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文学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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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压抑和窒息。对这些，诗人海亚姆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记述道：“我们目睹许多学者离开了人世，现在学者已经剩下寥寥可数的一小部分人了。他们人数虽少，但却苦难深重，正是这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为了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而奋力献身。但是大多数学者却弄虚作假，摆脱不掉诡诈和做作的风气，他们利用自己取得的知识去追求庸俗和卑鄙的目的。要是有人去寻求真理，播扬正义，鄙弃庸俗利益和虚伪的骗局，他就立即会遭到嘲笑和非议……”。这就是海亚姆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个政治上受到异族统治，思想上受到宗教毒害，科学文化上受到摧残的时期。海亚姆的四行诗就是这个波斯人民苦难深重时代的痛苦的回声。　
　　作为一位哲学家和天文学家，海亚姆十分关心并不断探讨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奥秘。海亚姆生活的时代，伊斯兰教的势力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已经占了统治地位。宗教人士在苦难深重的人们面前展示一幅迷人的天堂的幻景，对心怀不满的人们宣布神的森严的戒律。他们给一些人以希望，使另一些人感到畏惧。许多人就在希望与畏惧之中驯服地拜倒在神的灵光之下。但是，海亚姆却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的观察是敏锐的，他大胆地提出他所思索的哲学问题：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　
　　没有人能说清楚，　
　　我们自何方而来，向何方而走？　　　　　
　　看呵！苍穹就象我们伛偻的躯身，　
　　阿姆河水，那是我们晶莹的泪珠滚滚，　
　　阴森的地府是我们无谓的忧虑，　
　　天堂，只不过是我们悠然的一瞬。　
　　海亚姆在反对宗教的诗里并不总是采取这样公开否定的态度的。有时他好象是和宗教人士（或真主）进行辩论。他挑战似地向真主提出这样的问题：　
　　主呵，是你把我这样铸成，　
　　热恋杯中酒，倾心丝竹声，　
　　当初既然这样创造了我，　
　　于今为何把我抛入地狱之中？　
　　海亚姆的四行诗中经常涉及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对酒的歌颂。酒是诗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由歌颂酒进而歌颂盛酒的器皿——陶罐。在海亚姆的四行诗中写到陶罐的诗不少，而且这类诗都具有特殊的含意，体现了诗人高于当时时代的哲学观点：　
　　昨夜我走过一家陶罐作坊，　
　　巧手上的陶土时时改变模样，　
　　我发现——粗心人是不留意的，　
　　父辈的尸土就在每个陶工手上。　　　　　
　　这陶罐也象我们，曾经是不幸的恋人，　
　　他也曾深深陷入发鬈编织的情网，　
　　你看那罐上的把手，　
　　那手呵，也曾勾在情人的颈上。　
　　这类四行诗表达的思想是很明显的：陶罐是用泥土烧制的。泥土中混合着一切先人的尸骨，于是陶罐就成了先人的化身。这实际上是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物质的客观存在，人的生与死不过是物质形式的转化。在思想领域内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对世界和人生能达到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这类诗的内容不仅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而且也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　
　　海亚姆是一位中世纪的勇敢的叛逆诗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反宗教迷信的色彩，统治阶级称他的诗是“吞噬教义的彩色斑斓的毒蛇”。从他的诗里我们看到的是严肃的思索，执着的自信和深沉的痛苦。人们一接触到他的诗就立刻被那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形式所吸引。他的语言是质朴平实的，他的心是火热的。　
　　海亚姆虽然是当时社会中的杰出人物，但是他的思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学者，他自然感到无力与孤独，他的诗里充满哲理的思索，但是缺乏理想与希望，有时甚至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思想，他甚至也宣扬过冥冥中存在着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的命运。这样，海亚姆就陷入唯心主义泥沼，否认神的存在的海亚姆又为我们制造了一尊新神。　
　　以鲁达吉和菲尔多西为代表的霍拉桑的诗人们在创作风格上有共同的特色。这就是语言朴实平易，不尚雕琢，叙事简练，明白晓畅，尽量避免使用阿拉伯语和科学名词，文学史上称这种风格为“霍拉桑体”。　
　　从十一世纪初开始，伊朗的诗歌创作中心自东向西转移。十一世纪以后霍拉桑地区的诗文化创作相应地衰落，代之而起的首先是阿赛拜疆，继之是伊斯法罕和法尔斯。阿赛拜疆诗歌创作的繁荣是与塞尔柱王朝及西南地方政权的统治者的扶植和提倡分不开的。随着诗歌中心向西转移，诗歌的风格和形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诗歌的用语带有浓厚的西南地方色彩，叙事更多使用比拟手法，描写更加委婉细腻。阿拉伯语词汇和科学术语更多入诗。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表达手段较前一时期丰富，但也开始向艰深晦涩的方向发展。在伊朗文学史上把这个时期的创作风格称为“伊拉克体”。　
　　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产生的许多诗人的杰出代表是内扎米·甘贾维（1141…1203）。内扎米是继菲尔多西之后最优秀的叙事诗人。如果说菲尔多西的英雄史诗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那么，内扎米的创作则明显地走向了现实，虽然他不可能完全摆脱神话的影响，但是他更多地描写了人间的爱恨，尘世的悲欢。他的笔下已经出现了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不幸的男女，描写了他们的理想和希望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和冲突，展示了他们的悲惨命运。　
　　内扎米生于甘泽，一生都在甘泽度过。他早年的抒情诗很为宫廷人士赞赏，但他从未在官府任职，对专事阿谀奉承的宫廷诗人表示嫌恶。内扎米是一位博学的诗人。他广泛猎天文、地理、神学及哲学书籍，精通阿拉伯语。他的主要作品是《五卷诗》。即：《秘密宝库》（1180）、《霍斯陆与西琳》（1181）、《蕾丽和马季农》（1188）、《七美人》（又名《七宝宫》）（1196）、《亚历山大故事》（1200）。《霍斯陆与西琳》和《亚历山大故事》都是取材于《王书》的。　
　　《霍斯陆与西琳》写的是一个王子霍斯陆（后登基为国王）与另一国的女王的侄女西琳的爱情故事。他们经过许多波折，终于结合，西林成了国王霍斯陆的王后；但霍斯陆并未忠于自己的诺言。诗人在主要故事之外还穿插了一段石匠法尔哈德的故事。法尔哈德偶然结识了西琳，他深深地爱上了她。他对西琳的爱情与霍斯陆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内扎米满怀热情由衷地歌颂劳动者法尔哈德的纯朴的感情，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霍斯陆在爱情关系上的自私与阴险。　
　　自内扎米创造了法尔哈德这一形象以后，法尔哈德与西琳就成了纯真爱情的象征。后来，波斯著名诗人萨迪在一首抒情诗里曾经评论了内扎米的长诗中的这三个人物，他的见解是很精辟的：　
　　我深深地爱你，但不忍和你成婚，　
　　不夺朋友之志，才是爱得深沉。　
　　霍斯陆期望西琳的是朝夕之欢，　
　　法尔哈德力劈比斯通，才是配谈爱的人。（注：霍斯陆命法尔哈德凿开比斯通山，答应山开之后就成全他与西琳。但在即将完工时霍斯陆诡称西琳病故，法尔哈德悲痛而死。）　
　　内扎米的另一部叙事诗《蕾丽与马季农》比《霍斯陆与西琳》更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现实，具有更高的思想性和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蕾丽与马季农》是内扎米根据阿拉伯民间传说写成的。蕾丽与马季农是同学并且互相爱慕。男主人公马季农违反了当时的戒律，公开表达了爱情，招致了周围人们的谴责与非难，终于他们成了封建制度压迫下的牺牲者。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容许男女青年公开披露爱情的。“马季农”这一阿拉伯词的涵义就是“疯子”。蕾丽的父亲拒绝他们婚事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马季农疯疯颠颠，如果把女儿嫁给他，人们就会议论纷纷。正是在这里内扎米敏锐地察觉到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与青年人的愿望和幸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热情地歌颂了蕾丽与马季农的纯洁爱情，十分真实地揭示出这种爱情必然被封建势力所扼杀的悲惨的结局，从而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在众多的波斯诗人中，内扎米是有他鲜明的特色的。他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是深刻的，对封建势力的批判是有力的。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这种批判是通过展示典型社会环境和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来进行的。在《蕾丽与马季农》里，内扎米反复描写他们真诚的爱情和不幸的遭遇。当马季农的父亲带他去麦加朝圣，想借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力量使他清醒的时候，马季农却是这样向真主表明心迹的：　
　　我生为爱情而生，　
　　没有爱情，我的生命也就告终。　
　　没有爱情的心，　
　　充满无穷的悲痛。　
　　真主啊！你这万物的主宰，　
　　你这至善的神明，　
　　让我爱得更加深沉炽烈吧，　
　　我要是注定一死，　
　　让她在世上永生。　
　　蕾丽是诗人着意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形象。他与母亲的诀别是这一悲剧故事的高潮。诗人的笔端饱含着同情，细腻而深刻地表达了这个被封建专制主义逼迫致死的少女的满腔悲愤：　
　　当我的生命悄然逝去，　
　　悄然逝去，离开我的亲人，　
　　给我描眉修鬓要用朋友的一路风尘，　
　　着素戴孝要用朋友的一颗痴心。　
　　洒头的香水要用他的两行热泪，　
　　薰香的香料要的是他满怀悲辛。　
　　成殓时我的身体要覆盖着鲜花，　
　　防腐的樟脑，那是他的叹息深深。　
　　我为理想而死，尸布要染成大红，　
　　让它象我的喜期一样，彩色馥浓，　
　　你要把我打扮得象出嫁的新娘，　
　　入土时，盖头要罩在头上。　
　　那为我而流浪的人听到消息，　
　　他会满腹悲戚地赶来，　
　　赶到这里奔丧，　
　　当他俯身扑到我的坟丘，　
　　心想寻求皎月，眼前却见黄沙茫茫。　
　　诗人内扎米以一种高昂的笔调抒发了蕾丽和母亲诀别时的悲愤心情，突出表明蕾丽不是一个封建制度压迫下无力反抗的柔弱女子，而是一个敢于控诉封建制度罪恶的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她要求用结婚的仪礼来办她的丧事，这就更加重了悲剧气氛，加强了艺术的感染力，从而加深了对封建势力的批判。　
　　内扎米在作品里还常提到中国。在长诗《霍斯陆与西琳》中，他描写的石匠法尔哈德的高超技艺就是在中国学的。在《七美人》里，内扎米还提到一个中国城市，他说这个城市象天堂一样风景如画。在古代波斯人心目中，中国是一片神奇而美妙的大地。这点，在内扎米的作品里得到证实。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另一位波斯诗人，这就是哈珠·克尔曼尼（1290…1352）。哈珠生于波斯东部克尔曼省，和著名抒情诗人哈菲兹是同时代人并与哈菲兹有过交往。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其中叙事诗《胡马和胡马云》写的是一位伊朗王子和一个中国公主的爱情故事。一次胡马在梦中遇到了中国公主胡马云，从此，他就不愿继承王位，并不顾旅途险阻，一心到中国寻找胡马云。他们的爱情经历了许多波折，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胡马云随胡马去波斯。这个故事完全是诗人哈珠虚构的，但也反映了当时中伊人民的深厚情谊。　
　　十三世纪下半叶，伊朗诗歌创作中心由西向南转移。十三世纪初，伊斯法罕已经成为文化中心，蒙古人的入侵加速了这种文化中心转移的过程。蒙古铁骑从波斯北部及东部入侵，位于东北部的霍拉桑地区遭到彻底破坏。霍拉桑文人纷纷内逃。波斯中南部如伊斯法罕及设刺子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　
　　南迁的文人只是助长了文坛的声势，真正代表这一时代的两位著名诗人萨迪（详见本章第三节）和哈菲兹都诞生在南方城市设刺子。在文学史上与这两位诗人齐名的苏菲派诗人莫拉维则生于巴尔赫（今阿富汗境内），他是在蒙人入侵之初躲避到小亚去的。　　
　　苏菲主义从九世纪初传入伊朗。这种思潮首先在城乡手工业者中间传播。手工业者遭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沉重压迫，生活非常困苦。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但却不能达到目的，失望之中便容易产生消极思想。苏菲分子否认人世幸福，提倡禁欲主义，要求思想自由，追求抽象真理。他们表面上不否定伊斯兰教的教义，但有人却对其教义任意加以解释。这实际上是对宗教桎梏的一种反抗形式。苏菲派不仅具有共同的思想观点，而且有类似帮会的组织形式。他们有自己的传道场所和自己的领袖，在组织之内对领袖绝对服从。蒙古人入侵后，一些苏菲分子由于对宗教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谴责进而对蒙古人的野蛮掠夺和屠杀表示反抗。　
　　虽然苏菲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封建的倾向，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批上层苏菲分子为统治者所拉拢，苏菲主义的神秘观点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致变为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诗人莫拉维，和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三代人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在果尼叶城设坛讲学的苏菲派领袖人物。　
　　莫拉维（扎拉丁·卢密，1207…1273）的父亲是巴尔赫著名神学学者，苏菲派领袖。他们父子在蒙古人入侵之初从东部躲到小亚细亚，并应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之命传道讲学。莫拉维早年见过苏菲派诗人阿塔尔（卒于1229年）。阿塔尔对莫拉维极为称赞，把自己的诗集赠送给他。在果尼叶时期莫拉维深受苏菲派领袖沙姆斯尔丁·大不里兹的赏识，此人对莫拉维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莫拉维后来把自己的抒情诗集题名为《沙姆斯丁·大不里兹集》。　
　　莫拉维的主要诗作是他的抒情诗集和六卷叙事诗。他的叙事诗的内容是一系列情节上没有联系的故事。他利用这些故事作为引导，借以宣扬抽象的真理，提倡人们要反省自修，以求达到精神上的完美境界。苏菲派所极力宣传的一个观点就是“死而后生”。所谓“死”就是要从自己思想意识里排除各种欲望，要摈弃各种利禄的计较，一个信徒最理想的境界就是连自身的存在都完全忘记，心中只有真主。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消除任何自鸣得意的想法，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比如他曾叙述过这样一位语法学家的故事：　
　　有位语法学家乘船出游，　
　　他得意洋洋，向船夫开口：　
　　“你可曾学过语法？”船夫说：“没有。”　
　　他说：“你的半生岂不虚度空抛！”　
　　船夫的心被刺痛，闷闷不乐，　
　　不再回答，从此不愿开口。　
　　一阵狂风起处，船儿陷入漩涡，　
　　船夫问那高贵的语法学家，　
　　“你可会游泳，请快告诉我？”　
　　他回答说：“讲游泳你可不能找我。”　
　　船夫说：“如今小船陷入漩涡，　
　　看来，你整个生命就要被淹没。　
　　现在需要的不是语法，而是游泳，　
　　会游泳，你就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　
　　送了命的，大海把他漂到海面，　
　　被卷入波涛的，岂得生还，　
　　当你辞别人世，一旦死去，　
　　大海就吞没了你的一切隐秘。　
　　你视世人如驴样愚蠢，　
　　可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