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文学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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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初期出现的这几部作品，是在武士阶级已取得政权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力地反映了处于上升阶级武士阶级的思想感情。这几部作品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带有说唱文学的性质。这些作品，原始版本与现今普遍流传的版本之间，存在着不断增添、润色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可能有演唱这些作品的盲艺人——“琵琶法师”参与其间，说明了这类文学创作的民众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长期地广泛地为以后的戏曲、小说所大量继承，在为后世戏曲及民间文学素材的丰富来源，直到今天，日本古典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大多出自这几部作品。
从十四世纪开始，在当时的京城周围的农村里，通过演剧酬神逐渐兴起了民间戏剧和艺能。后者逐步沿着音乐、舞蹈及表演等综合艺术的方向发展，后来成为一种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戏剧——“能”。前者则发展成为以对白为主的独幕喜剧——狂言。最初，狂言都是演员们的即兴创作，讽刺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到了十五世纪前后，它逐渐成熟，产生了许多定了型的传统剧目，它的脚本也由各个流派之手固定并保存下来。现在的狂言脚本，约有三百出左右。
狂言的高度文学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当时民众力量的兴起。狂言采取集中一个突出的矛盾，用喜剧或闹剧的手法，讽刺、嘲笑了欺压民众的一切邪恶势力。狂言中的许多所谓“大名”类的剧目，大多写的是“大名”（中世纪京都周边的地主武士阶级）与仆人的矛盾。在剧中“大名”被刻画为贪婪、蛮横而又愚蠢的形象，而仆人则被刻画为聪明、伶俐，富于机智的人物。在戏剧冲突中，一般都以“大名”的失败与仆人的胜利告终。狂言还对僧侣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敛财以及酗酒渔色等等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嘲笑。对统治者乐于宣扬的、束缚人民意识觉醒的神鬼观念，进行了大胆的嘲弄。狂言中的妇女形象也是性格泼辣，非常富于进取的。正是由于狂言充分反映了中世纪“下克上”的时代精神，因而它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在民众的支持下日益得到发展。当然，由于狂言在逐步走上定型化之后，它的讽刺精神已不象它初期即兴演出时那样泼辣尖锐；到了室町时期，它成了演出“能”时的附随物——幕间狂言，做为狂言生命的讽刺精神，也就停滞了。
这时期的另一种文艺是连歌。这是利用一首和歌分为上下两句，由不同的作者进行互相连句的艺术形式。它原是出于平安贵族比赛和歌时，做为会后余兴发展起来的，最初在贵族及僧侣之间流行，后来浸透到下级武士及商人之间，形成一种带有娱乐、社交性质的文艺活动。参加连歌的一些人，叫做“连众”，他们一边进行连歌创作，一边进行互相品评与欣赏。但后来出现了种种连歌的繁琐规则，形成了教授及品定连歌优劣的“宗师”制度。到了室町末期，连歌的首句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俳句，而连歌本身则逐渐丧失了它的生命力。总之，连歌做为一种特殊创作活动的文艺，就其发生与发展来说，也是这时期文学逐渐走上民众化的一种反映。
这时期另一种文学创作是随笔文学。其代表作品有十三世纪初期问世的《徒然草》，作者为鸭长明（1153…1216），十四世纪初期出现的《方丈记》，作者田兼好（1283…1350）。这两个作者均出身于没落的贵族阶级，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后来出家为僧。他们对本阶级注定的死亡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但又不能对新兴的武士阶级做无条件的肯定，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旁观的态度，过着一种隐逸的生活。在《方丈记》中记录了平安末期的天灾与人事异变，对异族争夺权势持否定的看法，也流露了隐逸者的、消极的生活态度。《徒然草》是一种杂感性质的小品集，全书分为长短不等的二百四十三段，作者的人生观基本上也是消极的，但也有一些短小精辟的寓意性小故事，富有教训意义，说明了作者重视理性的一面。这两部作品，由于采用的都是和汉混淆体，文字精确简练，长期被视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一些消极的、旁观者思想及生活态度，对后世文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这时期，还有两部值得提出的作品，一部是《曾我物语》，成书于十四世纪初，一部是《义经记》，成书于十五世纪初期至中期之间。前者是写两个武士曾我兄弟为父报仇的故事，后者是写源氏的大将源义经的传奇式的、悲剧性的一生。这两部长篇作品，虽然也列入军记物语之中，但它们描写的已不是象《平家物语》那样大规模的武士阶级的集团搏斗，而是专门刻画武士个人历尽艰辛、波澜起伏的一生。这两部作品实际是摭拾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说，经过加工润饰而成的。由于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本身的传奇性，加之情节曲折，富于戏剧冲突，所以作品中的许多情节为后世的戏剧、曲艺所大量采纳。
四、中世纪后期文学
从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叶，是为中世纪后期，日本历史家也有将本时期称为江户时期或德川时期的。
中世纪前期动乱频仍，到了本时期，这种动乱基本结束，日本全国受德川幕府的严密统治。
德川幕府的统治，意味着前一时期一度高涨起来的民众力量遇到了挫折，严密的封建身分制度使社会发展停滞下来，中世纪前期“下克上”的时代风潮消失了。统治者利用儒家的封建道德与宗法观念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四民制”（注：“四民制”——德川统治的二百余年期间，社会上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固定身分。子孙世袭父业，不准改易。）社会。武士阶级脱离了“在地”（注：武士阶级初兴时期，是属于“兵农合一”的，到了德川时期，武士都居住到城市中来，不再是“在地武士”了。）的地位，成了纯粹的寄生阶级。农民阶级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全国出现了统一的局面，各封建领国的地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地区的封建领主所在地，也都发展为大小不同的城市，另外在港口、大寺院的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城镇，商业、手工业也相继发展起来。这样，本时期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町人阶级。
町人阶级，是一个利用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从事剥削的阶级。这个阶级，有与封建武士阶级矛盾、对立的一面；但同时它又寄生于武士阶级。町人最大的商业活动是倒卖封建领主从农民手里搜刮来的米谷。町人所经营的城市消费品以及所从事的高利贷活动也是以大小武士为主要对象的。这样就使町人阶级的反封建意识及要求，受到很大的制约。同时，他们受封建主及武士的种种政治压迫，身分低微，于是形成了町人阶级特殊的思想意识，支配他们的是颓废的、虚无的、享乐主义的世界观。不择手段追求财富与追求肉欲上的享乐，便成了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大坂与江户两大都市是町人阶级最密集与活跃的地方，“游里”（妓院所在的地区）繁盛到惊人的程度。本时期的町人文化及文学，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最能代表町人生活意识的文学创作，是以“元禄年代”（十七、八世纪之交的前后三、四十年间）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元禄文学”。这种文学的代表作家有“浮世草子”的作者井原西鹤（1642…1693）、“净琉璃”（古典木偶戏）脚本作者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俳谐”（一种以十七个音组成的短诗）的作者松尾芭蕉（1644…1694）。
井原西鹤，出身于中、上层町人阶级，最初他从事“俳谐”创作，后来改写小说，称做“浮世草子”。“浮世”有种种解释，一是“现实世界”的意思，一是“虚幻的人世”的意思。这说明西鹤的小说既有现实主义地反映社会的一面；也有把现实看成是虚幻的，从而肯定享乐生活的一面。他最初写了一些“好色物”（以描写男女情欲为主题的小说）如《好色一代男》等，对町人阶级肉欲享乐大胆的肯定，以此来与统治者的封建礼教相对立。但这部作品只描写了町人男女的放荡不羁的生活，缺少正面反封建的积极思想建树。《好色五人女》是五个短篇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妇女，她们为了追求真实的爱情，不惜甘冒封建礼法的大不韪，终于招致悲惨的结局。这部作品的积极意义要较他写的其他“好色物”为高。
西鹤的真正本领，在于他写了一系列以町人经济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日本永代藏》与《世间胸算用》。《日本永代藏》（1688，书名亦可意译为《日本致富故事集》），由三十个故事组成。作品描写了町人发家致富的过程。作者通过许多短篇故事集锦，非常精细地描绘了町人生活的细节，其中大部分是写町人依靠聪明才智（有时是靠狡狯诡诈）白手起家，成为大町人的过程。也有少数是写町人如何挥霍浪费以致倾家荡产的，作者深刻地刻画了町人与金钱的关系，有时对町人的爱惜金钱，表示赞叹；有时又对町人视财如命、如痴如狂的丑恶灵魂，加以嘲笑与批判。这部作品如实地记录了本时期处于上升阶段的町人阶级的内面史，有很大的认识价值。《世间胸算用》（1692，书名也可意译为《年关故事集》），由二十个故事组成，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把对现实的观察，从大町人的发家致富史，移向了表现中、小商人的悲惨处境上来。作者构思了一个对小商人来说致命的“年关结算”这一典型环境，展示了金钱带给下层町人的种种悲喜剧。因此这部作品的批判精神要比前一部作品更为强烈。
西鹤的创作，在描写方法及艺术语言表达方面均有独到之处，他观察精辟，状物写情刻画入微，于写实之中时常杂有幽默、谐谑。在这点上，本时期的群小作家均难望其项背。
这时期戏剧创作的代表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出身于武士阶级，但他甘愿放弃武士的地位，成为在当时说来地位低贱的戏剧专业作者。他一生写了一百多部剧本，他先是为歌舞伎写剧本，后来转为古典木偶戏净琉璃写剧本。他的代表作品大都属于后者。他写的古典木偶戏的脚本题材很广，有写历史题材的，有写武士生活的，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他写的以町人生活为题材的“心中物”（情死剧）。这方面著名作品有《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网岛》、《心中宵庚辛》等。这些作品都是以当时社会实际发生的悲剧事件为题材的。作者笔下的这些町人社会的底层人物（小商人、小伙计），身受封建专制礼法、封建身分制的束缚，又受到商业资本的压迫，在武士社会及町人社会的巨大机构中，想要通过男女恋爱，实现一点象样子的生活而不可得。这些素朴而善良的小人物，在现实重压面前，一方面感到封建的伦理规范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方面又抱有向往美好生活的炽烈愿望，两者的矛盾无法克服，最后被迫陷入男女双双情死的悲剧结局。西鹤在写这方面的人物时，大多写他们盲目地受本能支配，甘犯封建的禁令至死而不悔；近松笔下的人物，则着重揭示他们低徊瞻顾，内心里充满的痛苦。因此近松作品中的人物写得更为复杂入微，对武士阶级与町人阶级本质的揭露与批判也比较深刻。
这时期在韵文方面，承继了前一时期的连歌，发展成为俳句，并将这种俳句推向了很高的艺术境地。
俳句的代表作家有松尾芭蕉（1644…1694）、与谢芜村（1716…1785）小林一茶（1763…1827）。
松尾芭蕉，是由下级武士地位脱落出来的知识分子。他在连句中以俗语入诗，反映农民、町人的日常生活。在俳句中，他将以前以滑稽突梯为主的、带有游戏成分的俳句，提高到严肃的、以追求诗的意境美为主的作风上去。芭蕉一生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采取鄙夷与逃避的态度，他寄情风雅，不断离开大都市的利禄世界，到各地去旅行，以便接触大自然的清新空气与醇朴的地方风物，从中寻找创作连歌与俳句的素材。这使他的连歌、俳句及俳文达到很高的艺术境地。但另一面这种对现实消极逃避的生活态度，也不免使他放弃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试看他逝世之前的最后之作：
旅中卧病
梦里
奔驰在荒凉的原野
象征着作者在封建社会中甘处寂寞，一生追求艺术境界的孤独心情。芭蕉的俳句必须放在作者生存的历史条件中去看。他的这种不满现实逃避到艺术境界中去的倾向，给日本后世许多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影响。
另一个著名的俳句作者与谢芫村，他的俳句，擅长对自然景物做细致的观察，作写生式的描写。作风以绚烂华美见长。但多数作品只限于描写形式美。
小林一茶，出身于农民家庭，一生坎坷不遇。他的俳句，时时流露出对现实的愤懑不平，有时又流露出他特有的那种天真、质朴的特色。
故乡啊，
我靠近你，我接触你，
到处开满了荆棘的花！
俳句是中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民众诗，它以极其短小形式（只有十七个音）集体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受。由于俳句在发展中出现了众多的流派，所以这种创作活动又带有很大的社交性，学作俳句的人往往要跟随某一“宗师”，结成师弟关系，在同门内部举行创作与品评集会。这在闭锁的封建社会里，就成为民众的一种带有社交性的文学活动。由于它植根于民众当中，所以很受群众的喜爱。但它由于本身受形式短小的制约，不适于表达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同时又由于它长期以来受创作手法上种种制约，写来写去，容易堕为千篇一律的陈词旧套，这又是它的所短。
俳句的语言以隽永、警策、含蓄见长（早期的俳句还以滑稽取胜），由于它经常要采取象征、暗示的手法，有时不免陷于晦涩费解。在译为外文时，很难传出原文的妙味。
本时期的后半，即从十八世纪初起，日本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逐渐激化，武士阶级及寄生于武士阶级的町人阶级，一齐走上腐朽的道路。做为中央政权的幕府，财政紊乱不堪，上层武士们穷极奢欲，下级武士日益贫困化，町人则沉醉在享乐的旋涡里。对农民的苛敛诛求，激起了激烈的反抗。整个封建社会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形势下，文学也走上了腐败堕落的道路，产生了称之为“戏作者文学”的总倾向。
这时，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及町人阶级享乐倾向的加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娱乐性质的小说，种类繁多。如“赤本”、“青本”之类，是以装订的封面来划分的；如“读本”（长篇说部）、“洒落本”（以写嫖妓为主的小说）、“人情本”（以艳情为主的小说）、“滑稽本”等，则是用题材来称呼的。在作者方面，著名的有曲亭马琴（1767…1848）、式亭三马（1776…1823）、十返舍一九（1765…1831）等人，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作家，则多得不可胜数。
在作品方面，有马琴的《南叫里见八犬传》，内容写得见家的小姐伏姬生下了八犬士，从而自尽。这八个犬士分别具备仁、义、礼、智、忠、信、孝、悌等品德，他们最初流落四方，行侠作义，助善抑恶，备尝艰苦，最后八犬士团聚在一起，辅佐里见家，使里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