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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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膜拜。本人曾经亲眼见识过90年代初期上海商人对海南金融人的毕恭毕敬。当我上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奉命在沪上筹备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时，上海当地人跑前跑后帮忙的热情表现，直到现在我还很难忘记。对于有浓厚优越感的上海人来说，这种发自骨子里的尊敬是非常少见的。这也反衬出当时海南金融业带给人们的神秘和感召力。就在那段时间，笔者有幸与海信的一位副总共进过一次晚餐。谈吐之间，这位年轻副总所流露出的自信与见识，让人自惭形秽。不过，这已经是遥远的往事。在随后的年月中，我这位朋友所在的公司前后有两任老总携款潜逃，不知所踪。让人感慨的是，这种结局几乎是所有当年海南金融巨子共同的命运。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李建民之外，这个名单上还写着：
李耀祺，原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法人代表，2002年3月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死刑。该判决还同时判处苏国华（海南国际信托投资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副董事长）有期徒刑15年，判处霍文铭（海南国际信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有期徒刑13年，判处张澄光（海南国际信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有期徒刑13年。这个判决意味着，当年在海南威风八面的港澳帝国的主要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李耀祺领导下的港澳国际在90年代初期曾经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历史。其旗下不仅有电厂、鞋厂等各类实业，更有各类金融公司和上市公司，投资遍及南方几乎所有热点地区。由于在海南初期开发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李耀祺曾经被评为“海南特区拓荒创业先行者”及“优秀企业家”。
但是，李被捕后的审计却发现，港澳亏损巨大，资产质量低下。与此同时，李个人的财富积累却达到7000万元。据说，李是1998年9月以“商谈相关工作”的名义从广州被诱至北京并最终被捕的。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中，海外曾经一度传言李自杀身亡。饶有意味的是，李耀祺是在离任后被逮捕的。这实际上表明，海南十年前的旧账仍然远远没有算清，千金散尽，掀起一场巨大的泡沫，但人却成了历史的抵押。
朱帮益，原海南南方信托投资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1998年被逮捕，罪名是非法提供金融担保构成诈骗。荒唐的是，朱早在1991年即被人行海南分行暂停职务，但朱帮益却是在1996年为一笔118亿元的贷款提供担保的。同样荒唐的是，检方认定朱无权提供担保因而构成诈骗的理由竟然是，“从1991至1996年原人行海南省分行再没有对朱帮益的职务问题下发文件。”海南信托业当时混乱的情况由此可见。排除个人贪欲所起的作用，在导致海南金融家纷纷跌入深渊的过程中，荒谬的制度安排实在难辞其咎。
在李建民即将宣判的前夕，一位非常熟悉海南早期情况并幸运逃过海南劫难的企业家告诉我，“海南当初的风云人物已经差不多抓完了”，语间充满隔世之感。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就在2001年年底，海南仅存的几家信托投资公司也被同时关闭。其中也包括在岛外颇有名气的海南华银和海南汇通。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海南最后一批信托投资公司的关闭，还会有更多当年的金融名人将陷入深渊，我们上面那个远不完备但已经足够让人唏嘘不已的清单将会进一步加长。不过，现有的事实已经足够可以说明，建立在特殊金融模式下的海南模式已经彻底崩溃。海南将从中国改革的中心舞台彻底退隐，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边缘位置。海南，依然是那个美丽、迷人，甚至有点挑逗意味的边陲之国，是一个流放者孤独的歌吟之地。蓦然回首，我们开始懂得，海南曾经有过的重要意义，原本是为一种青春的想象力所赋予。
第三部分 我们得了什么病第60节 金融家命运启示录（2）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和煎熬之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我的许多朋友开始逐渐向内地回流。他们一部分开始重新回归那个他们曾经摒弃的体制，更多的人则是再也回不去了。他们要么留在南方，要么回到内地。但无论是哪种，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主要是在旧体制中新生长出的灰色地带寻求机会，而这个灰色地带总是更多的与政治中心相重合。不过，他们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了，他们被以个体的方式安放在一个个利益集团中。他们是分散的、无奈的、被动的。南方已经消耗掉了他们一生的激情。当然，崩溃带来的不仅仅是死亡，也同时带来了成熟甚至世故。实际上，现在不少在舞台上甚为活跃的民营企业家都是从海南的废墟下爬出来的。他们今天的成功与在海南惊心动魄的历练是分不开的。但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有今天并非是由于他们更聪明，而是由于他们更走运。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一开始就是玩金融起家的，以后在内地的很多年里，他们仍然是准金融家，而他们今天的事业与当初海南的事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惟一不同的是，他们逃离了海南——一个太容易水干见底的地方，而留在那个快速干涸的池子里的金融家们，则陆续被渴死了。更应该提醒这些过来人的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上岸，他们仍然身处同一个模糊的体制之中，这个体制依然没有（甚至比海南时期更没有）清晰的规则，他们只能凭直觉、本能、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智慧采取行动。所以，与过去相比，他们一点都不安全。
当初在海南，人们就是想利用制度的模糊而乱中取胜，但大多数人最终反过来被这种模糊所吞噬。在中国改革的词典中，特区的准确解释就是制度性模糊。它并不明确地告诉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只有语义模糊的政策暗示，只有精明人对这种暗示的借题发挥，诚如那句著明的鼓励中所包含的意义一样，“要敢于闯、敢于试”，但如果闯出了问题，试出了问题，制度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最终的代价只能是当事人自己付。眼见着一批金融人成为阶下囚，一位信托业人士相当委屈地说，以前从来没有规定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怎么到头来全都变成违规了？
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许多当事人都是因为个人原因而利用制度空白故意试错的。但是，既然有制度空白，负主要责任的就不应该是当事人，而应该是制度制定者。而我们经常看到的悲惨事实却是，为了平息所谓民愤或者其他原因，当事人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当然，我们非常清楚，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这种制度空白不仅为制度制定者偏爱，也为实际执行者所喜欢。但很显然，实际执行者的风险要比制度制定者大得多。而我们在海南金融人士的个人悲剧中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畸形的风险收益比例。一些人赌赢了，更多的人却被埋葬。赌赢的人未必明天还能赢，而赌输的人却永远被埋葬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种悲剧的阴影之中。但愿；在牺牲了无数人之后，人们会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公平和清晰的规则，不仅有益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更直接关乎我们个人的旦夕祸福。
从总体上看，海南模式，是中国整体改革模式与中国第一阶段金融改革模式在海南这个特殊时空上的一种混合。在这个意义上，海南模式并不特殊，它在其他特区及内地大城市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而这种模式之所以在海南被发挥得如此极端，则主要是因为海南当时特殊的人口构成。虽然在海南的实验中，也有一些如李耀祺式的旧官僚，但其主体仍然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青年知识分子，这其中不乏优秀的金融才俊（虽然他们还远远不是金融家，但他们在当时非常少见的专业背景使他们比别人更有希望成为未来的金融家）。经验的缺乏与激情的过剩都很容易使这些年轻人失控。与大部分旧式官僚不同的是，这些年轻人对海南的激情并非完全出于对金钱的冲动，然而，在极短的时间中，这批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与旧官僚殊途同归，实在让人慨叹体制无所不在的强大同化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想到海南，就特别伤感的原因。的确，在决定个人命运的所有因素中，较之于制度，个人的才智、性格及修养，实在太过渺小。制度无常，命运即无常。
如果说海南模式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海南实在太脆弱了。无论是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地缘条件，海南都无法与其他特区及内地其他大城市相比，而金融根本无法脱离这些基础而单独繁荣。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海南的金融人在地产泡沫崩溃之后，也曾作过艰难的挣扎，并将业务伸向内地和其他诸如证券之类的新生领域，但无奈海南大本营的资源实在过于贫瘠。所以，这种模式才在海南崩溃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在其他地区不会崩溃。实际上，最近的迹象已经显示，其他特区和内地大城市正在面临同样的困窘。以这个角度观察，那些在中国其他地区从事同样金融冒险生涯的金融家们，不过是走运的时间更长一些。他们偷吃了河豚，却没有死去。但很显然，这只是一种巧合。
十多年了，我们被大潮裹挟着东奔西走，左冲右突，从未有时间仔细端详我们的过去。十年的时间只是历史的一刹那，但对于我们这一代，对于中国改革，海南短暂的历史却显得格外凝重。远远的回头望去，那些被埋葬在废墟之下的昔日英雄，就像陈列在改革祭台上的祭献。在中国，这或许是一个必然的仪式，但没有什么仪式比这更原始、更让人不堪回首了。
上海—深圳：边缘的游走
在讨论培养金融人才这一话题的时候，一位朋友很黑色地幽默道：金融人才都在监狱里。
仰融：看不见的金融家。
从1993年年中实施的紧急宏观调控开始，中国的金融改革即进入第二个阶段。虽然这个阶段在金融的宏观体制方面作了某些新的尝试，比如设立政策性银行、外汇体制改革等，但从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金融改革仍然服务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路，表现出渐进和不透明的鲜明特色。这与第一阶段的金融改革在精神上实际是一脉相承。不过，在这一阶段中，中国金融领域衍生出一块更大的体制外生存空间——中国证券市场。与当初局限于某一区域的信托业相比，中国证券市场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其聚集资金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当年的信托业。以今天中国证券市场动辄几千亿的进出，当年的信托业简直就是小打小闹。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更加让人眼热心跳的巨大舞台。于是，一批老英雄和一批后来者，在这里开始了他们更加宏大的淘金之旅。由于传统行政官员对证券市场几乎完全无知，所以，在这个舞台上尽情舞蹈的又是一批年轻人。
仰融，中国资本市场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其神秘倒不是因为积累了号称70亿的身价，而是因为这个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成长起来的富豪，我们对他的过去竟然浑然不知。以至于有人猜测，仰融原本不姓仰，因为在中国姓氏中根本就没有“仰”这个姓。仰融这个名字是后来改的，其意为“仰慕金融”。这位人士进一步发挥想象力猜测到，仰融曾经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整过容。虽然，对这种传言的真实性，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怀疑，但在一个透明程度仍然止步于传统社会的舆论环境中，小道消息的流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实际上，今天这种对仰融们莫衷一是的传言，正是对我们的公开舆论长期缄默的一种历史报复。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仰融的简历是如此残缺：仰融，45岁（？），安徽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之所以一一加上问号，实在是因为我们无法考证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在2002年1月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的一篇我们认为比较可信的文章中（这是惟一一篇似乎直接采访到了仰融本人的访谈），作者在介绍仰融的籍贯时，也只是称：“经国外专业调查公司查证，籍贯安徽的仰融与中国政要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很显然，这种介绍方式非但不能撇清人们对中国富豪惯有的背景联想，也同时表明作者对这个问题并无真正的把握。一个在中国资本市场拥有数家上市公司的公众人物，其最基本的情况竟然要靠外国调查公司提供，这不仅与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不符，更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在中国，新富阶层的麻烦，经常发韧于公众这种带有强烈民愤色彩的好奇心。仰融深谙这种国情，所以仰融明智地保持了将近十年的低调。这种风格与中国许多暴发户愚蠢的炫耀冲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足见仰融超凡的克制与冷静。不过，仰融还是出事了。
2002年4月之后，有关仰融出事的消息，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小道消息无奇不有。有人说仰融已经被有关部门“双规”，也有人说，仰融已经远走他乡，避走于美国、加拿大一带。最有想象力的猜测是，仰融正在有关部门的严密看守之下，在缅甸一带清收资产，因为仰融在当地设立了多家洗钱公司。铺陈如此具体的细节，猜测者肯定是想证明消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猜测归猜测，但苏强——这位追随了仰融十多年的左膀右臂，还是间接证实了老师的下落。在一次采访中，苏强说，我很尊重仰总，我们这帮年轻人都是仰总带出来的……但我们是职业经理人。话语中替恩师惋惜，与恩师告别的意思已经一目了然。以苏强与仰融几乎一样的沉稳性格，这句话其实已经证实，仰融出事了。这批在混乱时代追随仰融并逐渐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后生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挥别过去，在一个新的时代成就他们更加名正言顺的宏图伟业。毕竟，他们还年轻，有着同时代人根本无法企及的金融及管理历练，有比恩师传承的更加可为的事业前景。然而，混乱时代真的结束了吗？苏强们的职业经理人之梦真的可以就此开始了吗？游戏规则真的已经天翻地覆了吗？恐怕到目前为止，这依然只能是苏强们的一种个人愿望。作为华晨神秘内幕的见证者，苏强们肯定已经忐忑地意识到，历史并不能轻松割断。这大概也是苏强们——这批青春岁月即遭逢混乱时代的青年们无法摆脱的特殊困扰。混乱造就了这批年轻人，恰如造就了他们的仰总，但混乱会毁掉他们吗？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那么，仰融与华晨究竟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更不愿为人知的历史呢？
就我们现在所能知悉的公开材料，仰融的华晨帝国发端于两个公司，一是1990年注册于百慕大（Bermuda）的“华晨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HoldingsLtd。）。仰融以董事长身份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100％的股份。第二家则是1991年2月注册于香港的“华博财务公司”（BroadsinoFinanceCo。Ltd。），出资人为仰融及郑金海。仰融占有股权70％。以这两家公司开始，仰融开始了气势恢宏的金融跋涉。现在熟悉资本运作的人们大多已经知道，在百慕大成立公司意味着资本运作的第一步。但在1990年，这个即便是中国金融专业人士对这类操作也相当陌生的时期，仰融就有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眼光。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仰融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觉醒者。而仰融在其后一系列稳健而成功的操作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