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文学史-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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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宗教迷信的束缚有关。他认为一切都是由上天安排的，所以他安贫知命，“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情也能够容忍”。作者无限同情他的遭遇，但又批判了他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和“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的人生哲学。作者描绘了印度普通农民的悲惨命运，目的在于尖锐地提出农民为什么越来越贫困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人们深思。　
　　小说着重描写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揭示出农民极端贫困的社会原因。作品中的莱易，是三十年代印度最典型的地主形象。他以民族斗争中坐过牢来欺骗群众，对农民显得和蔼可亲，以农民的保护人自居。但他心里十分狠毒，农民不缴租，就不准在久旱的雨后犁地。他采用封建的剥削，要农民服劳役，又不给农民饭吃。他还任意加租退佃，掌握着生杀大权。他还通过与银行家、英国殖民者的勾结，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剥削。他是省议会的议员，后来又当上内政部长。由于为英国主子效劳，在英国女王诞辰的那天，获得了“拉加”的称号。随着地主莱易地位的步步上升，农民何利接连遇难受灾。作者还揭露了农村中高利贷者金古里？辛，“他是城里一个资本雄厚的高利贷者的代理人”，他用利滚利，象毒蛇一样缠住了农民的手脚。同时作者还进一步揭示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今天的世界是由银行家统治的，政府只是他们手里的玩物”，而高利贷者和地主，又是“归这个政府管”的。　
　　普列姆昌德就是通过地主莱易等形象，深刻地指出了由于统治印度的帝国主义者与农村封建势力的进一步勾结，造成了农民越来越贫困的状况。　
　　小说还深刻地表现了印度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的增长，预示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可避免。何利的妻子丹妮亚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印度贫苦的妇女的形象。她大胆、泼辣，与何利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她敢于当面斥责政府巡警的敲诈勒索，她不满封建势力的横行，敢于蔑视礼教，收留寡妇，并对长老会无理的判决罚款，提出强烈的抗议，认为所谓长老“是魔鬼，道地的魔鬼，他们要把我们的田地都抢去自己享用。”她对地主的剥削，越来越愤懑，她体验到了“无论怎样千方百计地节省，无论怎样勒紧肚皮，咬紧牙关，把每一个铜板积攒下来，临了还是要欠下租子无法交清”。她甚至对甘地主义用自动投入监牢的反对形式表示不满，她说：“坐监牢是不会坐出好政府来的。”她的不满和反抗，都是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的，反映了被压迫农民的不满情绪。作者还描写了农村青年利用“泼水节”表演歌舞的机会，无情地讽刺了高利贷者金古里？辛、宗教势力的代表者婆罗门达塔丁，以及地主及其走狗们，反映了被压迫人民愤怒的心声和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作者号召人民不要再忍受了，要起来向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戈丹》是普列姆昌德三十多年创作的结晶，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戈丹》以前的作品中，也曾提出过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在解决社会矛盾上，往往暴露出他的改良主义的幻想。在著名话剧《斗争》中，他把贫苦农民境况的改变，寄希望于地主阶级的道德改善；在《博爱新村》中，既表现农民的反抗，又幻想有一个“善良的”地主建立为农民服务的仁爱道院；在三十年代初写的《工地》里，竟幻想有一个全心全意为穷人服务的豪杰来改良社会。这表明作者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本身的弱点。在《戈丹》里，作者抛弃了改良主义的空想，考虑从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来解决社会矛盾。作者还通过哲学教授梅达和女医生玛尔蒂小姐的议论，提出要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　
　　《戈丹》在反映社会矛盾上，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为广泛和深刻。小说主要是写农村生活的，但通过地主莱易在城里的活动，以及何利的儿子巴戈尔的进城做工，把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不仅扩大了生活的画面，而且还进一步暴露了农村的地主、高利贷者与帝国主义、城市银行家、工厂主的勾结，他们共同压榨劳动人民的罪恶勾当，揭示出印度殖民地制度的本质特征，增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的精神。　
　　在人物性格刻画上，《戈丹》比以前的作品，更具有现实的典型性。特别对反面形象的塑造更为突出。地主莱易的形象，作者把他写成性格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曾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还坐过牢，因此这个地主也更具有欺骗性。他在农民面前，装出满脸笑容，喜欢讲一些口是心非的漂亮话，其实他是一个洋人的宠儿，农民的死敌。作者着力揭示他复杂性格的本质，撕开他伪装的画皮。这个形象，真实地概括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涨之后地主阶级的本质特征。当时印度地主阶级就是依靠投机和欺骗以及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剥削的。作者直接从现实生活出发进行艺术概括，因此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仅鲜明生动，而且更富有现实的典型意义。　
　　《戈丹》是印度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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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现代日本文学　
　　第一节　概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进一步帝国主义化。战争使它牟取了巨利，成为债权国，并且使它乘机在远东地区扩张了势力。战后垄断资本得到发展，而广大人民却进一步赤贫化，因此，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上的困境，对外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革命，并且积极准备侵华战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镇压一切人民的反抗，并且加强军事实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到了二十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东方一个新的战争策源地。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首先爆发了1918年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米骚动”（抢米暴动），迫使寺内内阁垮台。从此日本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得到迅速的传播。在新的革命浪潮下，于1922年7月15日建立了日本共产党，宣告日本无产阶级运动进入自觉的新阶段。工农革命群众在日共的领导下，对反动政府的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斗争。翌年反动政府乘关东大地震之机，捏造口实大肆逮捕共产党人，进行镇压。在严酷的斗争面前，1924年党内出现了右倾取消派分子，竟不顾广大党员的反对，于同年3月解散了日本共产党。1926年以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等为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广大党员重建了党中央，克服右倾和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了全国工农运动。三十年代初，日共加强了工农联盟，开展了广泛的人民民主斗争，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发动了侵略我国的“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本政府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使日本全面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推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日本反动政府在国内采取极其野蛮的法西斯统治，镇压一切革命进步力量，迫使日共转入地下进行艰苦的斗争。在这样艰苦严峻的岁月里，日共蒙受了最为严重的摧残。　
　　日本现代文学就是在这样革命与反革命的激战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首先，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应运而生，以崭新的战斗姿态登上文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形成坚强的文学力量，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学运动，为推动日本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二十年代初，出现了“劳动者文学”。它是劳动人民亲自描写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生活和自发斗争的文学创作，以电机工人宫岛资夫的《矿工》、建筑工人内籐辰雄的《洗马》、木工吉田金重的《冒雨》等为代表，它是日本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诞生的前奏。　
　　1921年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播种人》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这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产生的信号。当时，还有一些进步青年作家，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生活，写出以工人生活为内容的作品。1924年又创办了《文艺战线》，并以此为中心组成革命文学团体。它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从1924年到1928年成立了不少革命文艺组织，创办了不少革命文艺刊物，经过多次的分化和组合，终于在日共的直接领导下，于1928年3月15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组织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同盟（简称“纳普”），促进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革命作家辈出，革命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还与以菊池宽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逆流展开了坚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　
　　小林多喜二（详见本章第二节）是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代表。其他象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德永直、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直村浩等作家也有广泛的影响。　
　　叶山嘉树（1894…1945）是下级船员出身，曾于1917年参加工人运动，领导过工会工作。1926年他发表了代表作《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成为革命文学的重要作家。这部长篇小说描写往返于室兰和横滨之间的“万寿号”煤炭船的船员生活和罢工斗争的故事。在寒风呼啸的大雪日子里，船员们在甲板上进行沉重的劳动，受到残酷的剥削，生活、生命都没有保证。一个少年船员受重伤得不到护理，引起船员们强烈的不满，要求船方照顾，却遭到船长的拒绝，终于引起罢工斗争，迫使船长低头同意提出的条件。回到横滨之后，船长引来了军警进行镇压，使罢工失败，这大大地教育了船员。这部优秀作品以新的面貌反映了日本工人阶级的觉醒和二十年代高涨的革命形势，给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展以有力的影响。这部作品主题宏伟、色彩鲜明、风格粗犷，富有浪漫主义的情调。小林多喜二的优秀作品《蟹工船》就是在它的直接启示下创作的。　
　　黑岛传治（1898…1943）的作品，反映了两个方面的主题：描写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士兵的反战情绪。前者有许多杰出的短篇，以《盂兰盆会前后》、《两文钱》、《猪群》等为代表；后者以《雪橇》、《风雪西伯利亚》、《盘旋的鸦群》为代表。193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武装的市街》是以1928年日本出兵我国济南制造惨案的事件为背景，描写了日本资本家勾结日本帝国军队，打着保护“日侨”的幌子，侵略我国济南，制造惨案，引起我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作品以日本资本家在济南开办的火柴工厂为中心，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生活，尤其童工（包身工）的悲惨命运；也描写了几个敢于造反的日本下级士兵，他们来自工农，受到本国革命运动的鼓舞，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不满本国反动政府的侵略政策，后来却遭到上司的暗算，被秘密杀害了。最后写出中日两国革命群众携手进行斗争。这部作品由于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引起当时政府的恐慌，因此在它出版之后立即遭到查禁的处分，直到1953年才第一次全文刊行。黑岛传治风格质朴简洁，他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典型情节深化主题，使作品生动真实，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日本革命文学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以及“纳普”时期的藏原惟人在这个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平林初之辅（1892…1931）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文艺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文艺与时代、阶级的密切关系以及它的社会作用，提出确立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伟大任务，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青野季吉（1890…1961）在《自发成长和自觉目的》等文章中，根据列宁的观点，阐发了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加强革命的自觉性，使它成为革命运动中的有力的一翼。藏原惟人（1902…）在总结前期革命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根据革命文艺创作实践的要求，进一步提出了文艺大众化和加强左翼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等问题，他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道路》一文中指出，革命作家“第一，要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观点观察世界；第二，要以严正的现实主义方法描写世界”。这对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统一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他的主张带有明显的机械论的倾向，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作家世界观改造与革命实践等等重大问题缺乏全面的、辩证的论述。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开始以后，由于日本法西斯的残酷镇压，日本革命运动出现了低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进入了所谓“十年暗谷时代”。1933年小林多喜二的被惨害，给当时文坛以极大的震动。在反动政府的铁蹄下，不少作家表现出妥协、屈服，有的甚至背叛革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御用工具，一时间“转向文学”甚嚣尘上。但少数革命作家却站稳脚根、顶住恶浪。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和评论，批判风靡文坛上的投降变节的风气，捍卫了以小林多喜二为代表的日本无产阶级的文学战斗传统，坚持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在他们的影响下，文坛上出现了抵抗文学的倾向。这时期西泽隆二（野山广）（1905…1976）的革命诗抄《编笠》是当时重要的革命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日本宣告投降、法西斯彻底失败而结束。战后日本处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附庸国的地位。当时反对美军占领、争取民族独立和在政治上争取民主结合起来，形成了全国的民族民主政治运动。战后初期，日本文学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以无产阶级文学为核心组成了广泛的民主主义文学的统一战线，促进了文学的新繁荣。德永直（详见本章第三节）在这个时期先后发表的《妻呀，安息吧！》、长篇巨著《静静的群山》是当时革命文学的重要成果。中野重治、江口渔、壶井荣、江马修等作家的创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宫本百合子（1899…1951）是日本无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作家。她出身在富裕家庭里，从幼年就酷爱文学。十七岁时发表了《贫穷的人们》（1916），它以人道主义感情写出日本广大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农村的凋蔽、落后的面貌。不久又以个人生活经验为题材创作小说《伸子》（1924），表现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女子突破家庭的牢笼，寻求新的生活道路的主题。1927年访问苏联，给她很大的影响，使她决心走上革命道路。回国后参加了“纳普”，不久加入日共。这时期发表了《一九三二年春天》（1933）等优秀的报告文学以及《乳房》（1935）等短篇小说，表现了当时高涨的革命斗争形势和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英雄行动。在法西斯猖獗的年代里，她先后五次被捕，数次被禁止创作，身心受到很大的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