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夜半的太阳-普鲁斯特和追忆似水年华-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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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意思说出来很简单，真理愈辨愈明，论争与拳击不同，拳击双方强弱不成比例，一方不堪一击，则比赛没有意义；论争则是双方思想互相补充、共同发展，但是，在与两个名人的分别交谈中，作者机敏地看出他们的发表言论、与人交流的方式、态度的差别，并由此总结出一个道理，这就不简单了；而尤为不简单的是，用合适的语句将这思想清晰、完整、透彻地表达出来，这已不是一般作家和思想家所能及。而这“理”，也就超出了真理愈辨愈明、对手愈辨愈强这一简单意义，给以人更多启示，并且令人深感其趣。
一般小说可以用一些套话来概括其基本内容、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但《追忆似水年华》不能。它有独特的内容，独特的结构，独特的风格，因而有独特的魅力。这部书没有贯穿全书的主角，人物不是通过事件引出，而是通过任意联想以及其他人物引出，首先是引出名字，然后在具体场景、事件中让人物曝光；事件本身不是目的也无预定意义，仅是意识自由流动的结果，然后由其本身显出意义。人物、事件互相串联而为网络，由于人物、事件有主次不同，并以斯万家、盖尔芒特家为两边展开，所以被人形象地称为“教堂式结构”，从一个亮点出发引出两边而最后两边聚合、作者思绪收拢，确是一种类似教堂的全封闭式结构，风格兼有龚古尔兄弟的冷静客观，罗斯金的细腻灵敏，巴尔扎克的详尽、忠实，并不失机智幽默。它最重要的内容不是回忆而是分析，没有分析，回忆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它的最大魅力在于作者在回忆过程中通过推理、分析而在极微妙处所得的感觉和在极幽深处所得的事理，以及在极平凡处所得的情态、世相，并用最贴切、最生动、最机智的语言表现出来。在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尚未束之高阁、自然主义新作油墨方干的文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无疑是一部具有别致内容和新奇魅力的作品。
自己的真实
人类文学经历了一个由内向外再回返心灵的基本过程。最初文学只是对外部世界的简单摹写，虽然创作者也带着一定情感，但作为这一情感载体的文学作品，它本身并不能使人们看到创作者的心境和意图；或者说，创作者所注重的不是表现心灵，而是注重摹写、再现触动了他心灵的外物。究其原因，是早期创作者思维简单，没有现代人的复杂情感，自我意识尚未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的增强，随着“万物灵长”意识的强化，人开始关注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人与社会的冲突开始取代人与自然的矛盾而占主导地位；而在人与人关系不断调整的同时，人又开始遇到另一种困扰：人与自身的矛盾，生理与心理、欲望与理智、幻想与现实的矛盾。意识开始异化为人本身的敌人，它甚至可以毁灭人本身。自我意识的高度觉醒开始使它本身也成为人关注的问题之一。文学是人学，文学发展的过程也完整地体现了上述过程。文学由最初对外界的简单摹仿，对人与自然斗争的史的记载，逐惭转向描写历史和社会中的个人，描写个人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揭示历史、社会和个人经历对个人心理的影响，以及个人心理又是怎样支配人的行为从而进入历史、社会运动的轨道。这种向内转的最后结果，是使得有些作家开始专注于心理描写，专注于内宇宙的构建，外部世界不再在笔下得到客观、冷静的再现，而是全部经过主观情感和主观意志的处理。如果说巴尔扎克写一部“人间喜剧”是力图作一个法国社会的忠实书记而全方位展示一个外宇宙的话，普鲁斯特则是更加注重内心真实，力图展示自我心灵的历程，而构建一个内宇宙。当然，大多数作家既重客观也充满主观色彩，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也没有绝对的内外之分，只不过各有偏重，而且这种偏重对比鲜明，构成两种绝然不同而各呈异彩的特色而已。
人固然能成为自身的敌人，也是自身的救世主。意识固然可以促人毁灭自己的生命，也可以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譬如歌德，在两度失恋后，因绝望而感到世界一片黑暗，肉体的存在只是维持着痛苦的延续，因而他想毁灭肉体以消除痛苦。可也正是他的意识，他的理性，使他还想重寻爱情幸福和别寻生活寄托。他拿起笔来，将痛苦交给了维特，自己赢得了心灵的释放与解脱，及继之而来的荣誉，补偿了他的心理缺憾，从而恢复了作为一个完整人的正常状态，拯救了自身。
当人们认识不到意识是自己的敌人和救世主时，就幻想出神魔，幻想出撒但和耶酥；当撒但和耶稣被远航船队、被工业文明冲击得只剩下一层躯壳时，就将历史、社会与无形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中苦苦追寻个人幸与不幸的根源；而当历史在动荡之后终于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稳定、社会在冲撞之后终于达到了相对的和谐时，人们惭惭发觉命运之神就在心中，外部原因终究要通过心灵起作用，并且心灵也不完全囿于外界，有时候，心灵本身也能决定命运，给自己构造一个地狱或天堂。所以有的人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有的人则离尘遁世以求心平气和，有的人甚至一死了之以永求解脱。
杰克·伦敦用笔创造了一个比有眼睛的人所见还要辉煌绚丽的世界，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走进了桃花源，走进了精神避难所；海明威、川端康成则向自己举起了死亡之剑——人类不得不越来越关注心灵，重视心灵，解剖心灵，把握心灵。心灵最初向外辐射，关注世间万物，走过了一段长长的历程，又开始回返心灵。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人通过科学手段揭示了人类心灵的秘密，发现了心理与行为互相影响的规律，但此前此后，还有很多作家，不是出于救人而是自救的需要，不是自觉探求而是无心感悟，也达到了把握心灵从而把握生命的结果。
在每一个人身上，也大体存在一个回返心灵的过程。小孩子的眼光囿于母亲的乳头，囿于一颗糖或一个玩具，他有意识，但他意识不到这种意识的存在，他面对纷繁多姿、千变万化的世界，没有闲暇（也没有那种思维能力）来自省。一般的成人，他的意识与生活也是紧密结合的，很少跳出圈外反观内心；只有老人，才可能生活在回忆中，审视一生的心灵历程。但也有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一生中经常将视线向内转，经常回顾、反思，或是仅限于个人生命秘密的深挖细掘，或是扩展到对全人类心理行为的苦思冥想。在这些人中，就产生了文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等。
对于普鲁斯特而言，由于良好的家庭影响和学校教育使他的天资得以发展、充实，加之他敏感、好思，故有比一般人更深、更广的对世界、对生活的认识，而又由于他经常生病、不得不暂离尘嚣、不得不面对心灵、回视记忆，所以他能看到许多常人容易忽略或不能察觉的人生、人际、人心的微妙之处，察知自己和他人的心理、行为间的种种潜在的关联，这使得他在不断失去常人乐趣的同时能够不断寻求补偿，使得他在种种冲突、挫折前能迅速归因而达到心理平衡——譬如他小说中三度重复的所爱变不爱（斯万之于奥黛特、普鲁斯特之于希尔贝特和阿尔贝蒂娜），这种变化是很合心理规律的，爱其实是有原因的，只是不易觉察，如果原因微不足道了，丧失了，爱也就失去根基了；很多人却意识不到爱的消亡是因其原因的丧失，而仅为爱本身的消亡痛不欲生、不能解脱，普鲁斯特看到了这些，所以他对爱的逝去能持达观态度 （当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就是解救了自己。至于歌德是以尽情倾吐以及预想的爱的重获和成就安慰来弥补心灵缺憾，普鲁斯特身上也存在这一现象——以某些不会被立刻验证的美好预想，作现实之安慰。那就是由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使他坚信只有真正体验过的世界和生命才是真实的，忙忙碌碌的人们的生活反不如回忆中的生活真实，因为前者只是作为一种自然存在，后者则是作为一种内心感觉。这样，他就会饶有兴味地沉缅于回忆，从中搜寻和重新提炼幸福的真实感觉，从而忘却另一种真实——一种不幸的真实或曰真实的不幸。他的关于生命哲学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或者说这种哲学所给予人的只不过是一种宗教般的虚幻自慰，但至少对于他来说很有意义，使他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人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回返心灵，但是回返心灵作为人类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其特殊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某些人而言更具有决定一切、高于一切的意义。
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能感觉到一个潜在读者的认同，他倾诉他的苦恼而被潜在圣母抚慰，他强调他的自我辩解、评判而被潜在法官首肯，他坦白他的隐私与不安情绪而被潜在上帝宽容，他体验逝去的欢乐时光而被潜在的朋友分享，他宣讲他的生命哲学而被潜在知音赞赏，他构建了一个内宇宙而被潜在的造物主赋予真实可感的、与外宇宙融为一体、不可分辨的人物情景……心灵的伟大力量，使得人足以依赖它，尤其当它是一颗不平凡的心灵的时候。
读者们可以想象：一个如此敏感的人，受着外祖母和母亲的无微不至的关照，最淡薄的敌意、最不经意的可笑行径和最微小的伤害与挫折都会在他心头留下难以磨灭的印痕，在他的思想里象地狱里受尽煎熬而找不到出路的灵魂一样骚扰他。作家们受到命运不公正的待遇之后，总要寻求补偿，普鲁斯特尤其迫切地需要补偿。而同时，他作为一个性格乖戾的人，存在着精神病态，经常作出有悖人之常情乃至违背道德规范的事，他需要反省自己，分析自己，从而解释自己。此外，作为一个病人，甚至是一个废人，他只能凭借自己不死的心灵来使自己恢复为完人，他没有幸福的未来，没有常人的生活，就只有回返心灵，尤其是在完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之后，只能借助心灵材料和心灵创造力，重新创造一个心灵世界，重新获得人生幸福。
结果，普鲁斯特不仅从《追忆似水年华》中获得了补偿、安慰、解释，这部作品本身也成为他幸福的证明。它满足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具有的成就欲望，证明了他的能力与价值，也圆了他久已有之的作家梦。这大概是以旁人、后人的眼光来看最为真实的幸福了。
一般人从外界回返心灵而后又进入生活，普鲁斯特的回返心灵，却是在寻找最后归宿。不必去评判他一生究竟是幸与不幸，人们只需能从中看到，为什么他能超越常人而成为一名伟大作家，为什么他能写出一部不同凡响、惊世骇俗的作品，并且努力去走近他、理解他。旁人、后人看他找回的失去的年华仍是虚幻的，但这是他自己的真实。“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人们经常看到，普鲁斯特以种种方式重复着这一想法。“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人们期待着痛苦以便工作。”普鲁斯特不仅认为他能从记忆中找回幸福，而且他认为自己确实找到了，尽管他所找到的在人们看来明明是虚幻的——作为一个生活中的人，他没有母爱，没有妻子的温情，没有儿孙绕膝，甚至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没有四季美景，人们实在无法想象，他有什么幸福可言。然而，就象人们否认他的幸福一样，他倒认为真真实实地生活着的人们是在“期待着痛苦”，他倒觉得许多正在流动的生命不是真实的生命。
怎样消除读者与作家的隔膜呢？这涉及到生命哲学的探讨。就一般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而言，普鲁斯特的那种幸福观和生命哲学是唯心的。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幸福是有一定标准的，并且是客观标准；凭据这些标准，人们将可以断言一个人的一生是否幸福。象奥楚特洛夫斯基假保尔之口说出的那段名言，似乎就是一条评判人生价值和幸福的通用准则。然而，不管多么合理、全面、准确或者普遍的标准，在不同的人面前，在千差万别、变幻不定的人生面前，都会显得干瘪、苍白。一个人幸不幸福，社会通行的伦理、道德、法律、传统等等都决定不了，公共的评判也决定不了，姑且不论葛朗台、泼留希金、墨索里尼、希特勒、川岛芳子、汪精卫这样的大守财奴、大独裁者、大汉奸的人品如何，反正他们不会以保尔那样的人生为幸福，而以金钱、权力等种种贪欲的满足为快乐。假如人们要强加幸福标准于他们，岂不是真正的主观唯心？由于人们通常习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以至感觉、思维，而以整体利益来评判、制约个人活动，希望有那种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幸福观，人生观，才将这种标准强加于人而为“客观标准”。这样，人们就否定幸福是一种个人感觉，而对某些人的幸福感到不可理解或不愿接受。群体常常强加意志于个体，并因与这种群体意志对立的是个体的主观，于是群体便自认是客观，这确是一种思维误区。个人以自己的经验与标准去衡量他人，这很容易被贬为唯心主义而不攻自破，群体经验与标准则具有较大的蒙蔽性了。
否认客观标准的存在是容易受到攻击的，但是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许许多多的人遵循趋利避害的本能而无视真理；许许多多的人的幸福感觉来自活生生的经验而不是冷冰冰的理性。幸福感并不排除公众观念和社会共同心理的影响，然而它的个人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尤其有些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有着独特、奇异的体验，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人能够迅速理解他并产生共鸣，那么这些人当然就可能有与常人完全不同、看起来不可理喻的观念，有可能是怪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唯人们可能误解他们，他们也可能否定众人——当人们看清了这些，与作家又还有什么隔膜可言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实。“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女郎她的名字叫作耶利扬”；即使真有这么一位能使人不老的女郎在某地存在，她也远没有记忆中的一位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爱人的名字和音容笑貌来得快而真实；桂林山水甲天下，可人们的幸福感觉常随那遥远的小山村的母亲的伫望油然而生；明星和伟人给人的美感和甜蜜情绪远不及情人所赐，只因他们不象情人一样是属于自己的真实；冷眼旁观病室外忙忙碌碌的人群，极目远眺无边无际的风景，还不如静静遐思一片属于自己的草地、缓缓回忆那些热爱自己的人们更觉亲切、温馨……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或曾经体会过的，人们又如何不能理解，当一个病孩子远离人群时，回忆与遐思于他是更高的真实；当一个饱经沧桑、已走到人生尽头的人与世隔绝时，往日的幸福比一切客观存在更是确定的存在呢？人们诚然不愿也不必把自己关进一间四壁贴满了软本板、几乎脱离现实世界的房子里，但既然普鲁斯特不得不蜷缩其中，他们又如何不能理解他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