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等于零？-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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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筛选和编辑工作。2001年，在中国企业和广告公司的大力配合下，我在“饕餮之夜”环球展映中成功策划了中国专辑，使中国的优秀广告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现在世界广告发烧友的面前，在全球百余座城市的展映中赢得了喝彩。“饕餮之夜”2001年版也因此被国际权威的广告杂志《战略》誉为“中国之夜”。
当年，在我刚刚结识布尔西科的时候，韩国人也正在紧锣密鼓，准备把“饕餮之夜”引入韩国，日本人则早已经与布尔西科接触了多年。而当中国的“饕餮们”已经连续六七年有滋有味地与世界共同分享广告大餐之后，日本和韩国才有幸搭上餐车。“饕餮之夜”率先进入中国，不仅引发了中国广告界的思考，带动了中国广告业的发展，也在中国开创了广告文化的全新概念，使广告登上了艺术的殿堂，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时尚娱乐。如今，“饕餮之夜”在中国培养了一批喜爱广告的饕餮一族，成为一个成熟的品牌，“饕餮”一词也成了广告发烧友的代名词，被注入了时尚的色彩。在“饕餮之夜”的带动之下，世界各大广告节也陆续来到中国，为中国经济早日与世界接轨打开了一扇大门。看到这些，我总有一种自豪与欣慰，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也庆幸自己从未知难而退。
命运把我牵进了法语大门，领着我来到瑞士洛桑，又安排我在万籁俱寂中，独自一人接受了广告的洗礼。最后，我沿着这条激情的道路走了下去，不想后果，不问成败，不求名利，只想着竭尽全力，做好事情，回报我的激情闪念。
激情有理，坚持到底。
作者简介：綦玉宁，1981～1988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学位；1988～1991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并借调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工作；1991～1994年留学瑞士、法国，并把世界广告盛典“饕餮之夜”引入中国；现为北京蓝白红文化公司总经理、“饕餮之夜”环球展映中国代表。
如此乐观如是说（1）
崔传桢
作者简历：孙博旸，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外语系，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工作于泰山脚下，后就职于中央电视台，任记者、策划和栏目主编。创办乐水职业策划社并兼任多家企业和单位的策划顾问，致力于传媒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研究。
楔子：我真的想雅，雅得冰清玉洁。哲人说：上帝造人的材料是土；雅不了。我也想平步青云，哲人又说：走路离不了地，不怕驾云奔西？于是谨慎，于是冥冥之中找自我，并开始尝试摸石头过河。不见圣洁，脱俗之心应时而碎，随着撕裂的蜕变，灵感顿然接应了造物主的提示：这是一个“凡俗”的世界，这是一个苦难和幸福并存争斗的世界。在“幸福”的召唤和追求的征途上人人都可能是一个基点，而摆脱“苦难”摘取幸福的跋涉中却源于：事在人为！
开篇想起一个哲人的故事：某天，阎王爷手持锋利的巨斧，把持了冥河上的一座奈何桥。向欲过桥求生存的人们大喊：想过桥吗？如果你要说真话，你就被砍死，你要说谎话，你就被淹死。渴望生存的人们没有一人能过这鬼门关，一连几天，很多人就这样死掉了。人们再不敢轻易过桥，不敢乞求阎王爷放一条生路。突然，一位哲人路过奈何桥，了解了情况，心想：这可恨的阎王！他传授了大家一个秘方，说：我先过，你们以后效仿我。哲人径直走到桥上，阎王大喊：何许人也？说真话还是假话？哲人平静地回答：我将被水淹死。阎王爷急的满头大汗，心想终于遇到对手了，砍死淹死都不成，对哲人悄悄地说：小声点，过去吧。可是，后面的人也效仿了哲人都顺利的过了奈何桥，阎王爷恨死了哲人，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奈之下跳进冥河，顺水而去。后人为纪念救命的哲人，将这座桥改名：圣哲桥。
开篇就要思考，最累的是什么？就是脑力，是心计，而不是体力。在思考中生存，这不是简单的一二三四，这里涵盖人生的阅历、内在的素养、外在的客观环境及影响和制约个人发展的各种条件。而这种思考近似于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而更道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宿命论的人认为：人的命天注定。唯物且教条的人却持无奈的态度：顺其自然。但我却无数次的向失意的朋友、气馁的朋友、苦难的朋友、备受挫折的朋友大声疾呼：“哥们，去经营自己的人生！”这不是想去灌输一种近乎于强加的理念，而是我们经历的时代变了，我们经历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变，一切自然的科技的发展都在全球范围内变的不可想象，人类移居外星球的预言不可能永远是神话。于是“经营人生”之说虽白，但伟人恩来先生“坐着想何如起来行”的名言在含蓄之中恰有相通之处。
自从“科学救国”—“知识就是财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今朝的“知识经济”，这些关于知识的认知和感悟已经反射出历史、社会、价值观和思维趋向的演变，不难断定知识的外延在缩小，但特殊时代特殊属性的使用价值在不断地提高。许多人都羡慕高薪阶层，某某年薪百万，某某的上市公司一夜间身价50亿。可静心思考其发展轨迹，近20年的求学投资，换取了以后20多年的回报，这也是公平的。一个不思进取的人最终决定他一生的碌碌无为，一个年轻时不去思考发展不去经营人生而一味地去等待机遇、去顺其自然的人也不会成为对社会有作为的人。我很欣赏“知识改变命运”，我认为这是真理。
自己存了一点墨水，这墨水将绘画我的发展历程。我出生在泰山脚下，孔孟之乡，东平湖畔的一个农村，父亲是当地的“乡绅”，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算盘，也是当地十里八乡闻名的九段“棋迷”。20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十年浩劫期间竟还当了几天的“县太爷”，最后惹来大祸，被造反派抄家，爷爷的古董没了，家里的猪和鸡也被抓走了，母亲从此落下了恐惧症，病态的身体更加虚弱。突然有一天，全村轰动，我一长辈的爷爷考上了兰州大学。老爹听说后自言自语：农村的孩子终于有出路了。不断几天，又听说邻村的某亲戚考上了山东大学，某某也考上了南方的什么大学。家乡泥土的气息里似乎也有了些香甜，也许像我老爹说的农村的孩子有奔头了。后来才明白那是1978年全国恢复了高考。从此，父亲开始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故事。我硬是向母亲要了卖鸡蛋的几毛钱跑到十几里外的县城买了第一本连环画《马克思的故事》，才明白这位外国的大胡子爷爷是位哲人，而且影响了新中国。
我小时候很淘气，母亲说不像谁谁家的孩子听话，但我学习经常数一数二，墙上每年都贴满奖状。农村的日子很苦，经常上顿不接下顿，有一天我爬到榆树上去摘树叶吃，还没摘到就已经饿的全身无力，是过路的乡亲把我从树上抱下来。又有一次，我被邻居家的馒头诱惑了，那家的大哥在煤矿工作，吃国库粮的，生活条件在全村也算好的。看着我的小伙伴在大口大口的吃得那么香甜，硬硬地被母亲给赶回了家。
伟大的导师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自然不会忘本，不会忘记我的童年，这些是我童年的起点和财富，也是产生理想的时代。我想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作家和大学教授。并把目标和计划贴在床头上。但当年山东的贫穷在全国都是闻名的，本来很贫困的家境又遭遇种种不尽人意的事情，于是二哥放弃了高考，参军入伍，我不久也到青海投奔乡亲谋生，从此不想再拖累父母。在海西州德令哈，我遇到一位作家陈天虬，也遇到一位诗人鹿鸣，他们在戈壁滩奋斗的精神感染了我。陈先生一再鼓励我不要沉沦，要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还有一些好心人都在鼓励我帮助我，使我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冰雪溶水的刺骨的巴音河，一朝上岸，永不回头。人在转折的关头最需要“经营”，人生的每一步都像战斗，大则战略，小则战术。兵家说的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年幼的身体顶住了戈壁荒漠中干烈的狂风，走过了寄人篱下的辛辣。我终于赢了第一步，1988年我走进了青海师范大学的校门。
青海，我的第二故乡。每每看到、听到、触摸到青海的一切，我全身的血液就像三江源的水，奔流，奔流，再奔流……我和青海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玉珠峰的皑皑白雪，昆仑山的逶迤，沱沱河的晶莹，藏族同胞的纯真，塔尔寺的神圣，还有那天、那云、那草原和戈壁都牵动了我的梦和思念。青海的生活是我真正开始的社会历程。
1992年我毕业分配到在山东泰安市。而我的同学们有的去深圳闯天下，有的到国外求学，有的继续深造，大部分留在了青海教书。28个同学，22个女生，现在大都为人妻母了，男女单身的可能还有五六个。大家都忙，联系少，在此默默地祝福他们吧。
毕业了，不再置身于单纯的学堂，我真正地去考虑人生的经营和经营人生，前三年，后三年，个人的五年计划如何制定，赢了第一步，那么第二步，第三步怎样才会赢？
如此乐观如是说（2）
崔传桢
环境造就，适者生存
在刚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已经不太喜欢原单位的工作环境。虽然我是让同事羡慕的翻译，虽然天天跟随市长、局长，虽然我是单位甚至全市最年轻的科级干部，已身居外经处副处长的位置，但我却在找寻最适合的环境和工作。原单位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人心难测。我疲于应付
，另外又赶上1995年泰安腐败大案，全城人心不稳，经济萧条，政治波动。于是我决定一走了之，瞒着父母丢掉了“铁饭碗”和同龄人垂涎的美好仕途，加入了中央电视台“投奔光明者”的行列。
我喜欢经典的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也深谙其中的哲理，达尔文先生精辟地总结了生物的进化，这生物的进化论当然也应该包括了人类如何演变的自然规律。可是，人类却忽视了人本性的东西，世间众多法律规则是对人性的禁锢，而不是尊重人类在潜能发挥和个性施展的注重上。法律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这源于社会演变中人类等级尤其对奴隶非人的认识。几千年的沿袭在根本上没有脱离治人与被治的陋习，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价值体现的褒扬。我一度不赞成弗洛伊德和叔本华，但仔细想他们的理论自有存在的道理。伟大的文艺复兴是人文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可是真正地吸收其涵养的王侯将相却了了无几，个性的张扬只能体现在皇帝国王的为所欲为上。而对马克思理论真正理解和运用的人也多是理论家和摸索中的政治家。恰恰最需要将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人应该是世界各国的当权者。只有依据社会和人性而制定的游戏规则才能在社会上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样才能将单元化的个体价值和集体化的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
独裁的用人机制其根本点就是“服从”：让你在什么单位你就在什么单位，让你做什么工作你就做什么工作。从工作到退休从不让你没离开这个工作岗位，有的一家三代都在同一单位也很不情愿地维持着。裁缝到了剃头铺，搞化工的做起了木匠活等等。这种极错位的人事制度在当年必须服从，要么是政治的需要，要么是全家老小糊口的需要。但这种服从和军队的服从有职业的区别，也有本质的联系。某电视台有位老师傅每天都在整理记者编辑扔掉的废纸，据说他还是一位博士。老师傅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放弃年轻时追求的东西？我想不会。因为他的专业和专长及兴趣非常不适合电视台的工作，而阴错阳差地听从了上级的安排，所以他只有默默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收拾了20年的废纸，为的是不放弃这一个收入和福利很可观的单位。
而今天，中国的人事制度已逐渐进入理性思考阶段，慢慢地呈现了活力，能者上庸者下，岗位竟聘制和人才流动已真正地符合人性和社会的需要。但随之而来的是制度的不完善和过渡的畸形演变。北京和外地的许多用人单位“只用不管”，干一天发一天的薪水，什么劳动合同和各种保险都统统忽略了。有的在外打工多年竟不知人民代表是如何选举的，这最简单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在不健康的用人制度中淹没了。某媒体的打工族大都是本科学历以上的，可有的栏目组只是把他们当成雇用于被雇用关系，任意开除，任意训斥，打工者和制片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约束。打工族付出的劳动和回报不成正比，而他们却是“制片人上岗，黄金万两”。每年仍都有大批的学子托关系走后门进入影视行业，因为电视媒体和影视圈罩着一个通向成名的光环。有很少的人的确成功了，而这些成名人士的优势就是在错位和正位之间游刃有余。“适者生存”就是最好的总结，“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这些生存能儿的写照。
工作之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门学问，有的人把关系当成“生产力”，当成信息渠道和来源。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关系不畅往往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应该做到“通则不痛”。处理关系不是低三下四，关键的是积蓄实力，自尊自强，以诚待人。
所以不管顺境和逆境，达尔文对生物的终结也是对人类的终结。经过在泰安的工作和青海的摔打，我在央视工作也算得心应手。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爽快正直，工作敢打敢拼，作品也常常获个大奖小奖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风评价我“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直”，信息部主任王焰也很喜欢我的性格，因为我遇事思考，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可以交流。这两位老兄还有海外编辑部主任王有才兄都是很智慧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
环境是土壤，而自己就是一棵树，只有适应环境，才能在竞争中吸收阳光和养分。关系就是树根网络，梳理好了，才能积蓄自己的生存力量，才能茁壮成长。
关于婚姻和事业
生平第一次有人介绍对象是1993年，刚到泰安的第二年。亲戚家的嫂子在市财政局工作，他们都很关心我：大学毕业该找对象了。我说，没考虑过。嫂子说，见见面吧。于是顺从。只知道对方在某事业单位工作，而且是本地人。当地有个风俗，一定讲究门当户对，城里的看不上乡下的，乡下的也不敢奢望城里的姑娘。即使有能耐的小伙子也就是娶一个条件一般的城市媳妇。知道了这条不成文的俗规，于是就不想再浪费精力，其实那时我已经决定离开泰安了。快走到大众桥约会地点时，就想干脆不去了。可嫂子说我没出息，不去也不尊重对方。于是见面了，姑娘一米六左右，长相还可以，算不上漂亮。她大方地一点也不怯场。嫂子完成了介绍人的使命，甩下一句：你们好好谈吧，一定把人家送回家。她点着摩托车一溜烟地消失在夏夜乘凉的人群中。嫂子走了，我不知道咋办。好在姑娘大方，带我顺着奈河的堤岸蜿蜒而行。只有20分钟，一问一答，内容广泛：是否谈过恋爱，父母在哪儿，多大年纪，家里有几亩地。我如实回答，却忘了问对方的情况。第二天才知道，她是某局的一名打字员，家庭条件极其优越，已记不清是工商局还是税务局局长的千金。终于明白：姑娘的大方，不让我送她回家，而是吹着口哨翩然而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