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8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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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集权的前苏联解体后，中央政权的式微，令黑手党和经济寡头大行其道，在黑白两道之间如鱼得水，成为至今困扰着俄罗斯领导人的社会毒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也给腐败及其他丑恶现象提供了温床和发展空间。腐败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共同祸害良民百姓；受到舆论监督和党纪国法查处时，则层层回护，相助匿非，犹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忠义。其实这也是会党政治的遗风在作祟，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大的不忠。
　　会党政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起过革命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是封建家族主义的产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过时，现已不再具有任何的进步性。经济体制的改革会带来经济民主，经济基础的变动也必然影响上层建筑，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国人已期盼多年。在提倡政治文明的今天，更需要理性的思维。驱除会党政治的幽灵，消灭政治腐败的温床，确立廉洁、民主的现代政党政治，既是历史的潮流，又是现实的必需。


对手相看两了然
■　　邓文初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民国政治，虽说是乏善可陈，但却是豪杰如过江之鲫，所谓时势使然。在南北对峙的格局中，孙中山与吴佩孚的角逐更是此期中政治博弈的大戏。然而，历史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看历史的人又免不了以史家的好恶为好恶。所以国人眼中只有军阀吴佩孚而无英雄吴子玉，只有英雄孙中山而无落魄总统孙文。历史评价其势利如此！多辩无益，不如以史为证。
　　1921年8月11日《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要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只有以吴佩孚这位“受到全国信任的领袖”为中心，而必须排除孙中山。因为“孙中山在国内其他地方已经完全失掉了信任，倘若他继续保持着僭称总统的职位，那么，重新统一就没有希望”。《密勒氏评论报》在一则社论中说，在中国，吴佩孚、冯玉祥和陈炯明“似乎是更为爱国和富于公益心的”军人。他们“显然是中国的希望”。《京津泰晤士报》还认为“陈将军和吴将军一样，是在中外人士中享有盛誉的人，假如他们之间能就为准备重新统一国家和恢复立宪政府的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北京和广州两位不合法当选的总统（指孙中山与徐世昌）间之争执就将成为次要问题了”。同期的《字林西报》《远东时报》等等均持这一观点。这也包括苏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评价。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苏俄政府在寻求中国政府的认同以建立正式的中苏外交关系时，一开始是以吴佩孚为中心，而劝导、诱使乃至逼迫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正是在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分合即离中，双方各自打量着自己的对手。也因为这相互打量，为后世留下了一份英雄识英雄的有趣史料。　　先看孙中山如何评价吴佩孚。　　1921年，吴佩孚在占领两湖之后，为全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曾经托人致意孙中山，希望与孙中山合作，并派人到广州活动，以联结陈炯明，分化孙中山的北伐力量。孙中山对吴佩孚的代表有一段说法：
　　子玉如以诚相见，我可接谈，惜子玉事事骗人，即如所说，恐人亦不尽
　　信。吴子玉一骗王占元，再骗赵恒惕，三骗鄂省人民，今加兵岳州，进兵川陕，
　　俨然与西南为敌，我不打他谁打他。鄂人逐王占元乃鄂人天职，与吴佩孚何
　　涉？既不助王占元，又不助鄂人，反从中窃取地位权利，此种人说话毫无信
　　义，叫我如何能信？（1921年12月5日的天津《大公报》）
　　孙中山对吴佩孚“事事骗人”的评价是否持平，这是另一个话题，此处不论（仅从赵恒惕晚年作《吴佩孚先生传》及主持《吴佩孚先生集》一事足可以否证孙中山此说）。本文感兴趣的是孙中山看对手的那种道德审判姿态。在孙中山居高临下的眼中，吴佩孚的成就，可以用“骗人”两字予以解释。这种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感，注定了孙中山与国内各势力之间的恩怨分合将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
　　在苏联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有一份1922年9月26日孙中山同苏俄代表格克尔的谈话记录。据此记录，孙中山对苏俄与吴佩孚合作一事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吴佩孚“是个中国式的老学究，让他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他是个‘成品’。而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加工的原料”。孙中山说“吴佩孚依服于英国和美国，他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所以他（孙）特别怀疑，现在能否认真对待吴对俄国做出的友好姿态”。孙中山对苏俄的这种说法，自然是为了打消苏俄与吴佩孚的联系，诱使苏俄转向支持自己。而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孙中山却一直试图与吴佩孚结盟，不过被吴佩孚拒绝了。吴佩孚拒绝孙中山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里又引出了一段吴佩孚看孙中山的妙论来。
　　1923年10月2日，徐绍桢受孙中山委托赴洛阳拜访吴佩孚，希望建立孙吴联盟。吴佩孚对徐有一段言论，实在是了解吴佩孚眼中的孙中山之一段重要文字：
　　吾观孙先生过去之经历，虽可认为一伟大人物，然彼之知识与言论，与其
　　谓中国固有，无宁称为祖述泰西之为愈……彼所理想之主义，迄于今日尚未
　　有见任何寄予国利民富，目前干戈之扰攘，苍生之困厄，岂非数倍于彼所视为
　　腐烂而打倒对象之前清末叶政府耶？孙先生一出，精神的或实际政治的，果有
　　何物以俾补中国乎？不独此也，彼急求成功，为敷衍一时计，从来不问其对手
　　为何人，只有乞助于妥协一途。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国，
　　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见赵恒惕《吴佩孚先生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孙吴予对方的评价，都有一个苏俄的影子在，指出这一点是颇耐人寻味的。因为正是双方在寻求苏俄的支持以圆各自的统一之梦方面，两位英雄窥破了对方的门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之后的苏俄遭到西方势力的联合封锁，不得不寻求中国的认同。但它在寻求认同过程中，却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诱使中国方面对蒙古独立的认可，或至少是承认苏俄在蒙古的驻军。
　　先看吴佩孚与苏俄的外交博弈。
　　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使华，多次与吴佩孚联络，双方显然达成了某种协定。11月18日越飞在给吴的信中提起，在蒙古问题上“我们同您取得了一致意见，立即从蒙古撤出我们的军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吴佩孚坚决予以否认。在11月20日复越飞的信中，吴佩孚毫不含糊地声明：“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在国家主权上，吴佩孚决不与外人作交易。
　　再看孙中山在同一问题上的态度
　　苏俄与吴佩孚的谈判失败时，孙中山正积极寻求苏俄的援助。苏俄的失败恰好成为孙中山的良机，双方立时达成合作协议。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布。在北京政府那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南方孙中山这里，苏俄却轻易取得了。
　　《孙文越飞宣言》的主要内容是，承认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法性，承认苏俄单方面与外蒙签订的条约的有效性，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而孙中山在这一宣言中得到的，只是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苏维埃制度。
　　当然，还有纸面之下的东西。
　　1923年5月1日，在《孙越宣言》正式发布之后3个月，越飞接到苏俄政府转发致孙中山的电报。电报中涉及对孙中山的军事与财政援助：“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
　　为圆他那统一之梦，孙中山不惜代价寻求外援。也因此，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孙中山得以胜出；而为维护国家主权，吴佩孚拒绝苏俄的引诱，从而也注定他统一之梦的破产。历史的评价是，孙中山成为民族统一的英雄，而吴佩孚却沦为破坏统一的军阀。所谓历史的公正，无非是成王败寇逻辑的翻版而已。如此历史，不读也罢！
　　回到孙吴的对看上来。
　　显然，吴佩孚对自己政治取舍准则及其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在同徐绍桢的进一步谈话中，他说：
　　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政治为一种技术。不知《大学》
　　所谓治国平天下之根源在于诚意正心修身，示人以万姓率由之轨范。余奉此
　　信条不渝，故不能与孙先生共同行动。
　　所谓惺惺惜惺惺，英雄识英雄。吴佩孚这一段话的穿透力，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分野其实就在这一句话之中体现无遗。技术政治对道德政治的锲入并最终导致后者的分崩离析，是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基本面相。面对这一现代性的强势弥散，在西方，经历了一个传统的道德政治消殒的过程。而在东方，吴佩孚的结局同样昭示：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一切传统的美好秩序在一刹那烟消云散的悲壮。
　　尽管孙中山评判他人往往出之以道德的审视，但在他的实际政治运作中，孙中山却信守实力政治原则。所以在国际结盟中，孙中山穿梭于日、英、美、德、苏等国家之间，而不问其对手之目的为何。在国内政治结盟中，孙中山奔走于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陈炯明之间，而不问其亲日、亲美还是亲苏；在西南军政府之间，孙中山游说于桂系、滇系、粤系、闽系之中，而不问其主义为何。其选择联盟者的原则，不是合作，却是对手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加以改造。依据这种技术政治的原则，在他与各路军阀的合纵连横中，也只有利用而无信任，其结局自然也是只有背离而无合作。
　　但在吴佩孚的道德政治的原则下，对孙中山，他取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儒者态度，所言与所行决不两途；不因为孙是自己的对手就贬低，斥之为“投靠日本”（其时孙中山正与亲日派张作霖结盟），也不因孙中山在各军阀之间游走而斥之为“合纵连横”。以技术态度对待技术政治，以道德约束对待道德政治，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原则昭然。即使是敌人，也尊重敌人的人格，所谓君子断交，不出恶声，真醇醇如也。难怪孙中山要笑他是一个“老学究”了。
　　只有对手最能了解对手，不仅因为他们处在同一角力场，所谓语境相同，息息相通；更因为只有对手才是智力相当、手段对等。在理解对方时没有后世史家的所谓“智障”与“智差”。
　　不过言论终究是一种“表态”，倒是在处事中呈现出的性情，更可以作为体味历史人物心性的一个指标。　　在孙中山与吴佩孚两人的政治生涯中，都经历过一次“反叛”的关键性危机，但两人对反叛者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1922年6月，第一次北伐中的孙中山，因为陈炯明之变而全盘皆输。其时孙中山有两次谈陈炯明之变，其内容颇可玩味。
　　孙中山在6月23日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的信中说，“我正经受着陈炯明——一个完全受恩于我的人——所成的最严重的危机。”9月18日的《致海外同志书》中，孙中山又有“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险，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等语。
　　其实，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冲突，并非个人恩怨，乃是主义的不同。按胡适的话说是“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地，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可以成立的。”但在孙中山眼中，陈炯明的一切是他给予的（事实是，陈依靠自己的奋斗而起，反倒孙中山能据有广东，正是借陈炯明之力），因此陈必须忠于他个人，而反叛就是忘恩负义。为了“惩罚”，他不顾广州市民的吁请，下令海军炮轰广州城，造成“平民死伤，实数不知，但一般估计，总在一百人以上”。广州市民各团体在事变后集会商议，讨论解决争端的办法，提出四项：一、通电赞成统一；二、请陈炯明回省主持；三、严限各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四、组欢送孙大会（《申报》1922年6月21日）。6月26日，广州各界代表赴永丰舰请求孙中山停止炮轰城区，为孙拒绝。孙中山说：“我今日实力不足，然终有吐气之日。若果陈氏今早抵省，我即今早开炮，今晚返省，即今晚开炮。汝等即赞成之，则自负责任”，“如欲广州市区不发生战争，请你们不要欢迎陈炯明进省。否则，陈炯明进省之日，即为我开炮之时。请你们自己去斟酌。”
　　尽管广东民众一再恳请孙中山以乡梓为念，多方调停，但孙中山不为所动。他并不是不知炮轰广州根本不能改变自己的军事处境，但为了“在赣诸军闻炮击而知我尚存，西湖逆贼闻炮击而知我不死”的目的，不惜以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筹码，要挟广州市民不要欢迎陈炯明回省。所以胡适会有“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这样的批评（见沈晓敏《广州民众与陈炯明“六一六兵变”》，《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10期）。
　　最后弄得天怨人怒，而所期待的北伐军又无法回师相救，孙中山只好于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避人他的上海法租界去了。
　　再看吴佩孚对待“反叛”的态度。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已攻入山海关，眼看可以
　　　　　　　　　　　　　　　　　　　　　　　　　　　　　底定东北，统一国家，而以10月23日冯玉祥阵前倒戈、囚禁总统曹锟而功亏一篑。吴佩孚在一份通电中有一段话指责冯玉祥：
　　冯玉祥受命讨逆，责任何等重大，乃未闻遗矢相加，先已倒戈相向。朋友
　　之交，犹耻二三其德，况以身所尊事之中央，法所产生之元首，视等弁髦，放
　　肆幽迫。在国法为大不逆，在个人为不义。（见无聊子《北京政变记》）
　　吴佩孚对冯玉祥只是以国家法律、儒家道德加以指责，而不及个人恩怨。国事与个人决不混同，这也是吴的君子之风的一面。
　　吴佩孚显然知道兵败已不可挽回，所以镇静处之，于10月26日悄然离开战场，在作为指挥部的专列中，商议战败事宜。而此时各路人马蜂拥而来，希望与吴佩孚重建关系。其中有日本领事吉田，出策劝吴佩孚与段祺瑞再结旧缘，但吴佩孚以大义断然拒绝：
　　惟各国之历史与国民性各异，故关于国家观念，亦彼此不同。欧美各国
　　之建设，大抵不逾二百年之岁月，其能达千年之久者殊鲜。独我中国为有四
　　千余年历史之旧邦，且有千古不磨之不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
　　德是也。八德张则国宪立而国运盛，苟坏其一，则无可收拾人心之准绳。
　　吴佩孚说，如果从吉田的建议，“为一时之权宜计，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之谓何”！
　　吉田的段吴合作计划被吴佩孚以大义拒绝了，而这一拒绝也就意味着吴政治生命的结束。对于这一结局，吴佩孚坦然处之：“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