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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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政治的金融朱小华出事后，一位在港的红筹公司老总称：我们活在刀锋上。
1996年11月，朱小华赴港履新，出任光大集团第三任董事长。
第三部分 我们得了什么病第62节 金融家命运启示录（4）
对这位年仅47岁，但已经具有中国金融系统完整履历的技术官僚来说，光大可能是他更上层楼之前的最后一次外放。虽然他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体制内官员，但香港毕竟给了他更大的个人发挥空间，所以，他要利用在光大的机会，放手一搏。然而，朱小华没有料到，光大之任，竟成为他仕途及职业金融家生涯的最后一程。
1999年7月，朱小华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即被中纪委“双规”。其时，朱在光大董事长任上不足三年。此后的朱小华如人间蒸发一样杳无音讯。
2002年8月，事隔3年之后，朱小华失踪之谜终于尘埃落定。一则2002年8月15日发自新华社的消息称：“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朱小华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结果。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给予朱小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随后的几天中，朱小华案以超级速度开庭审理。朱小华被控犯有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
有知情者描述庭审情景时称：朱小华在法庭上神智清楚，表情平静，并全力反驳对他的指控。但起诉书上的一句“数额特别巨大”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朱小华已无回天之力。这意味着，中国金融界又一颗耀眼新星就此陨落。当然，他并不是最早陨落的一个。
朱小华，浙江鄞县人，1949年出生。1966年17岁时下放北大荒。1977年回上海，进入上海银行系统，正式开始他的职业金融生涯。与当时所有被耽误了大学之梦的年轻人一样，朱小华一边工作，一边开始进入上海财经学院夜大上学。朱小华这个不起眼的夜大学历，在博士如林的中国金融新秀中，显得格外奇特。不过，这也显示了朱小华与众不同的基层经历。的确，朱小华是从基层一路打拼上来的。他曾经做过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实际上最初只有3个人），然后是处长，再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成为上海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正是在这个副行长任上，朱小华时来运转，开始了他从一个地方官员跃升为中央级官员的关键转折。此后，朱小华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候补阁员必要的储备及快速升迁时期。他先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以增加必要的海外阅历（朱曾经担任过上海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处的处长），然后于1993年7月直接升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并于1994年年初开始兼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很显然，取得这个位置意味着，朱小华已经成为当时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朱小华的噩梦始于光大任上。光大，作为最老牌的红筹公司之一，其人事关系之复杂、资产质量之低下，可谓水深浪急。本人一位在光大任职的同学，曾经参与过光大内部一个资产及人事摸底的临时小组。在了解过一些情况后，他非常坚决地放弃了后来的机会。在问到其中原因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光大这个地方，水太深。由此可见，虽然在香港，朱小华面对的环境约束，一点都不比他呆过的其他地方好。其风险程度甚至远甚从前。而对于香港这个市场，朱小华虽然也有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的短暂历练，但这毕竟还是一个陌生之地。但朱小华还是出手了。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朱小华在光大展开了一系列的并购活动，扩张势头十分迅猛。其势汹汹，颇有让光大脱胎换骨的味道。时值香港回归前后，炒家借势发力，光大系股票扶摇直上，成为红筹股中最热门的炒作对象。一时间，朱小华变成红筹公司当之无愧的形象代言人。有香港媒体更直接将此归纳为所谓“朱小华热”。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朱小华当时在香港炙手可热的显赫。九七前后，笔者一直呆在深圳，印象中经常可以在香港各大电视台节目中看到朱小华和光大系的新闻。
从专业角度讲，无论是快速并购还是股市热炒，朱小华已经卷入了一场很不理智的亢奋。而从政治角度看，朱小华这种惹眼的出镜活动就更加不合时宜。有趣的是，在内地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朱小华一直是以克己、低调著称。虽然他思想活跃，但决不激进和张狂。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证明朱小华这种谨慎作风和良好的风险控制意识。90年代早期，上海股市初创，但已经相当狂热。就在即将离任之际，朱小华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文章，直指股市市盈率过高。文章一经发表，股市即告大跌，惹得当时主管的副市长直接询问此事。一位亲历过此事件的朋友回忆说，直到现在他还叹服于朱的理论说服力。而在那个时代的上海股市，能够保持如此清醒头脑的人恐怕就更加少见。据说，在光大的朱小华变得十分霸道，这种形象与他早年同事印象中的谦和、平易，似有天壤之别。然而，经过多年艰苦跋涉，险峰在即的朱小华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很明显，在香港，朱小华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们很难判断，朱小华在香港的高调作为，究竟是出于一个金融家的金融理念，还是出于一个政府官员的政治理性。不过，在中国，哪怕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大概也很难把持住自己的政治冲动，而这种冲动，已经彻底淹没了朱小华作为一个职业金融家应有的稳健立场和风险控制意识。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朱小华在光大的冲动表现，都是他整个人生中的一个致命的败着。在这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管金生的影子。于是，同样的灾难刹那间降临。不过，从朱小华的灾难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不是一个优秀金融家的夭折，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关于人的悲剧。朱被“双规”之后，其妻任佩珍在逃往美国后自杀，其在美国念书的女儿朱蕴受到极大打击，精神几近崩溃。一封我们认为可以采信的家书，可以更真切地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个人悲剧的彻骨。下面是朱小华在狱中给女儿的一封信。
朱蕴：
我想你是收到了我的传真。圣诞节到了，马上又是千禧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今天通过传真算是寄张圣诞卡，和你说上几句话。总之，我是十分想念你的。希望你能愉快地度过节日和休假。你也应该向长辈们问候一下。利用假期，你应再把功课好好温习一下，以迎接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什么也不要多想，最后的冲刺要抓好，不要半途而废。我一直强调，自己的前途在自己手里，不是别人的恩赐或受谁的庇荫。我不会再给你压力，只要你能以正常的状态投入，问题是不大的。
我的身体和精神均好，请不要挂念。
圣诞节和新年快乐！爸爸
以朱小华狱中度日、生死茫然的绝望境况，尚能对女儿的学业督促得如此严厉，看得出朱的确是一个事业企图心极强的人物。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能够感受到人性伟大和温暖的力量。一句“我是十分想念你的”，虽然充满克制，但却悄悄流露出了朱小华作为一个人的、难以泯灭的舐犊之情。而这，可能已是维持朱小华及朱蕴父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走下去的惟一精神脐带。这当然是一个悲剧，一个关于人的悲剧。无视这个悲剧，一个民族的精神、制度离开文明的距离就相当遥远。
将朱小华与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联系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这只能表明我们民族的健忘。因为朱小华这个名字所隐喻的，是一个异常庞大的群落。且不论这十几年中国金融系统如过江之鲫的失踪、入狱人员，仅与朱小华同一级别的年轻高官，就还有王雪冰、李福祥、段晓兴等多人。
王雪冰，1993年出任中国银行行长时年仅42岁，比朱小华升任同一级别时还年轻两岁。虽然出身工农兵学员，但风云际会，使王雪冰有机会很早就来到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由于其在纽约表现出了杰出的交易员才能及长袖善舞的交际能力，遂得以步步高升，直至中国银行行长。在2000年转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两年多之后，王雪冰被撤职。无疑，王雪冰的人生已经就此断送。
李福祥，曾经与王雪冰在中国银行共事，1998年45岁时即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00年在北京一家医院跳楼自杀。虽然官方对李的死亡事件未有任何公开披露，但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李的自杀与某些复杂的经济案件有关。
相信，随着中国严重金融问题的逐渐暴露，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添入这个名单。
与我们前面列举的所有人物不同，朱小华、王雪冰、李福祥代表了这十年来中国金融家中另外一批截然不同的人。他们身在体制内，决定性的人生经验都在体制内完成。这就决定了，虽然他们都有某种专业背景，但本质上仍然是官员，而不是金融家。所以，这批人的腐败，就绝不仅仅意味着金融家的腐败。在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失足与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两样。赤裸裸的贪污、受贿和渎职成为他们身陷覆辙最具标志性的原因。虽然在某些特殊场合，我们不能排除这些金融人才倒霉的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被人抓住了把柄。许多外国观察家在对中国金融家表示同情的时候，总是认为导致这些人最终掉进陷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作为金融家的收入太低。但他们究竟是金融家，还是政府官员？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在中国，很多规则都是模糊不清的，微观到鉴别一个金融家的身份。这经常被许多人称之为中国人在20年改革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智慧。然而，看看这些金融家们的悲剧，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
导致这些金融官员翻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身为金融官员，但这批体制内的金融人实际上相当缺乏必要的市场磨炼。一旦进入真正的市场，他们的许多理论错觉就会经受到市场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行政官员对市场的极度不适应症状随之而来。朱小华在香港的失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将朱小华们看作真正的金融家。如果朱小华们不是真正的金融家，那中国还有金融家吗？是的，只要你去看看中国国有银行的现状，你就会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诞生金融家的土壤。在那里，中国的银行更像是一个行政机关，而不是一个商业机构。它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商业考虑。这种尴尬实际上也深刻反映了，中国核心金融体系的改革，在十多年中，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完全不值得认真评价。其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并不是牺牲一批甚至是一代金融人所能够化解的。当然，我们愿意相信，金融改革的迟滞并不是金融本身造成的，隐身于金融体制之后的，还有更具压迫性的体制力量。但愿，朱小华、王雪冰等将是中国金融改革拂晓前的最后一批罹难者。而实际上，朱小华们——这批因改革而声誉鹊起的年轻金融家们，如流星般地纷纷坠落，已经急切地昭示：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无可彷徨的十字路口。
尾声还是引子：不期然跳出的历史
证监会一个出其不意的公告又一次将我们拉回了海南。显然，历史并不愿意就此了断，它是有记忆的。这种顽强的记忆力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2002年9月7日，证监会不动声色地发布了关于大连证券停业整顿公告，这则公告称：“鉴于大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为了维护证券市场及金融秩序稳定，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决定会同辽宁省及大连市人民政府成立停业整顿工作组，自即日起对该公司实施停业整顿。”2002年9月7日《上海证券报》。
这是中国证监会开始行使关闭证券机构权力之后，在一个月之内关闭的第二家证券公司。不过，不要以为这是刚刚过去的那次股市崩溃的后果，实际上，这是我们在为中国证券市场更早的历史买单。由于中国证券市场中的许多大鳄都是从这段混乱的历史中走出来的，证监会在发布公告时的低调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对于如此事关重大的事件，证监会甚至超乎寻常地选择了指定媒体的很不起眼的位置。不过，在这种“低调”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表现出的巨大不安。毕竟，历史并不能轻易绕过。
与鞍山证券相比，大连证券的关闭恐怕更加意味深长。因为，大连证券的大股东——华银信托，更能够反映这十多年中国金融体制外生成的全貌，它几乎参与了从信托到证券的所有历史。
华银信托，全称为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主要股东为华远集团、中国金融学院以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1989年1月12日开业。在90年代早期，华银信托一度是中国证券市场上主力的代名词，凶悍名声如雷贯耳，其主事者也是海南信托业声名显赫的闻人。以至于市场一有行情，便有人猜测为华银所为。90年代中期之后，华银在公开媒体上突然选择了低调，但私下里，华银在证券市场中仍然凶猛如常。看得出，这种低调是刻意选择的。然而，再低调，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据知情人称，华银信托2001年11月被关闭后，一座潜伏多年的巨大冰山开始浮出水面，大连证券及仰融的华晨不过是其最早撞翻的两艘船。大连证券及华银信托虽然直到今天才翻船，但祸根早在90年代中期即已经埋下。知情人表示，华银信托及大连证券早年涉及大量的国债卖空事件，多年来资金链一直紧绷，资产质量之低下非外人能够想象。不过，经历过1995年国债回购市场崩溃的人，对事件牵涉的资金规模及内幕应该心领神会。令人奇怪的是，许多亲身参与者一直担心的清算和审判居然没有发生。然而，正当在那场崩溃中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人们以为，时间即将彻底尘封这段往事的时候，历史不期然跳到了我们的面前。在那场崩溃后，一些人销声匿迹，静悄悄地离去，一些人改头换面，继续在这个市场上厮杀，并成为鼎鼎大名的庄家。但如此大的资金流动，如此大的财富再分配毕竟有迹可寻。作为一直浸淫于这十几年中国金融改革灰色操作地带的代表，华银可能正将一部隐秘的历史带到世人面前。我们无意指责任何当事人，更不愿意看到有人为此付出牢狱甚至生命的代价。因为，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一个混乱时代的必然产物，是附着在某种制度上的一个人格化符号。但是，历史既然无法回避，我们就不应该继续保持缄默，否则，被清算的就是我们自己。就中国改革的全民族反思而言，现在，可能仅仅是历史的开始。
第三部分 我们得了什么病第63节 站在坏账上的央行行长（1）
我们不愿意用“十六大”这样明显具有宣传色彩的政治符号来标识中国的改革阶段，但如果注意到这次会议在时间上恰好巧合于中国改革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就很难不对“十六大”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寄予某种特殊的期望。所谓特殊时期，是指这样一种改革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