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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亚非文学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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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了命的,大海把他漂到海面, 
  被卷入波涛的,岂得生还, 
  当你辞别人世,一旦死去, 
  大海就吞没了你的一切隐秘。 
  你视世人如驴样愚蠢, 
  可你也如驴困在水上不得脱身。 
  诗人莫拉维的本意在于说明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不能骄傲自满,而是要在真主面前低下头来。但是我们如果剔除其叙事诗的神秘成分,还这些故事的本来面目,那么,他的叙事诗集实际上是伊朗古代民间故事的选集。 
  莫拉维和萨迪是同时代人。这两位大诗人逝世不久,在设刺子诞生了伊朗文学史上另一位世界闻名的诗人,即抒情诗人哈菲兹。 
  哈菲兹(1300?…1389)自幼聪敏过人,他的笔名哈菲兹的含意就是“能熟背可兰经的人”。此外,他还有许多绰号如“神舌”、“天意表达者”等。使用波斯语的人们认为哈菲兹的诗有一种神奇的魅力;至今仍有不少人以哈菲兹的诗句占卜凶吉。 
  哈菲兹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定的年代。他出生的时候,蒙古人的政权旭烈兀王朝已经走下坡路,这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诗人晚年又赶上铁木耳对波斯的征伐(铁木耳于1380…1393占领波斯全境)。哈菲兹出生在伊斯法罕,父亲是一个商人,后全家移居设刺子。他由于父亲去世,幼年生活困苦,年纪很小就去谋生;他把挣得的钱分出一部分拜师求学,所以他受到很好的教育。 
  波斯的抒情诗有固定的形式,通常由七至十余个对句组成(有时可达二十余对句)。一首抒情诗不一定有完整的情节,完全是诗人抒情自己主观的感受或描写客观景物。往往在最后一个对句中出现诗人的名字。哈菲兹的抒情诗是他以前的诗人创作的继承和发展。伊朗著名的文学家阿里·达什提说哈菲兹有海亚姆的思想,莫拉维的灵魂,萨迪的语言。这主要是指在哈菲兹的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亚姆的反封建、反伊斯兰教的思想影响,莫拉维的苏菲主义的神秘色彩和萨迪的质朴流畅的文学语言。哈菲兹是一位不倦地追求自由的诗人。他是伊斯兰教的反对者,他歌唱现世幸福,赞美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他反对宗教人士的伪善做作,否定他们宣扬的渺茫的彼世和虚幻的天堂。他放歌豪饮,写下了许多颂酒的动人的诗句。他对宗教人士的谴责是激烈而无情的。正是在这些方面,他摆脱了神秘色彩,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情: 
  你高洁的圣徒不要把酒徒妄加指责, 
  别人的罪过,算不成你的罪过。 
  我行善作恶,与你何干? 
  谁播下什么种子,就收获什么。     
  既然现世的天堂近在眼前, 
  何必轻信圣徒虚妄的诺言? 
  哈菲兹自称“酒徒”。他诗中的“酒徒”是指心口如一、洁身自好、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的人。他骄傲地歌唱: 
  我们可不象那些信徒,终日拜功忏悔, 
  和我们交往,要的是清酒一杯。 
  哈菲兹呵,来世的功德不过是开怀畅饮。 
  来啊!让我们虔诚地把功德积累。 
  有时,他在颂酒的诗里,笔锋一转也涉及到当时的政治: 
  酒能提神,但狂风把花儿扫荡, 
  切莫贪杯,即使是琴声飘荡悠扬, 
  小心狡黠的密探,把酒杯藏在长衫袖里, 
  这时代也鲜血淋淋,和盛着红酒的杯儿一样。 
  歌唱爱情也是哈菲兹的抒情诗的另一重要主题。他的爱情诗多为年轻时所作,写得感情炽烈,真挚感人。有的爱情诗里也含着反宗教的诗句、有时他把爱情抽象化,玩世不恭地和宗教人士开起玩笑: 
  是醉是醒,人人都把真情向往, 
  清真寺、修道院,处处都是爱的殿堂。 
  这是一种典型的苏菲派的诡辩,但是哈菲兹利用这种概念转换的游戏反对的是宗教上层人士,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哈菲兹生活在一个“鲜血淋淋的”时代,当时波斯与入侵民族的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十四世纪末,铁木耳对波期的征伐给波斯带来了又一次大动乱。生活在这样严酷的年代里的哈菲兹所创作的抒情诗自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语句也多含蓄隐晦。 
  以萨迪和哈菲兹为代表的南方诗人对波斯文学语言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他们的语言摆脱了伊拉克体的传统的艰涩文风而走向平易晓畅。他们的创作特点之一就是广泛吸取人民群众的活的语言,经过艺术加工,而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尤其是哈菲兹的语言朴实含蓄,细腻精练、有很强的表现力,标志着波斯文学语言已经高度成熟。恩格斯就是通过哈菲兹的诗句而学习波斯语的;他在一封信里说,“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音调十分优美的原作,是令人十分快意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104页。)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南方诗人的创作风格逐渐发展而形成“印度体”。“印度体”诗人们的创作立意平庸,用语俚俗,比起“霍拉桑体”及“伊拉克体”两个时期的创作水平相差甚远。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以伊斯法罕文人为中心兴起了一个“复古运动”,要求诗人的创作恢复“伊拉克体”或“霍拉桑体”。在哈菲兹以后,只是在十五世纪出现一个有影响的大诗人贾米(注:贾米(1414…1492)是学者、诗人,苏菲派领袖人物。著有“七卷诗”(又称“大熊座七星”),其中四卷是关于神学及哲学问题的,三卷是叙事诗,此外还有抒情诗一卷和一些散文著作。贾米在世时名声很大,统治者对他十分尊敬,但在文学成就上不如萨迪、内扎米。);此后,一直到近代史的开端(十八世纪末)在伊朗文学史上再没有产生象萨迪和哈菲兹这样世界闻名的大诗人了。 
  伊朗现代著名学者和文学家伏路基在谈到波斯文学的成就时,列举了四位诗人,这就是菲尔多西、萨迪、莫拉维和哈菲兹。他认为这四位诗人是波斯文学的“柱石”。的确,这四位诗人各是伊朗文学史上一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人物。除这四位诗人以外,海亚姆和内扎米也都在他们各自的创作领域得了光辉的成就。对东方文学颇有兴趣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也曾对波斯文学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说:“据说波斯人认为他们在五百年间产生的众多诗人中,只有七位是出众的。但是,就是他们所不取的其余诗人中,仍然有许多人是我所不及的”。(注:有的学者列举的七位波斯诗人是:菲尔多西、海亚姆、昂瓦里、内扎米、萨迪、莫拉维和哈菲兹。参看列查·扎迪·沙法格著《伊朗文学史》,450…451页。)这段话不仅说明了这位德国大诗人的谦逊,同时也表明了高度发展的中世纪波斯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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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菲尔多西   
  阿甫·卡赛姆·菲尔多西(940…1020)是伊朗的伟大诗人,《王书》的作者。他诞生在霍拉桑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诗人诞生时正值阿拉伯哈里发势力在伊朗逐渐衰落的年代。他的故乡隶属于伊朗地方政权萨曼王朝(875…999)。他幼年受到很好的教育,精通阿拉伯语和帕列维语。由于他有很高的语言修养和广博的学识,所以有可能研究大量伊朗古代史籍,掌握充分的素材。此外,他还亲自调查访问,搜集民间创作和古代英雄故事。可见菲尔多西为了创作《王书》作了认真的努力,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但是,划时代的巨著《王书》于十世纪与十一世纪之交产生于伊朗的霍拉桑地区,除去菲尔多西的个人条件以外,还有远为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从一些有关的史料来看,在《王书》问世时,不论是从历史的行程上,还是在文学发展上都为这部光辉史诗的产生准备了充足条件。 
  七世纪中叶的阿拉伯人入侵灭亡了萨珊王朝,把波斯帝国变为哈里发国家的行省。异族统治在伊朗人民心中激起了亡国的哀痛,唤起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促使他们追忆祖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怀念保卫祖国抵御外敌的英雄勇士。伊朗统治阶级也不甘随人俯仰,认为人民的爱国热忱对恢复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可以利用的因素,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物就热衷于摧崇古代典仪,提倡恢复古代传统,热心搜集过去的英雄故事,鼓励文人用波斯语写作。素称开明的萨曼王朝统治者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菲尔多西在创作《王书》之前的三十年,萨曼王朝统治下的霍拉桑省督就命令他手下的官员阿甫·曼莎尔·玛玛利搜集民间传说。这个官员把一些信奉袄教的老人召到图斯,记录他们口述的古代帝王英雄故事,菲尔多西正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出杰出的史诗《王书》的。古代英雄故事一直是波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在菲尔多西着手写他的《王书》以前,至少已经有四部散文体的《王书》了。菲尔多西同时代诗人塔吉基(卒于978年)甚至奉萨曼王朝的国王之命创作诗体《王书》,但是,他刚刚开始这一创作,就不幸逝世。菲尔多西把他的一千行诗录入自己的《王书》中,以资纪念。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菲尔多西的《王书》是应时代呼唤而产生的文学巨著,是沦于异族统治之下的伊朗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的集中体现,是广泛流传的古代帝王英雄故事和民间口头创作的荟萃。 
  《王书》是一部不朽的史诗巨著,结构宏伟,人物众多。书中内容涉及阿拉伯人入侵以前几千年的古代伊朗历史,全书可分三大部分: 
  (一)神话故事部分:约有五千余联(双行),涉及的年代是从公元前3223年到公元前782年。这部分最精彩的章节是描写铁匠卡维领导的人民起义,反抗暴君的故事。 
  (二)勇士故事部分:约有两万八千余联,涉及的年代是从公元前782年到公元前50年,其中主要是描写波斯勇士鲁斯坦姆的故事。 
  (三)历史故事部分:约有一万余联,涉及的年代是从公元前50年到公元651年。这部分主要描写阿拉伯人入侵以前萨珊王朝时期的大事件,其中包括描写马资达克起义的章节。 
  《王书》是伊朗人民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年代产生的史诗。诗人菲尔多西在这部长诗里号召人们忠于祖国、保卫祖国。他强调国家的统一,反对异族的侵略,谴责侵略者,颂扬保卫祖国的英雄。菲尔多西笔下最生动的正面人物就是爱国勇士的群像,正是在这些勇士的身上诗人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这些勇士的中心人物就是鲁斯坦姆。 
  鲁斯坦姆是伊朗勇士萨姆之孙,扎里之子。他的出世就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他母亲怀孕期间就异常难过,后经神鸟帮助从母体中取出婴儿,取名鲁斯坦姆。鲁斯坦姆要吃十个奶母的奶,能进饮食的时候,要吃五个成年人的饭。他还未成人就除掉了别人不敢对付的妖怪——白象。此后,他一直是伊朗保卫祖国、抵御外敌的勇士中的主要英雄。菲尔多西这样描写他的主人公: 
  每当你挥舞起你的狼牙大棒, 
  雄狮野豹都胆战心慌。 
  苍鹰一见你的利刀出鞘, 
  吓得猎物也从爪中脱掉。 
  当你向野兽抛出套锁, 
  乌云也阵阵惊恐,血雨纷落。 
  另一方面,他对专横暴虐的统治者也敢于直言怒斥,警告他们不要忘乎所以,作威作福。虽然鲁斯坦姆这一形象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非凡的神明。在歌颂他的英雄业绩的同时,作者也指出他作为贵族勇士身上的不足之处,如骄傲自负,有时过于残忍等。自从菲尔多西创作了《王书》,鲁斯坦姆就成了伊朗人民所喜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至今在伊朗人民的心目中,鲁斯坦姆仍然是善良、勇敢和智慧的化身,是完美的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 
  与勇士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暴君的形象。暴君形象是恶势力的代表,他们心胸狭窄,反复无常,好大喜功又猜忌多疑。在《王书》的第一部分里作者着力塑造了暴君左哈克的形象。他肩上长出两条蛇,每天要拿两个年青人的脑子喂蛇,终而激起铁匠卡维领导人民起义。在著名的悲剧故事《鲁斯坦姆与苏赫拉布》里,作者对暴君卡乌斯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鲁斯坦姆在一场保卫国土的战斗中打伤了敌军主帅苏赫拉布。苏赫拉布恰是他的未见过面的儿子。当鲁斯坦姆了解真情以后,马上派人去报告卡乌斯,请卡乌斯拿出珍藏的药品挽救苏赫拉布的性命。但卡乌斯却担心两个无敌勇士联合起来会威胁他的统治地位。于是便见死不救,拒绝了鲁斯坦姆的要求,他对来取药的人说: 
  我不忍看着鲁斯坦姆遭到不幸, 
  因为他深深地赢得了我的尊敬, 
  但是,我若给了他灵丹妙药, 
  救活了这位年轻勇士的生命, 
  鲁斯坦姆就不会把你放在眼里, 
  终于会把我的生命断送。 
  同情人民的遭遇,对人民反对暴君统治表示赞助的态度是贯穿在《王书》里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作者热情赞扬铁匠卡维领导的反对暴君的人民起义。对爆发于五世纪末的反对萨珊王朝的马资达克教徒起义,菲尔多西也表示同情。从《王书》中可以看出正是这次起义才结束了一个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的局面。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王书》是一部承上启下的巨著。在《王书》问世以前,在巴列维语文献和人民口头创作中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英雄的故事(如《萨姆故事》、《鲁斯坦姆故事》和《帝王言行录》等)。诗人菲尔多西对这些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使情节连贯,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王书》还对以后的作家和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十三世纪伊朗著名诗人内扎米的长篇叙事诗《霍斯陆与西琳》、《亚历山大故事》等都取材于《王书》的。此外《王书》对其他民族的文学,如阿拉伯文学、土耳其文学、塔吉克文学、阿尔明尼亚文学和格鲁吉亚文学等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菲尔多西创作《王书》对波斯语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在波斯日益传播,一部分波斯诗人和作家也竞相以阿拉伯语写作,波斯语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正是在这时候《王书》问世了,菲尔多西在这部长诗的五万余联诗句中极少使用阿拉伯语词汇。有人统计这部诗中的阿语词汇不超过全部词汇的百分之四。当时,阿拉伯人在伊朗已经统治了三百年之久,阿语词汇已经大量进入波斯语。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菲尔多西是有意识地避免使用阿拉伯语的。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伊朗古代散文多为韵文,无韵的散文甚少。所以波斯诗歌在抵制阿拉伯语对波斯语的影响,维护波斯语的纯洁方面显得更加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王书》是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的。菲尔多西不仅限于运用现成的语言材料,而且在三十年的漫长创作过程中对波斯语进行了加工。这对确立波斯语的历史地位以及波斯文学语言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现代波斯语里仍然保留了许多菲尔多西时代流传下来的格言谚语,菲尔多西是懂得自己的劳绩对波斯语的积极作用的: 
  谁要是有理智、见识和信仰, 
  在我死后,会把我热情赞扬, 
  不,我是不死的,我将获得永生, 
  我已把语言的种子播撒到大地上。 
  最后,《王书》在维护波斯历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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