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文学史-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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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方面的优秀作品有：宋影的《江华岛》（1953）、李永池的《高地的星》（1951）、柳基洪的《侦察兵》（1951）、朴永浩的《篮色的信号》（1952）和韩成的《看见海了》（1953）等剧本。　
　　1953年7月，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朝鲜人民获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朝鲜文学的迅速发展，突出地表现在长篇和中篇小说的创作上，从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说，较之以前各期更为深刻和丰富。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第二部和三部曲《图们江》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都在这个时期问世。宋影的长篇特写《白头山从哪里也看得见》回顾了抗日游击队的斗争，细致地描写了他们当年活动的地方。尹世重的长篇小说《考验》刻画了工人阶级在恢复和建设朝鲜工业重点炼铁厂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和朝鲜工人阶级的忘我劳动。千世峰的长篇小说《石溪的新春》（第一、二部）和李根荣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反映了战后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从组织上、经济上巩固农业合作社的斗争。黄健的《盖马高原》（1956）描写了朝鲜人民在战争时期的爱国斗争。　
　　诗歌方面，通过丰富多样的主题，真实地反映了战后朝鲜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农业合作化时期的新人新事，歌颂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著名的诗作有：崔荣化的《土地》（1955）、郑文乡的《鸟儿飞回森林》（1954）和李庸岳的《平南灌溉诗抄》（1956）等，特别是《林世永诗选集》的问世，为朝鲜诗坛增添了光辉。　
　　戏剧在战后也有很大发展。著名的剧本有柳基洪的《在怀念的地方》（1954）、李东春的《伟大的力量》（1958）以及赵灵出等的《十二三千里平原》（195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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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李箕永　　　
　　一、生平和创作　
　　李箕永（1895…）是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朝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主要代表。李箕永出生于朝鲜忠清南道牙山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颇为不幸，幼年丧母之后，又备尝亡国和失学的痛苦。十八岁那年，为生活所逼不得不离开故乡，到南朝鲜流浪。这期间，他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之中，亲身体验到亡国奴的悲惨命运。这种饱含辛酸的生活对他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促使他决心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　
　　1919年，朝鲜举行了全国范围的“三？一”反日民族起义，这给在黑暗中摸索的李箕永带来了新的希望。社会上出现的一股争取祖国解放的热潮，使很早就有志于文学的李箕永产生了一种遏制不住的写作冲动，他开始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看法。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我那时虽没想到要成为一个作家，但却迫切希望把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表现出来。……我周围的那些贫穷、勤劳的人们受尽欺凌和压迫，过着悲惨的生活，我要把他们的遭遇写出来。”（注：《理想与努力》，朝文版，第27页。）　
　　中古朝鲜实学派朴趾源等人的创作，古代英雄豪杰的传记，以及具有启蒙思想内容的新小说等，都曾从思想上给李箕永很大的启示和鼓舞，并且在艺术上也成为他创作的借鉴。但是李箕永在东渡日本以前，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及其产生的原因并不透彻了解。1922年4月，他怀着探索真理、拯救祖国的迫切愿望，到日本去半工半读。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俄罗斯优秀作品和苏维埃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读过高尔基的作品之后，开始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1923年9月1日，东京发生大地震，有八十余处同时起火。当时的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别有用心地把这场地震引起的火灾说成是“不逞鲜人”放火所致，对无辜的旅日朝鲜人进行了血腥大屠杀。李箕永目睹祖国同胞惨遭杀戮，再也不想在日本呆下去了，于同年9月30日愤然回国。　
　　1924年春，李箕永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倾向的处女作《哥哥的密信》发表了，从此他便登上了朝鲜文坛。《哥哥的密信》作为杂志《开辟》的入选作，一发表就显露了作者的艺术才华。作品通过一对中学生兄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和冲突，以富于戏剧性的结构，辛辣地批判了“哥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在“卡普”以前，李箕永是属于“新倾向派”作家。他的创作题材相当广泛，有描写贫苦农民生活的《民村》，有以讽刺手法揭露宗教虚伪本质的《外务办事员和女传教士》（注：外务办事员指旧社会保险公司外出办理业务的人员。）和《朴先生》，有描绘贫苦知识分子及受尽折磨的贫农妇女走上革命道路的《贫穷的人们》和《童养媳》，还有描述青年男女因生活道路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彩虹》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贫穷的人们》（1925）和《民村》（1925）。作者根据自己既熟悉农民又了解知识分子这一特点，在这两篇作品中，结合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以二十年代的朝鲜农村为背景，不仅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和反抗精神，而且还塑造了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通过先进知识分子（如《贫穷的人们》中的成浩）提出了只有砸烂“魔鬼翩跹”的旧世界，才能根本改变社会面貌的“大革命”思想；同时，还通过他们（如《民村》中的“汉城客”）在群众中进行启蒙教育的宣传，展示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　
　　1927年“卡普”改组后，李箕永在“卡普”新纲领的指引下，在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鼓舞下，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写作了《小人跋扈的时代》、《埋葬反动的评论家》等评论文章，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然主义作家抹煞文学的阶级性的谬论，并反击他们对“卡普”作家的攻击。在小说创作方面，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有很大的提高，例如小说《元甫》（1928）就提出了工农联盟这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前期创作中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也已发展成为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自觉战士，如1930年发表的《造纸厂村》中的书生就是一个典型。　
　　从成浩、“汉城客”，到《造纸厂村》中的书生，好象有一条红线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是逐步成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可说是《故乡》中的金喜俊的前身。这些体现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李箕永早期创作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许多作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是到了《造纸厂村》里的书生，已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积极向群众宣传先进思想，发动和组织造纸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剥削而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掘墓人的高大形象。　
　　在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其殖民统治，朝鲜民族解放运动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时，李箕永继续写革命知识分子，作品有：反映教师扎根边远山区从事教育工作的《朴承镐》（1933），描述知识分子在当时革命运动中的动向的《寂寞》（1936），反映“三？一”起义前后朝鲜的农村面貌的中篇小说《鼠火》（1933）。数月之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故乡》（1933）。　
　　1931年和1934年，日本当局对朝鲜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大搜捕，李箕永两度被捕，并被拘禁了一年多。1936年1月出狱后，他仍然坚持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立场进行创作。他的长篇小说《人间修业》（1936），通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以讽刺手法暴露了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另一部作品《春》（1934），借助朝鲜封建社会末期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在日帝殖民地统治下朝鲜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日本帝国主义败亡前夕，李箕永避居江原道金刚郡所属的一个山村里，从事农业劳动，直到1945年8月朝鲜解放。　
　　朝鲜解放后，李箕永积极参加创建北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的工作，很快发表了短篇小说《开辟》表现土改后农民的新生活。　
　　1948年春至1949年，李箕永创作了解放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土地》（第一部）。这部小说的重大意义在于反映出解放前后朝鲜农民所经历的深刻变化，成功地塑造了翻身农民郭巴威的形象。解放前的郭巴威是个孑然一身、一无所有的雇农；解放后，他成了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真正主人，生平第一次以充满喜悦的心情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郭巴威从自己在解放前后、土改前后生活的对比中，亲身体验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并尽全力投身于建设和保卫新政权、新生活的斗争。他是一个纯朴、热情、刚毅和顽强的劳动者，作品通过对他忘我劳动的描写，高度赞扬了他为建设祖国所作的贡献。这种艺术的刻画，带有几分传奇的色彩，表现了主人翁高度的革命责任感。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李箕永除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时事评论外，在战争和战后时期，还写了不少反映朝鲜人民英勇斗争的作品，如《复仇的纪录》、《江岸村》等。　
　　1952年夏天开始，李箕永着手写作三部曲《图们江》。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长篇小说，分别于1954、1956和1961年完成小说的第一、二、三部。它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爱国义兵斗争，写到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直至朝鲜人民迎接解放。　
　　六十年代以后，年届古稀的李箕永，除继续完成《土地》第二部（1960）外，还准备写作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土地》第三部。正如作家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如果他完成了这些创作计划，他将通过小说《图们江》、《故乡》、《土地》，反映自1900年起至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后半个多世纪内，朝鲜人民斗争的一个侧面。　
　　李箕永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曾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副议长，朝鲜作家同盟常务委员，现任该同盟的委员长。由于李箕永对朝鲜人民所作的贡献，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曾授予他劳动勋章和国旗勋章。　
　　二、《故乡》　
　　长篇小说《故乡》是李箕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解放前朝鲜进步文学中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小说以1930年前后的元德村为背景，表现了这个村的农民在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带领下，为反抗地主的残酷剥削而发起的抗租斗争，同时穿插描写了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中，工人们为支援农民的抗租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工和义务捐助。《故乡》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朝鲜的社会现实，从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残酷压迫和掠夺，显示了朝鲜人民的逐步觉醒和坚强的斗争意志并赞扬了他们的高尚理想和道德面貌。　
　　李箕永在中译本的序言《给故乡的读者》中写道，“元德村农民们反抗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故乡的基本梗概”。即是说《故乡》所反映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则由于当时苛酷的审查制度，未能直接揭露，被迫隐诸纸背。不过作者还是把日帝的殖民统治当成重要的历史背景作了必要的交代，如作品开头的最初两节，就描写了挎洋刀、穿洋服、说日语的日本警察走进了二地主安承学的家，通过他们的对话，交代了金喜俊的行踪。这就很自然地提起了作品反映的时代和事件的纲，确立了人物之间——革命力量的代表者金喜俊同日本殖民统治的象征日本警察及其走狗、朝鲜封建势力的代表者安承学之间的对立关系。另外，作品还对纺织公司的日本经理作了一些描写。所有这些描写虽然简略，却不失为画龙点睛之笔。　
　　《故乡》作为朝鲜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初尝试，其突出标志之一是把刻画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形象，作为创作长篇的重要任务，而《故乡》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金喜俊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作为朝鲜独立解放斗争的先驱者，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从日本勤工俭学后回到故乡，决心同家乡的穷苦农民一道干一番事业。他尽管前进中迂到了困难和挫折，却能始终与贫苦农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忘掉个人生活中因早婚带来的不幸，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民运动中去。　
　　喜俊回乡后所从事的是异常艰巨的思想启蒙工作，尽管他辛勤奔走了一年，但成效甚微。在困难面前，他没有却步不前，而是深自反省，得出自己“须要好好锻炼”的结论。在前进的道路上，曾一度产生徬徨心理，“常常感到寂寞……感到孤独和空虚”，甚至想离乡远去。但当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刻，他仍能尽力克服自己身上的“小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决心“高举着火炬冲破黑暗，开辟人间新的道路”。小说所描述的金喜俊的成长道路，坎坷不平，步履艰辛，真实可信。当时的朝鲜农村，广大劳苦农民身受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生活中没有自由，没有欢乐，迂上荒时暴月，连大麦饭、菜团子都吃不上，只好去排队买几分钱喂猪的酒糟充饥。更不知有多少人离乡背井，逃荒要饭，或者被逼上吊。即使用血汗浇出一个丰收年景，待到新谷登场，在地主、高利贷者的操纵下，粮价惨跌，除交租、还债之外，还是一无所有。农民由于受压迫太深，生活太苦，精神空虚，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有时甚至发生矛盾，互不团结。在这样的境况下，要把农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开展斗争，实非易事。在没有先进组织领导的情况下，金喜俊只好在斗争中摸索前进。在开头的一年之内，他不惜从最琐碎的事情做起，通过试办农乐队，把农友们初步地团结起来。慢慢地青年农民觉得他不尚空谈，讲的话有道理，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他学习，逐渐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认识到必须团结一致的重大意义。在群众有了一定觉悟的基础上，金喜俊勇敢地带领他们，以大水灾为契机，密切与工人的罢工相配合，不失时机地开展减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通过斗争的洗礼，人们深切地体验到工农团结的力量，一个新进工厂的普通青年女工就曾悟出这样的道理：“工人的贫穷并不亚于农民，农民的劳苦也并不亚于工人。劳苦和贫穷，这是工农的共同命运”。斗争实践终于使他们认识到工农联盟的必然性及其强大威力，并决心并肩进行新的斗争。　
　　二地主安承学是作者在《故乡》中着力刻画的反动势力的代表，他卖身投靠日本殖民统治者，又是在外地主的全权代理人，在乡间跟广大贫苦农民直接为敌。“安承学，这是一个令人充满憎恨的名字！他简直是魔鬼。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元德村和上里附近的一百多户人家，正处在生死关头”。他倚势凌人，为虎作伥，靠地租剥削和发放高利贷日子越过越富。他生活腐化，灵魂肮脏，无耻之极，甚至在子女面前眩耀自己的丑恶行径。他嗜财如命，宣扬钱能通神的剥削阶级人生哲学，曾企图利用另一个高利贷者的隐私，讹诈一笔钱财，一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又企图索取一笔“慰借费”。安承学作为与金喜俊对立的形象，刻画得比较成功。　
　　《故乡》的艺术成就也是很显著的，在作家笔下，一幅幅朝鲜农村的风俗画，生动形象，细致入微，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