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文学史-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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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安排了一个时间让母子相见一面，从相见到告别的场面是非常感人的。母亲由沉缅于母子之情到关心为革命献身的儿子的人身安全，思想感情上起了重大的变化，反映了普通劳动妇女在日共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工农群众斗争影响下的新的觉醒。母亲的形象富有典型意义，她代表了当时日本千百万劳动妇女的成长。
《为党生活的人》在艺术上也是很出色的。它首先在人物描写上，除了“我”、母亲外，其他革命者须山、伊籐也都写得栩栩如生，形象感人。作品抓着人物的特征，通过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的简洁、质朴的描写，予以突出，虽然着墨不多，但生动鲜明。在“我”的身上，突出他严肃、沉着、坚定、质朴，一个地下革命者的特点；在须山身上着意刻画他勇敢、坚强、活泼乐观，富有革命朝气；在伊籐身上，则突出表现她刻苦改造、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同时，作品还把人物置于多种关系之中，多方面揭示人物特点。在“我”与母亲关系的描写上，显示出作为一个地下党员，为了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特点；写伊籐与她的母亲的关系，则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百折不屈的傲骨。
其次在结构上作品采取以仓田工厂革命斗争为经线，以“我”的革命活动、生活为纬线交织的描写方式使作品主干和支干脉络清楚，既突出反映了日本工人阶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细致地描写了地下党员艰难困苦的革命工作和他们坚韧不拔的高贵品质。此外，在情节上作品运用了不可预测的陡然突变的手法，象叛徒太田的出卖使“我”处于逆境以及作品最后罢工斗争遭到意外，使情节跌宕起伏、曲折逶婉，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这种情节突变的手法正是基于现实阶级斗争的复杂多变，它反映了在敌人残酷统治下，从事革命斗争的艰巨和复杂。
这部作品是小林多喜二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匆忙之中断断续续完成的，缺乏细致润色，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些地方叙述过多，另一些地方又有些粗略，交代不清，尤其在反映现实广度上更显得薄弱一些；而在“我”与笠原关系的描写上也有些不当，有损主人公“我”的形象完美。
《为党生活的人》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杰作，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宫本百合子在《小说读法》中指出，它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作家细致再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生活的最早的作品”。即在今天，这部作品仍在人民之间传诵，激励着革命人民为自身的解放事业进行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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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德永直
德永直（1899…1958）是日本现代杰出的工人阶级作家，他与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一样，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德永直出生在日本熊本市郊黑发村一户贫农家里。父亲勤俭朴实，租种几亩薄地；日俄战争爆发后，被强征去当兵，后来受伤致残，只好用退役金买了一匹瘦马，赶大车养家。母亲更辛苦，除了种地，还得靠做竹筷和买卖兵营的剩饭来糊口。德永直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境中度过的。
德永直从小就刻苦好学，很想在学校多读几年书，但是贫困的生活使他在小学六年级时就被迫辍学，开始了各种劳动。他在熊本市当过印刷厂的徒工，在米店里当过小伙计，在香烟专卖局和发电厂当过工人。在这期间，他从这个社会大课堂里，观察人生，初步体验了被压迫阶级的痛苦，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给他以后的斗争和创作，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1921年，德永直离开熊本市到东京博文印刷厂（即后来的共同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从此，他开始了现代产业工人的斗争生活。他积极参加工会的实际活动，是日本印刷工会的组织者之一。他领导过1926年日本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共同印刷厂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虽然在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勾结镇压下失败了，但德永直在斗争中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进一步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并获得成功的。
德永直的文学创作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创作活动的第一个时期是从1925年到1933年。德永直在上小学时就爱好文学。在熊本市工厂当工人期间，就编过在同伴中传阅的刊物。到东京以后，他经常利用休假日写小说，并主动向青野季吉、金子洋文等著名文艺家请教。从1925年起，他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发表在工会办的刊物上。这些作品大多数是描写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批判。例如：表现穷苦人与马相依为命、同病相怜的短篇小说《马》（1925）；描写日俄战争给人们留下心灵创伤的《战争杂记》（1925）；通过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善良青年的悲惨命运，控诉社会不平的《畸零人》（1925）等等。尽管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还不成熟，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朴素、诚挚感情，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德永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没有太阳的街》，从6月到12月连载在当时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机关刊物《战旗》上。这部长篇小说轰动了日本文学界，它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并列，被称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双璧。从此，德永直步入职业作家的行列，并参加了日共领导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
《没有太阳的街》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第一部以产业工人有组织的大罢工为题材的作品。它生动地反映了在日本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共同印刷厂三千工人历时七十天大罢工的全过程。这次大罢工，是在1927年初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支持军国主义者对外实行侵略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对内加紧榨取工人血汗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因此，斗争的政治意义是明显的，它不仅是日本工人阶级反对解雇、争取生存的经济斗争，而且矛头指向日本统治阶级的内外政策。这次罢工斗争的规模及其影响在日本工人运动史上也是少见的。如作者在小说里所叙述的：“动员起来的全日本的左翼斗争力量，已全部集中在‘没有太阳的街’。超过两万元的捐赠和五千个支援战士，从九州、四国、青森和札幌等地象砂砾似地飞向前来。”德永直自始至终参加和领导了这场斗争，并且把它艺术地再现在《没有太阳的街》里。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以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一开始就突出了阶级搏斗的紧张气氛：在军警严密戒备，护卫“圣驾”巡视东京高师校园的特定场景中，有组织、有准备的印刷公司罢工团员在密集的人群里撒传单，揭露资本家的罪行，申张工人的正义要求，争取群众的支持。这些传单象重型炸弹一样，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警察驱散人群，密探追捕罢工团员。随后，作者就把镜头转向罢工斗争的中心——千川沟里“没有太阳的街”。这是一块不足一平方英里的肮脏阴暗的贫民窟，拥挤着无数好象粘在地面上的隧道似的工人住宅。在这条街的中心区，就是榨取工人血汗的印刷公司。它的董事长、高级职员的公馆、楼房就筑在山谷的高坡上。就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日本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产业工人罢工斗争的图画。在这场剧烈的阶级搏斗中，敌我双方的营垒极为鲜明。一方是资本家、议员、密探、流氓和军警，他们凶猥、残暴，在镇压罢工斗争的刽子手。作者以愤怒的笔触对这个集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笞，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另一方是极端贫困、过着暗无天日生活的工人。他们对统治阶级怀着刻骨的仇恨，为了高举工会红旗，用鲜血和生命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中间有罢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有血气方刚、坚贞不屈的青年男女工人，有阶级觉悟日益提高的工人家属。作者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倾注了满腔热忱。作者着力刻画的罢工领导者荻村和青年女工高枝等人的鲜明形象，集中地体现了日本工人阶级勤劳善良、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品格。
这场波澜壮阔的罢工斗争，最终是被反动派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是，作者以“旗影黯淡了”作最后一章的标题，在悲壮的气氛中，以“保卫团旗”作结，寄寓了这样的思想：斗争虽然暂时失败了，但红旗终究未倒，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没有被摧毁，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无产者！
《没有太阳的街》在艺术上是成功的。作品里塑造的主要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们的思想感情沁人肺腑。即使是一些次要人物，经作者几笔淡描，也被勾画出活现的神态。小说的情节也比较紧凑，各个场面写得真实如画，而且转换灵活。
德永直之所以能写出《没有太阳的街》，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做出重大贡献，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主观上，他是个工人，长期生活在工人中间，有强烈的阶级责任感，他要用笔为本阶级呐喊，向资产阶级进攻。因此，即使在失业和半失业的状况下，他都忍饥挨饿，刻苦学习，以惊人的毅力进行创作。客观上，日本二十年代后期，阶级矛盾激化，罢工浪潮此起彼伏，革命形势逼人。这对于德永直的思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他努力排除曾经接受过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先觉的革命知识分子艺术家们艰苦斗争的历史，任凭我多么喜欢在手纸上用铅笔写什么近似小说一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都不可能成为作家。”
继《没有太阳的街》之后，德永直还发表了长篇小说《失业都市东京》（1930），短篇小说《参加斗争的行列》（1930）、《在工会红旗下》（1929）、《效率委员会》（1929）等。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热情讴歌工人阶级昂扬的革命斗志。
从1934年春“纳普”解散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德永直创作活动的第二个时期。
二十年代末期，日本法西斯政府为了推行向外扩张侵略中国的政策，首先对国内民主进步力量实行镇压。1928年和1929年先后搞了“三？一五”和“四？一六”大搜捕，把大批的革命者，包括德田球一在内的几乎全部日共领导人投入监狱，进行残酷的迫害。1932年，日本文艺界的四百余名知识分子被逮捕。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旗手小林多喜二在1933年2月惨遭杀害。“纳普”于1934年2月被迫解散。从此，开始了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这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里，德永直曾经有一段时间陷入彷徨、苦闷的境地。但是，他仍然坚持继续创作。为了提高文学修养，他在这个时期认真地研究了国内外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据作者自述，对他影响最大、教益最深的是高尔基和明治时期德田秋声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的熏陶下，德永直在艰苦的环境中，又写了许多作品（主要是短篇创作），如《八年制》（1937）、《辛勤的一家》（1937）、《最初的记忆》（1939）等。这些作品虽然不能象以前那样表现革命的主题，但作者还是以暴露的方式，描写了战乱中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批判了日本社会的黑暗现实，倾吐了作者对人民的诚挚的感情，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而且艺术技巧上也有很大的提高。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的打击下终于无条件投降。从这时起到1958年德永直逝世，是他文学创作活动的第三个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思想和创作最光辉的时期。
日本投降后，尽管不久美国就确定了扶植日本统治集团，发展日本垄断资本的方针，加紧镇压工人运动，但是，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已经以雷霆万钧之势急遽地壮大起来。日本文学界也广泛地建立了民主主义文学的统一战线，配合日本进步的政治力量，展开了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等人创立了“新日本文学会”，重新投入革命文学运动。1946年，德永直加入日本共产党。
德永直在战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妻呵，安息吧！》。这部作品从1946年3月起在《新日本文学》上连载，被誉为战后初期民主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妻呵，安息吧！》是一篇自传体的作品。它的主人公是作者的亡妻敏绪。她在贫困中出生，七岁丧母，依靠双目失明的外祖母生活。她从九岁起就先后给阔人家当佣人，到工厂当童工，受尽了压迫与欺凌，十六岁那年跑到东京当了四年护士，好容易挣了点钱，却又碰上大震灾，死里逃生回到故乡。她嫁给作者后，虽然对作者的革命活动缺乏了解，常有口角，但她勤俭持家，与作者同忧共苦。由于终年劳累，营养不良，她仅四十余岁就在饥饿和炮弹的爆炸声中悲惨地死去了。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虽然只是作者的亡妻，但诚如作者所说：“她是千千万万死亡中的一个，是……为了免于家人受饿而自己首先挨饿，最后自己牺牲于战争下的许许多多妇女中的一个！”因此，敏绪的形象，是那个年代里日本广大勤劳妇女的典型。作者通过她一生的遭遇，反映了日本人民的生活悲剧，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同时还表露了这样的决心：“为了不让做妻子的再死于侵略战争，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决心要拿出勇气参加战斗。”
以《妻呵，安息吧！》作为德永直战后文学活动的新起点，不久他又创作了反映日本人民进行民主斗争的、长达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它的第一部连载在1949…1950年的《赤旗报》上。第二部也发表在《赤旗报》上，登载的时间是1954年3月至12月。
《静静的群山》写的是从1945年8月到1947年4月这几间日本战后的现实。作者通过这部作品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和错综复杂的情节，具体、真实地反映出战后两三年间日本社会的诸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日本民族要求独立自主与美帝国主义把日本沦为殖民地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和平与美帝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等等。在描述这些斗争中，作者贯穿了这样的思想：日本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工人、农民的联合斗争，是解决社会诸矛盾的基本力量。
《静静的群山》第一部描写的是日本投降后最初十个月里的事。在这段时间里，整个日本社会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一方面是穷凶极恶，侵略成性的法西斯政权垮台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席卷全国，反动统治阶级惊恐万分；另一方面是由于大批工厂停工，成千上万的军人复员，造成农村土地问题的尖锐化，资产阶级和商人乘机浑水摸鱼，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却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者抓住人民民主力量迅速高涨这一历史主流，以东京芝浦电气器材公司的工人斗争为题材，选取这个公司所属的全国四十三个工厂中斗争最坚强的川岸工厂（书中作川添工厂）及其所在地区的典型事件，加以集中、概括，写出了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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