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马斯洛-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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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足够严重，持续得足够长久，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
这一章我们的兴趣主要在成年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要简单、明显得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我们社会中的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我们可能在表面上看不出这一点。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高声喧闹、闪电或者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惊吓，或者受到粗鲁地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供养不足，等等，他们会全力以赴地作出反应，仿佛遭遇了危险。（1）
我们在幼儿身上还能看到他们对各式各样的身体不适时更直接的反应。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可以假设，这类痛苦的时刻，在孩子看来，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暗无天日，仿佛变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不好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二天会感到害怕，夜里作恶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最近，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著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270）。
儿童的安全需要还表现在他喜欢一种安稳的程序或节奏，他似乎需要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正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予感到焦虑和不安全。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在一种至少有一种骨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壮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不仅对于现在，而且对于将来，都有某种程序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和心理治疗家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选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父母在正常家庭结构的中心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殴打，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有时竟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决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害怕失去父爱或者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的父母似乎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而纯粹是为了求得安全和保护。
让一个普通的孩于来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常常会引起威胁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不熟悉或者对应不了的物体，疾病、死亡等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雄辩地证明了父母作为保护人的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我们社会中的普通儿童以及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它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遇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免遭受难。
在儿童身上可以极容易地观察到这些反应，这从某个方面来说，证明了我们社会中的儿童不安全的感觉极强（或者一句话：他们没被抚养好）。在一个没有威胁、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起因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或者幸运的成年人在安全需要方面享有很大程度的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会使自己的成员感到决不会受到野兽，严寒酷暑，强奸，谋杀、动乱、暴政等等的威胁。因此，从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acthe）动机。正加一位吃饱了的人不再感到饥饿。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或者接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穷途潦倒之辈，或者转向社会动乱，革命或者权威的崩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牙医．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
在世界上寻求安全和稳定的努力还有一些范围更广的方面，这些方面见于种极为常见的偏爱：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不熟悉的事物（309）；或者是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现把宇宙和字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寻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地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
不然的话．则只有在真正的危机状态中，才能将安全需要看作是调动有机体潜能的活跃和支配因素，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组，精神变态、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
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在对于安全的渴望上，有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时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象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象是在对危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
可以极为有用地将神经病患者描述为保留若童年时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害怕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庸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以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威胁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①特别是霍妮写了一些有关基本焦虑的很好的文章。
在一种类型的神经病中，对安垒的寻求表现得最为明晰可辩，这就足不由自主，如痴如醉型的神经病。这类神经病的患者发疯似地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并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和程式将自已围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偶然事变都能应付得了；这样，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变不再发生。他们同戈尔德斯坦描述过的脑损伤病倒非常相似。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一板一眼，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也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出人意料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竟然发生了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有一种惊惶失措的反应，似乎这个出人意料的事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强烈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不正常的人身上，就成了一种生死攸关的需要。对于新奇和未知事物的健康趣味，在一般神经瘸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着。
归属和爱的需要
假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并且以新的中心，重复着已描述过的整个环节。现在，个人空前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心爱的人，妻子或孩子。也就是说，他一般渴望同人们有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出努力。他将希望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他甚至可以忘掉，当他感到饥饿的时候，他把爱看得不现实，不必需和不重要了。此时，他强烈地感到孤独、感到在遭受抛弃、遭受拒绝．
举目无亲，浪迹人间的痛苦。
关于归属需要我们掌握的科学资料很少，尽管在小说．自传、诗歌、戏剧以及新兴起的社会问题文学中。它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借助文学作品我们大致了解了工业化社会引起的频繁迁徙，漫无目标、流动性过大给儿童身心带来的严重损害。儿童们变得没有根基或蔑视自己的根基，蔑视自己的出身，自已所在的团体；他们被迫同自己的亲朋好友分离、同父母姐弟分离、体会到做一名过客，一名新来乍到者，而不是做一名本地人的滋味。我们还低估了邻里、乡土、族系、同类、同阶层、同伙、熟人同事等种种关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这里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推荐一本以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来叙述这一切的书，它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根深蒂固地要成群结队、要入伙，要有所归属的动物本能。阿德瑞（Ardrey）的《必须服从的土地》（14）将使我们对这一切引起注意。这本书的大胆直率使我获益非浅，因为它强调了我平时疏忽的问题，并迫使我对此认真考虑。也许此书对广大读者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
我相信我们社会的流动性，传统的团体的瓦解，家庭的分崩离析、代沟，持续不断的都市化以及消失的乡村式的亲密、还有美国式友谊的肤浅加剧了人们对接触、亲密、归属的无法满足的渴望以及对战胜目前广为蔓延的异化感、孤独感、疏离感的需要。这一切又一定程度地导致了目前训练小组（T—groups）以及其他自发的，有目的的团体的迅遍发展。我强烈地感到相当一部分的青年反叛组织——我不知道有多少或到什么程度的起因是极度地渴望集体感、渴望接触、渴望面对共同的敌人，真正地团结在一起；无论什么敌人，只要它能使一个集体团结起来共同应付外来危险。类似的情形曾发生在士兵之间，他们被共同的外来危险推入一种非同异常的亲密的兄弟关系，结果往往是整个一生他们都会紧密相依。如果一个好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它就必须满足人的这一渴望。
在我们的社会中，从适应不良和更严格的病理学的案例来看，这屿需要的挫折是最普通的基本的核心。爱和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方面的表现，一般看来是有矛盾心理的，习惯上包括有许多限制和禁忌。实际上，所有精神病理学家都强调，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下，对于爱的需要的阻挠是造成适应不良情况的基础。因此，在临床研究方面，有许多关于爱的研究，除了生理需要外，我们对于它的了解也许比对其他需要的了解更多。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爱和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耍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的需要，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别人的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的爱。
自尊需要
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对于实力、成就、适当、优势、胜任、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①第二，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已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于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的欲望。这些需要比较被阿德勒（Alfred Adler）及其拥护者们所强调，并且比较被弗洛伊德所忽视。然而，今天在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之中，对于它们的突出的重要性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
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病倾向。从对严重的创伤性的神经病的研究我们很容易明白基本自信的必要性，并且理解到，没有这种自信人们会感到何等无依无靠（222）。①
从神学研究者关于骄傲和傲慢的讨论，从弗罗姆关于一个人对自己性质的虚假的自我知党的理论，从罗杰斯关于自我的研究，从象兰德（Ayn Rand 388）这样的随笔作者以及其他来源那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来自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真实的能力，以及对于任务的真正的胜任和适合情况的自尊的危险性。最稳定和是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之上。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任情况和成就，与凭借人的真正的内在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数，或者如霍尼所说，依靠人的真实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虚假自我、非常自然，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是很有帮助的（199）。
自我实现需要
即使所有这些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可以经常（假如并非总是）预料新的不满足和不安又将迅速地发展起来，除非个人正在独特地干着他所适合干的事情。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就可以称为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需要。关于自我实现的更充分的描述请看第ll章。
“自我实现”这一术语是戈尔德斯坦首创的，本书在一种更加特殊和有限的惑义上予以采用。它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Self—fulfilIment）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哪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满足这一需要所采取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是大不相同的，有的人可能想由此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有的人可能想在体育上大显身手，还有的人可能想表现在绘画或创造发明上。①在这一层次上，个人间的差异是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