途径。“独白”本身就是优秀诗篇，有许多隽语警句。
中世纪戏剧中的人物多是类型化的。莎士比亚高度重视人的个性化，在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除哈姆莱特外，天真脆弱的少女奥菲莉娅，阴险毒辣的克劳狄斯，圆滑庸俗的波洛涅斯等，都形神俱备。
《奥瑟罗》（1604）取材意大利短篇小说《一个威尔斯的摩尔人》，将一个丈夫听信谗言误杀妻子的平庸家庭故事，改造为有深刻社会道德内容的悲剧。战功显赫的摩尔人奥瑟罗赢得了威尼斯元老勃拉班修的女儿苔丝狄蒙娜的爱，两人秘密结婚。奥瑟罗受命去抵御土耳其人进攻，苔丝狄蒙娜随夫出征。旗官伊阿古不满奥瑟罗任命凯西奥为副将，设计让奥瑟罗相信妻子与凯西奥私通。奥瑟罗中计，掐死了无辜的妻子，在明白真相后自刎。这出戏表现了正直纯洁的品质与利己主义阴谋之间的冲突。奥瑟罗是文艺复兴时期富有资产阶级冒险精神的“巨人”形象，饱经风霜，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他的传奇经历，坦荡性格和勇敢精神深深吸引了苔丝狄蒙娜。这位贵族的女儿，具有对真正价值的理解能力，不顾种族偏见，年龄差异和社会身份的差别，将自己的命运与所爱的人紧紧联结，具有莎剧早期大胆追求幸福的女性形像特点。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是人文主义理想的体现，但这种理想有脆弱的一面。作为人文主义者，奥瑟罗把个人的“尊严”，“荣誉”视为生命。苔丝狄蒙娜对丈夫崇拜、同情，自愿处于顺从的地位。这样他们的和谐关系中含有不和谐的因素，被恶势力所利用。伊阿古是文艺复兴时期时代罪恶的象征。他极端自私，感情卑劣，以阴暗心理看待周围世界，他嫉恨别人地位比自己高，生活比自己美满，以卑劣的居心去揣度别人的动机、情感，处心积虑地破坏他人幸福，谋求个人利益。他利用奥瑟罗理想主义者的单纯性格，由于种族岐视造成的极度自尊心理，挑起他的嫉妒情绪，使他在幻灭的绝望和嫉妒的冲动驱使下，害死自己最爱的人。因为奥瑟罗是有伟大的性格，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便毫不犹豫地以自我来赎罪。莎士比亚在这个时期越来越注意社会邪恶力量的可怕性、危害性，通过伊阿古的形象引起人们对极端利己、阴险奸诈等恶德败行的憎恨。剧中对人物心理有出色描写。不仅写出奥瑟罗在伊阿古进谗过程中情感的微妙的曲折变化，就连伊阿古这种恶棍，也细致地写出他的动机、卑劣的心理。
《李尔王》（1605）的故事见于贺林希德的《编年史》和16世纪的其他著作，在16世纪90年代有同名剧本。莎士比亚将这个至少有50人写过的故事作了变动，以悲剧结局，穿插了葛罗斯特听信庶子谗言遭报应的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古代不列颠国王李尔刚愎自用，他分国土给三个女儿。长女高纳里尔和次女里根花言巧语换得父亲的欢心和国土，诚实的幼女考狄莉亚不肯诌媚被父亲剥夺了继承权，远嫁法国。李尔王遭到两个女儿的虐待，被逼发疯，在荒野上流浪，与乞丐为伍。考狄莉亚率兵讨伐，兵败而死，李尔也伤心发狂死去。剧中呈现了令人心寒的场面；李尔王的两个女儿欺骗、虐待父亲，相互又争风吃醋，自相残杀，甚至谋害丈夫。伯爵的庶子爱德蒙不择手段地谋取财产、地位、不惜陷害兄弟，出卖父亲。“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为仇雠；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延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在痛苦的经历后，李尔王终于悔悟，恢复了天良。第三幕暴风雨场景是全剧的中心和转折点，自然界的风暴与李尔王内心的震荡相呼应。他认识到自己生活观念的谬误。对穷人不幸的亲身感受，激起了他的人道精神。他呼吁仁爱：“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他从专横的暴君经过道德改善成为有仁爱之心的新人。尽管结局是悲剧性的，但以考狄莉亚、爱德加、肯特为代表的仁爱、真诚、信义等人文主义理想得到充分肯定。
与《李尔王》同年创作的《麦克白》是莎剧中气氛最阴暗的作品，取材于贺林西德的《编年史》。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平定叛乱、班师归来，路遇三个女巫，预言他将成为国王。在夫人的怂恿下，他趁国王邓肯在城堡作客之机，谋杀国王并嫁祸于侍从，从而成了国王。为巩固王位，他又犯下一系列谋杀：杀了女巫预言中提到对他有威胁的班柯及麦克德夫的妻儿。他的妻子受良心谴责，精神失常而死。麦克白以女巫的预言壮胆，但最终没有逃脱正义之手。莎士比亚在这部悲剧中揭露了野心的危害。在他的重要悲剧作品中，主人公大多具有正面性质，有伟大的性格，通过他们的痛苦折磨和毁灭去换取悲剧的，李尔王专横跋扈，但他在痛苦经历中恢复良知，通过“同情”回复正常“人”，也能引起读者的同情。麦克白则是个否定人物，他杀人并没有任何可宽恕的理由，双手沾满血腥，毁灭是罪有应得。但莎士比亚写出他性格中非恶的成分，写出他作恶前后内在冲突，内心痛苦，引起对这个“反面”人物的惋惜之情，他曾经忠于君主，武艺高强，内克叛军，外御强敌。但是在社会邪恶势力腐蚀下，他的权势欲恶性膨胀，正面素质消磨殆尽。在犯罪过程中，他内心的善恶成分激烈交战，引起极度的矛盾、痛苦。弑君后他不断内疚自责，但却无力自拔，正如他自己所说：“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他逐渐丧失天良，众叛亲离。从英雄到罪人，不仅是个人的堕落，也给国家造成灾难。麦克白夫人也是著名的文学典型。她自称自己可以从亲生婴儿嘴里拔出乳头，把他脑袋砸碎，以自身的狠毒来刺激麦克白性格中的恶，但最终也没能承受良心的重负。这出戏着重犯罪心理的描写，运用女巫、鬼魂、幻想、梦游等手段制造阴森忧郁气氛，表现悲剧思想，刻画人物心理。女巫的形象，代表着外界恶的引诱，也是人物内心潜在愿望的一种外化。鬼魂的出现则反映出犯罪者的恐惧心理。剧中作为刻划人物心理重要手段的独白相当精彩。如麦克白闻听夫人死讯的独白：“生命是个行走的影子，也是个可怜的戏子——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嚣和骚动，没有一点意义”，其中“喧嚣和骚动”成为美国当代作家福克纳代表作品的标题。
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607）取材古罗马历史。诗句出色，有相当的感染力和抒情气氛。《科利奥兰纳斯》（160）写这位倨功自傲的罗马将军为泄私愤竟帮助敌人攻打罗马。但剧中在对这种因私忘公行为有所谴责的同时，表现出对作为“乌合之众”的市民的蔑视态度。
《雅典的泰门》（1606？）中莎士比亚由理想和现实矛盾带来的悲观情绪达到顶点。这部取材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悲剧可能有其他作家的手笔。雅典富豪泰门慷慨好客，将家产挥霍殆尽，曾经受他款待的朋友都翻脸而去。泰门佯装又富，设宴待客，在宴席上他用水泼宾客，咒骂他们。从此他隐居洞穴，把无意中挖到的黄金散尽。他留下的墓志铭表达了“他对人世的仇。这是莎剧中情节最简单、情绪最阴沉的作品，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对现实中拜金主义的愤慨，剧中诅咒黄金的一段台词颇为有名。
悲剧情绪也影响到这时期的喜剧创作中。三部喜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1602？）、《终成眷属》、（1603）和《一报还一报》没有了早期喜剧乐观明朗的基调，爱情波折与社会上的罪恶及主要人物的背信弃义相联系，剧情发展几乎是悲剧性的，最后以大团圆结局，带有悲喜剧性质。根据乔叟长诗和荷马史诗改编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没有了原故事的理想化色彩，克瑞西达是莎士比亚笔下所有女子中最寡情少义的。《终成眷属》的故事取自《十日谈》译本，社会地位低下的医生的女儿海丽娜虽千方百计，含辱负重地得到了勃特拉姆伯爵的爱，但这种爱极为勉强。《一报还一报》是悲喜剧中最有意义的。大臣安哲鲁代维也纳公爵摄政期时，将犯奸淫罪的少年绅士克劳狄奥判处死刑以整饬当纪，却又对为弟弟说情的伊莎贝拉产生邪念。微服私访的公爵洞察一切，设计使伪君子安哲鲁暴露真相。社会风气败坏，执行者徇私枉法，借法作恶，悲剧在所难免。但在突然的外力作用下，悲剧又转向喜剧方向，公爵娶了伊莎贝拉，安哲鲁娶了被他抛弃的女子，得到赦免。喜剧性主要表现在喜剧形式和某些喜剧手法 （化装、掉包等）沿用上。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三时期是从1608——1612年。这时期他的创作风格发生较大变化，宽恕与和解成为他主要的思想特征。当他发现自己的理想——真理和正义、爱情和幸福——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时，便把理想寄寓于未来和幻想中。1608——1609年伦敦发生瘟疫，剧院封闭了一段，公众剧院的全盛期已过去。1608年，莎士比亚所属的“国王供奉”剧团由“环球”剧院转到私人剧院“黑僧”演出，王室贵族们偏爱传奇故事，优雅的情调，这也从客观上促使莎士比亚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