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文学史-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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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云翘传》从多方面揭示了造成翠翘悲惨命运的社会因素。这里既有封建官僚的专横暴虐、营私舞弊，又有新兴商人的贪婪狠毒、恣意妄为；既有贵族豪门的倚势凌弱、欺压善良，又有花街柳巷的淫荡堕落、乌烟瘴气……正是在地主、官吏、商人、纨袴子弟、地痞流氓、人口贩子接连不断、串通一气的残酷迫害下，翠翘才从一个“名门闺秀”一步步地沦为被侮辱、被迫害的妓女、侍妾、奴仆和尼姑，从精神到肉体，无不横遭摧残。黑暗、残暴的封建社会环境，决定了翠翘不可逃避的悲惨命运。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有力地揭发、批判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
作品对于翠翘沦落作娼、被迫为妾的痛苦生活，作了比较集中、细致的描绘。翠翘两入青楼，两作婢妾，备受蹂躏和压迫；她那“风尘堕落”、“一生含垢”的苦难生涯，正是当时处在封建制度下广大越南人民悲惨境遇的真实写照。通过这些描写，作者对于当时人民的苦难，倾注了忧愤悲慨之情，流露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作品在描绘翠翘苦难命运的同时，还描绘了她性格和品质的某些特点：她心地善良，聪敏贤慧，不仅尊老怜幼，而且忠于爱情，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在封建邪恶势力的横暴迫害下，她虽忍气吞声，反抗不力，但始终没有消沉颓丧，而是热切地期望跳出火坑，盼望出头之日。徐海聚众起义，横扫妖魔鬼怪，她敢于跟着他去报仇雪恨。即使到了徐海不幸身亡，自己受骗被辱之后，也没有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而是悔恨交加地投江自尽，表明了她与邪恶社会的势不两立。这一切，显示出翠翘性格中坚毅顽强的一面，反映出人民群众精神品质的某些本质方面。
但是，翠翘的性格也有软弱和不足之处。在她身上，不时流露出“三从四德”、“夫贵妻荣”、“忠君报国”、“逆来顺受”等封建传统观念，它们有时甚至支配了她的思想、感情和行动。这固然有符合历史真实、符合人物的出身和教养状况的一面，但它毕竟有损于人物性格的光辉；这是作者思想深处封建道德观念的自然流露。此外，作品在揭示翠翘苦难命运的根源时，诗人唯心地把它归结为是“天命注就”、“祸由情起”，而抹煞了社会历史的必然因素。
徐海，是作者着力刻画和歌颂的英雄形象。他在乱世之秋、民怨沸腾之际，揭竿而起，锄强济弱，严惩奸顽，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当权阶级，表现出罕有的斗争热情和英雄气概。在他身上，寄托着人民的迫切愿望，体现出人民的斗争精神。这在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里，显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个形象也受到了严重的歪曲。他经常脱离群众，单枪匹马进行战斗，带有明显的草莽英雄色彩。更其严重的是，他在起义斗争频频获胜的大好形势下，为了光宗耀祖，图取个人功名利禄，竟然置人民利益于不顾，弃甲“归顺”官军，走上了背弃农民起义的投降道路。这一切，清楚地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对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缺乏认识。
不过，我们仍然必须肯定《金云翘传》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同时，还要看到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整部长诗结构严谨，不仅卷卷相接，联系紧凑，而且首尾呼应，构思完整。人物形象刻画生动，性格鲜明，既有个性特色的肖像描绘，又有细致深刻的心理分析。语言简洁凝炼，用词贴切自然，音调铿锵动听，富于音乐美感。《金云翘传》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体现了越南古典文学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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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古印度尼西亚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印度尼西亚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民族，据一些史学家考据，最早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东南部，是属于同一个语言文化的种族，后来才迁徙东南亚诸岛。由于山川海洋的阻隔和生产力水平的差别，各地区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导致各地区各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日益差异，终于形成因地而异的多样化的文化。其中以爪哇文化、马来文化、巽达文化、巴厘文化等最为发达。印度尼西亚的古典文学就是由属于这些不同文化的爪哇古典文学、马来古典文学、巽达古典文学、巴厘古典文学等所组成，而以爪哇和马来的古典文学为主。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全国统一的封建文化，因此也就不存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古典文学。从总的发展情况来看，由各族古典文学所组成的印度尼西亚古典文学大致可分成三类，代表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民间口头文学
这是外来文化影响和书面文学出现之前印度尼西亚民族固有的文学形式。这类民间口头文学源远流长，产生的年代大都无法考溯，主要有神话传说、动物故事、谐谑故事、咒辞、谚语、谜语、民歌民谣等。神话传说的内容大都与古代人的生产活动和原始信仰（万物有灵论）密切相关。如解释人类的起源，山川的由来，万物的变化等，反映古代人企图借助想象来解释和征服自然力的愿望。在动物故事中，最受劳动人民喜爱的是《小鼷鹿的故事》。这是一部生动有趣而又寓意深刻的民间故事，通过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和持强欺弱反映古代劳动人民对社会强暴的鄙视和憎恶，以及对受欺压者的赞扬和同情。故事中，象老虎、鳄鱼等代表林中豪强的兽类都被描绘得十分残暴、贪婪和愚蠢、而象小鼷鹿、小山羊这类善良的弱小动物个个都成了聪明机智、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正面形象，它们总是能以自己的智慧和相互支援不断挫败猛兽们的袭扰和欺凌。从故事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上分析，这类故事可能出于阶级社会形成之后，似乎已受到古印度文学的影响。谐谑故事也是属于较晚的民间口头创作，其中有些故事（如《勃拉朗大伯》等），直接揭露和讽刺了国王的昏庸无道以及财主的骄奢淫逸。
咒辞是在和神话传说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原始的诗歌形式，它是一种念咒的口语套式，一般由叫“巴旺”的祭司主持念咒仪式。这是古代人希图借助于有节奏的语言的力量来影响和感染“超自然力”，去为他们征服自然，消灭敌人和禳灾祛病。但咒辞严格地说，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始于民间歌谣，而最能代表印度尼西亚诗歌基本特色的是“板顿”。板顿诗又叫马来民歌，一般由四句组成，前两句是引子，后两句才是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引子往往述说一种譬喻，但与中心思想并不一定有意义上的直接连贯，有的只是为了提供韵脚。板顿诗格式规整，隔句押韵，重顿挫和节奏，富于音乐感，吟唱起来顺口悦耳。下面举两首为例：
胡椒树枝长得旺，
椰子跌落棚屋旁。
宁愿耐心求稳当，
性急日后要懊丧。
姑娘蘸墨作书简，
箱中缝针头儿断。
只因你我相爱怜，
悲欢苦乐都心甘。
板顿诗取材广泛，以表达爱情者居多，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人民喜闻乐见的最基本的诗歌形式。它对印度尼西亚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受古印度文化影响时期的古典文学
这主要出现在各地封建王朝兴起之后。印度尼西亚何时开始进入有阶级的社会，仍是史学界聚讼纷纭的问题。一般认为，公元一世纪前后有些地区就已进入奴隶社会，到七、八世纪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如苏门答腊和爪哇岛则已出现象室利佛逝和夏连特拉那样强大的封建王朝。在已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地区，婆罗门教和佛教成了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我国高僧法显在414年到达爪哇时就提到了“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注：《法显传》。）。七世纪末，我国义净和尚访问室利佛逝时描写当地的情况是“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学读，乃与中国无殊。沙门轨仗，悉皆无别”（注：《海南寄归内法传》。）。可见，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古印度的宗教文化在印度尼西亚已占统治地位，甚至到了今日，巴厘岛上的印度教仍然十分盛行。印度尼西亚的古典文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受印度梵文文学的直接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体裁，甚至于人物情节基本上都取自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其他著名的梵文文学作品。尤其是爪哇古典文学，可以说是从移植印度两大史诗开始的，后来结合本国的实际和需要进行仿效和再创作，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爪哇民族特色的文学。
印度梵文文学何时传入，目前无可查考，但在举世闻名的婆罗浮屠大佛塔（建于九世纪夏连特拉王朝时期）的廊壁上已有大量的佛本生经故事的浮雕；在另一个著名的罗罗？章格朗陵庙的浮雕中也可看到许多《罗摩衍那》的人物故事。这说明在大佛塔和陵庙修建以前佛本生经故事和史诗故事就已流行于世。有人认为，在九世纪就已经有了用古爪哇文改写成散文的《罗摩衍那》，但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写本是十世纪末爪哇马打兰国王达尔玛旺夏授命宫廷作家用卡威文（一种用梵文字母拼写的古爪哇文）译述《摩诃婆罗多》的九个篇章。
十世纪马打兰国王达尔玛旺夏统治时期，东爪哇成了文化中心，宫廷文学得到迅速的发展。为了使文学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爪哇宫廷作家在译述印度梵文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模仿梵文诗的形式和格律创造出一种用卡威文写的梵体诗——“格卡温”。他们借用印度史诗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进行再创作，用隐喻或暗示的手法为自己的帝王歌功颂德。最著名的格卡温诗是写于十一世纪初的《阿周那的姻缘》。这是取材于《摩诃婆罗多》的神话故事，叙述英雄阿周那在修行的时候应众神的要求回去消灭侵扰天廷的罗刹，恢复了天廷的安宁。作者恩蒲？甘哇以英雄阿周那暗喻国王爱尔朗卡，歌颂他统一复国的丰功伟绩。据说这是爪哇宫廷作家自己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同时也被人誉为格卡温诗的典范。
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即柬义里王朝和新诃沙里王朝时期，是格卡温诗的鼎盛时期，作家辈出，作品繁茂。著名的作品有恩蒲？达尔玛札于1115到1130年之间写的《斯玛拉达哈那》（爱神的焚烧）。这部格卡温诗取材于印度《鸠摩罗出世》的故事，但内容多有不同，是为歌颂国王卡默斯哇拉而作的。恩蒲？塞达和恩蒲？巴努鲁合写的《婆罗多大战记》（1157）也是被誉为格卡温诗中的杰作。这部取材于《摩诃婆罗多》般度族与俱卢族大战的故事，据说也是为了借花献佛，歌颂柬义里国王查雅巴雅在王室内战中取得的胜利。此外，著名的作品还有恩蒲？丹阿贡的《卢莆达卡》和《威烈达珊扎雅》（鸿雁使），前者是为歌颂庚？阿洛王而写的；后者是一部有关格卡温诗体的创作理论和技巧方面的论述。
至十四世纪麻喏巴歇王朝时期，印度梵文文学的影响已逐渐衰减，这时期的作品已不再单纯取材于印度史诗故事，而改为直接取材于本国的历史事件；人物也不再是印度的神话人物，而是本国的帝王将相，也就是说爪哇的民族色彩更为浓厚。宫廷作家恩蒲？帕拉班札写于1365年的《纳加拉克达卡玛》（国家兴盛史）就是以描写本国帝王哈奄乌禄和名宰相卡查？玛达的文治武功为内容的。作者对王室的系谱、王朝的兴旺、社稷的繁荣、宗教的传布等记述颇详；与另一部名著《巴拉拉敦》同被视为最有史料价值的作品。以印度教神话为内容的作品也表现出明显的爪哇化，例如《丹杜？邦克拉朗》这部有名的散文作品，把湿婆说成是创造第一对爪哇男女的大神，而把爪哇的第一位君王说成是毗湿奴大神的化身。爪哇化也表现在诗歌形式上，长期流行的格卡温诗体这时也逐渐为更具有爪哇民歌情调的“吉冬”诗体所取代。吉冬诗大都以本国的历史人物和民间传奇为内容，有些吉冬诗如著名的《巽达雅那》、《达玛尔？乌兰》等已摆脱印度文学的传统影响，更直接地反映爪哇人民的爱憎感情。此外，一种叫班基故事的爪哇民间传奇小说也在这个时期大行于世，表明本土文学的日益发展。班基故事完全是爪哇故事，描写戎牙路王子伊努和达哈公主赞德拉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两人本已订下婚约，可是遭到邪恶王妃的破坏，赞德拉被迫女扮男装出走，伊努为寻回未婚妻走遍天涯，历经艰辛，最后终于战胜邪恶，两人结成美满的婚姻。班基故事有许多传本，情节各有出入，但主题和主人公大同小异。班基故事不仅在爪哇脍炙人口，还流传到马来亚、泰国、柬埔寨和缅甸一带（那里称之为伊瑙故事），对那些国家的文学也有不小的影响。麻喏巴歇王朝时期还兴起一种叫“哇扬”的皮影戏，这种具有爪哇特色的民族戏曲把许多古典名著和民间传奇故事改编为传统剧目，深受人民的喜爱。爪哇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所以能广泛流传至今是与哇扬戏的普及分不开的。
三、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时期的古典文学
随着伊斯兰教于十三世纪末传入印度尼西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逐步取代了几世纪以来印度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最初在沿海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得到传播，在那里先后出现了几个伊斯兰王朝，十四世纪末崛起的马六甲王朝便是信奉伊斯兰教较早的最大的马来族王朝，故伊斯兰文化对马来古典文学的影响尤为深广。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马来古典文学也受印度梵文文学的影响，象《伟大的般度族传》、《罗摩的故事》、《五卷书》等早已流行，但现存的传本大都属后来从爪哇古典文学中转译过来的。
伊斯兰文学的最初传入是与传教活动分不开的，伊斯兰传教士和商人最初把有关伊斯兰教的先知故事（在爪哇叫默纳故事）如《穆罕默德传》、《阿密尔？哈姆扎传》等介绍过来。后来，阿拉伯和波斯的神话故事和传奇小说也深受欢迎。在伊斯兰文学的影响下，马来古典文学中开始出现两种新的文学体裁：一种是传奇小说，叫“希卡雅特”；一种是长篇叙事诗，叫“沙依尔”。这两种体裁后来成为马来古典文学的基本形式。此外，专为消闲解闷的讲唱文学在民间也风行起来，许多有名的民间故事，如《马林？德曼传》、《穷人传》等，都是通过讲唱文学流传下来的。
在早期马来古典文学作品中，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最高的首推《马来由史话》。这部写于1615年的名著共分三十四章，全面地叙述马来王朝的兴盛经过，炫耀和颂扬马来王朝过去显赫的历史，但它并非一部真正的史书。作者为了美化帝王，把各种神话传说、民间传奇、宗教故事等都拿来作为马来王朝的史实根据，因此书中所述不足为凭，有的甚至很荒诞。但作者敦？斯里？拉囊曾是柔佛马来王朝的宰相，熟悉宫廷生活，了解朝政大事，他对宫廷的情况和统治阶级的内幕所作的描述颇为详实；这对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