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文学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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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拉》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写于1907…1909年。先在《布拉巴希》杂志上连载，1910年正式成书出版。　
　　小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孟加拉社会生活。当时的印度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已意识到殖民制度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祸害，反英情绪高涨。在社会问题中，宗教教派之间的斗争比较突出，宗教的偏见妨碍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梵社在1828年成立时，曾起过积极作用。1865年分裂以后，其中有一派的信徒崇拜西方文明，轻视民族文化，有的甚至成为殖民主义的奴才。而七十年代成立的“新印度教”，则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强调民族传统，但主张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古老传统，维护种姓制度。　
　　到二十世纪初，也就是作者写作《戈拉》的时代，在印度的民族独立问题上，宗教教派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当时，就是比较进步的以提拉克为首的“极端派”，在提出用暴力推翻殖民统治的同时，仍提出一套主张复古，保持印度教落后传统的社会纲领。这种使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显然不可能把反帝斗争引向胜利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反映的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也正是二十世纪初印度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戈拉》中，作者以印度教安南达摩依和梵教帕勒席的家庭为主要活动场所，以印度教青年戈拉，宾诺耶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洛丽塔的恋爱纠葛为线索展开情节，反映了印度民族开始觉醒；歌颂了青年男女的爱国精神，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专横和残暴；批判了宗教的偏见，号召印度人民不分教派不分种姓团结起来，为三万万印度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　
　　小说的中心人物戈拉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着力刻画了他对祖国必将获得自由解放的坚定信念和丝毫没有奴颜婢膝的性格特征。他是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印度教教徒青年们的领袖。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印度”，对祖国的自由解放满怀胜利的信心。他说：“我的祖国不管受到什么创伤，不论伤得多厉害，都有治疗的办法——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操在我自己手里”。他“正直不阿”，对那些以做官为荣，丧失民族自尊，在英国主子面前摇尾乞怜的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极为痛恨。他在牢狱中，表现了民族的正气，他决不去奉承英国县长，求他们怜悯或者饶恕。他也不要朋友想办法去保释。他说：“我不去想什么办法，是怎么个下场，就让他怎么个下场好了”。这就表现了殖民地民族中最可宝贵的性格。　
　　在戈拉的身上既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也有明显的宗教偏见。他信奉印度教，严守教规，行触脚礼，不喝异教手里拿过的水。他批评宾诺耶与梵教姑娘谈恋爱是学英国人的时髦，是英国人的“爱情”，更反对与梵教姑娘结婚。但后来，自己也陷入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的爱情中。他爱国，认为“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竟为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特权辩护。作者写他的性格矛盾，是由宗教偏见所造成的。戈拉信奉印度教，并不是出自宗教感情，也不是为了敬神，而是由于痛恨英国殖民者的传教士对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无礼攻击。他为印度辩护，千方百计要证明印度教和印度社会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他才成了印度教的虔诚信徒。他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借自己表示敬意的方法，来唤醒我国的人民”，也就是说为了争取印度的民族复兴。同时，作者还写出他克服宗教偏见的过程。写戈拉去农村旅行时，看到了教派纠纷的危害，也看到了劳动人民打破宗教偏见一致反帝的事实，这些使他觉悟到“再也不可能用自己脑子所虚构的那种迷妄之见来欺哄自己了”，感到宗教传统“只是将人分为种种等级，又将各个等级互相分开”。最后，养父病危时说出了他原是英国人所生的秘密，他就把它当作“解脱”来欢迎，完全抛弃了宗教的束缚和种姓的偏见，感到自己“获得了自由”“站在一片广大的真实之中！”“现在我真的有权利”为印度效劳了，“因为真正的劳动园地已经展现在我面前，——这并不是我的暇想的创造物，——这是给三万万印度儿女谋福利的真实的园地！”作者写戈拉摆脱宗教偏见的束缚，树立为印度人民谋福利的思想，作为戈拉思想发展的最高境界。戈拉的形象是对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艺术概括，也体现了作者的理想。　
　　作品的反面典型是哈伦。他是一个买办洋奴的代表，是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奴才。他除了皮肤颜色以外，完全英国化了。他是梵教首领，认为凡崇信梵教者就应摈弃印度民族的文化遗产。他甚至把英国书上污辱印度人的句子背得烂熟。他固执地认为印度民族只有恶习，没有出息。他在英国殖民主义县长面前，奴颜婢膝，对戈斯巴拉农民被迫害事件，竟污蔑自己的同胞“没有受过精神和道德的教育”，“没有能够吸收英国文化的教育”，“所以就是不愿意承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神意的安排”。他在梵社内部，什么卑鄙的勾当都干得出来，为了破坏洛丽塔和宾诺耶的恋爱，竟写匿名信，发表文章进行诽谤。哈伦的形象反映了梵社分裂以后崇洋媚外一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特点，他是英国殖民政策和奴化教育的产物。　
　　小说中的梵社姑娘洛丽塔，是一个开始觉醒的印度妇女的典型。她的性格特点是嫉恶如仇，坚韧不拔。她追求妇女的解放和自由。她对殖民统治者刻骨仇恨，她敢于采取行动反抗。她敢于冲破宗教偏见，不怕诽谤，不怕孤立，勇敢地和印度教教徒结婚。作者对这个形象，着力表现她的反抗精神，赞扬她冲破家庭的“狭小圈子”和宗教之派的樊篱，投身到社会斗争中去。　
　　小说中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和洛丽塔的父亲帕勒席，是两个互相辉映的理想人物。前者属于印度教派，后者属于梵教。但他们都反对教派的偏见，反对种姓制度。他们都是青年们争取自由解放的鼓励者。安南达摩依赞助戈拉反对殖民者，感到戈拉“不是胆小鬼”，“她的这个戈拉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戈拉啊！”帕勒席也赞成青年们参加社会变革，认为“有勇气在自己生活中尝试解决人生新问题的人，正是那些使社会臻于伟大的人！那些仅仅循规蹈矩过活的人，并不是在使社会进步，只是在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他们都能顶得住社会旧势力的指责和攻击。安南达摩依认为无论什么力量“都不可能使她不照她认为对的做去”，帕勒席也不怕任何诽谤和打击。在帮助洛丽塔和宾诺耶的结合上，他不理采妻子的反对，不管宾诺耶伯父写信辱骂，也不顾哈伦把他开除出梵教，仍然独自料理了女儿的婚事。　
　　作者把安南达摩依写成印度的象征，把帕勒席写成进步道德的化身。这两个形象，安南达摩依比帕勒席更具有坚强的性格，更富有个性特点。但这两个理想人物的思想核心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两个形象，体现了作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理想。　
　　在长篇小说《戈拉》中，作者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方面作了形象的总结，提出了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教偏见问题，这是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作者试图号召人们，要象戈拉那样彻底抛弃宗教的偏见，要象洛丽塔那样敢于冲破宗教教派的束缚，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向广阔的天地，争取民族的解放。但作者在作品中着手解决宗教偏见问题时，用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武器。在宾诺耶和洛丽塔解决教派问题时，“他们主要决定是忘掉自己是印度教徒或梵教徒，而只记住自己是两个人”。从帕勒席的思想中，“梵社算得了什么？印度教社会又算得了什么呢？”应当“着重的只是‘人’”。作者企图通过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说教，来解决宗教偏见问题。这就明显地暴露了泰戈尔资产阶级观念的局限。列宁指出：“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注：《列宁全集》第10卷，第65页。）　
　　在《戈拉》中，作者通过主要人物的活动，对印度的民族解放道路进行了探索，初步提出了联系劳动人民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歌颂了劳动者的高贵品质和敢于反抗传统偏见的精神。但泰戈尔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工农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而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身上，因此在作品中不可能指出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尽管如此，作品由主要人物所体现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人物对话富有论辩性。翻开小说，不消说不同教派、不同思想的人物之间，有唇枪舌剑的论辩。就是在父女之间，母子之间，姐妹之间，情人之间，朋友之间，也有种种的论争。小说中人物之间的这种论辩，与小说的题材有关，它写的是有争论性的社会问题。同时，作品主要塑造的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当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对祖国、人民、政治、宗教、爱情、种姓殖民主义等问题都十分关切，需要探讨，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形成了小说人物对话具有论辩性的特点。　
　　作品中论辩性的对话，主要用于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戈拉与哈伦关于英国人与孟加拉人在印度的社交问题上，哈伦认为“孟加拉人有不良风格和迷信”，根本配不上与英国人交往，戈拉就认为“不管我们怎样配不上，我们到处去巴结英国人，总应该引以为耻”。哈伦又说英国人值得尊敬，英国人也尊敬他们。戈拉争辩说：“这种对某些人的尊敬，只会使我们其余的同胞更加丢脸、我看这不是别的，只是侮辱”。这就把戈拉的爱国与哈伦的洋奴性格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同时作者还通过人物多种形式的论辩，自然地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倾向。如戈拉等人与哈伦论辩时，巧妙地通过苏查丽达的感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苏查丽达本来对戈拉有反感，但听了他们的争论，感到戈拉的崇高。她“从来没有听人这样有力、这样坚定地谈过祖国”，而当她听到哈伦辩论不过就大骂戈拉是“粗鄙的乡下佬”时，她就感到哈伦的卑鄙。苏查丽达得出的结论，也正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　
　　第二，人物形象的鲜明对比。在小说《戈拉》中，正面人物之间，以及其他人物之间，也都是互为对照的。这就补托出人物的不同性格。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与洛丽塔的母亲巴德曦达妮；戈拉的父亲与洛丽塔的父亲帕勒席都有对比作用。就是象苏查丽达与洛丽塔，同是新型的印度妇女，前者温和沉静，斗争性弱，后者刚强坚韧，异常勇敢。但作者的形象对照，主要是使作品中心人物的性格在对比中更为鲜明。戈拉与哈伦，一正一反，爱国与洋奴，经纬分明。戈拉与宾诺耶，宾诺耶的软弱迟疑，更衬托了戈拉的坚定无畏。戈拉与他哥哥摩希姆，戈拉时刻想的是印度，摩希姆想的是职员的位置和女儿的嫁妆。戈拉与一起到农村远游的大学生摩梯拉尔和罗玛帕梯也不相同，戈拉对农民的悲惨生活很同情，而另外两人则无动于衷。在这样多方面的对比中，戈拉的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现，形象真实丰满。　
　　第三，优美的抒情格调。泰戈尔是个诗人，他的小说，也具有诗的艺术感染力。在《戈拉》中泰戈尔把抒情、叙述和论辩融为一体。作者把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灌注于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中。特别在表现人物内在的思想情绪时，泰戈尔更是充分发挥了抒情的才能，因而具有更加激动人心的力量。就以小说的结尾来说，当戈拉知道他不是安南达摩依所亲生，但又发现她正是他所要寻求的真正的“母亲”的时候，泰戈尔的抒情也就达到了高潮：　
　　“母亲，你就是我的母亲！”戈拉大声说。　
　　“过去我到处寻找母亲，原来始终坐在我的房间里，你没有种姓，你不分贵贱，你不知憎恨——你只是我们幸福的化身！印度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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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近代日本文学　
　　第一节　概述　　　
　　近代日本是亚洲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的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封建时代末期——德川幕府晚期政治的腐败使日本陷入了最大的民族危机：对外无力抵御美、英、法、俄等列强的相继胁迫，一再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内无法控制藩阀的封建割据的局面，社会矛盾激化，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的起义不断。为了摆脱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统治者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结束了三百年的封建德川幕府的统治。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革后封建主义势力仍然是社会中的强大势力。这就造成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两个突出现象：政权上是封建贵族和工商业大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经济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资本主义化的城市经济和封建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和日俄战争（1904年）两次战争中得到胜利，获得了巨大利益，因而刺激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在二十世纪初，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16页。）的国家。它对内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对外进行侵略和掠夺邻近的弱小国家和民族。　
　　日本人民在明治维新之后，并没有获得真正利益，反而身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因而农民暴动和城市贫民的骚动迅速增加起来，被压抑的中小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终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一次规模宏大的自由民权运动。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但是不久，在天皇政府的镇压、分化的政策下，在右翼领导人的妥协、背叛之下，这次民主运动遭到了失败。然而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又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它以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的进步、革命势力为代表。天皇政府为了扼杀革命力量，于1910年5月制造了所谓“大逆事件”，进行了血腥镇压，把幸德秋水等革命领导人逮捕杀害。　
　　日本近代文学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成长发展起来。它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在短短的几十年（从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间，就完成了欧洲近代文学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所经历的过程。近代日本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依附于封建天皇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以及日本近代社会的急速发展，致使日本近代文学呈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派别众多，纷纭万状，文学呈现复杂的局面；一是进步的、民主的文学由于政治力量薄弱，又处在急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条件中，不能形成强大的文学力量。虽然如此，日本近代的进步的、民主的文学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