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8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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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出了朱皇帝
■ 陈梧桐
夏玉润同志经过二十多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朱元璋与凤阳》，以朱元璋在风阳的活动为轴线，采用糖葫芦串的结构形式，依次叙述明代以前凤阳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和起义初期的活动、明中都的营建与罢废、明皇陵和祖陵的营建与管理、凤阳府和中都留守司的变迁、凤阳移民的构成与分布等，以点带面地反映凤阳几千年来特别是明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史著作。
夏玉润同志原在安徽凤阳县文化馆从事音乐工作。“文革”后期，他有幸结识下放风阳“五·七”干校劳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王剑英先生，听他讲述朱元璋和明中都的兴废，不久又得到一部王先生的专著《明中都城考》油印本（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改名为《明中都》），从而对朱元璋和风阳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文革”结束后，夏玉润同志便萌生撰写《朱元璋与凤阳》的念头，着手有关资料的搜集与挖掘工作。二十多年来，他不仅利用各种出差机会，到北京等地查阅有关历史文献，而且抓紧每年寒暑假陪夫人返沪探亲的宝贵时间，到上海图书馆披览有关的正史、实录、政书、方志、野史笔记和私家文集，摘录了大量文献资料。他还利用自己熟悉家乡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的有利条件，追寻当年朱元璋的足迹，查勘有关的文物古迹，获取丰富的实物资料，并走访各个村落的父老乡亲，搜集许多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长期的搜集与积累，使本书的资料显得相当丰富而翔实。
在广泛搜集、发掘资料的同时，作者还注意做审核、辨析、考订的工作，从而纠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讹误，解开许多浑沌不清的谜团。例如明中都皇城的宫殿建筑，史籍仅有兴福宫和广安宫的记载，而未见有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的记载。三大殿究竟是尚未建造还是已经建成而后因洪武八年（1375年）诏罢中都而扒拆掉的，就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作者经过细致的考察，注意到已发现的中都奉天殿“金台”台基四周六根金銮柱的石础中的五个石础，其中最大的石础为270厘米见方，面积约7．3平方米，而北京故宫太和殿的四个金銮柱石础只有160厘米见方，面积仅2．5平方米，推测中都三大殿的规模当大于北京故宫的三大殿。但北京故宫三大殿的台基东西宽110米，南北长200米，中都三大殿现存台基遗址东西仅76米，南北长仅101米，显然难以排列三大殿。后来，作者从贝琼的《清江文集》中读到一篇《游山诗序》，记述他在中都国子监任教时于洪武九年秋月朔与同事、监生一起秋游的见闻，中有“时宫殿未营，朝市之位已定”之句，再联系南京、北京宫殿的营建都是大内正殿最后完工的情况，终于得出了中都三大殿尚未建造的结论。又如风阳高墙的始建年代，史籍记载有宣德二年（1427年）和天顺（1457~1464年）以后两说，究竟何者为是，如果是天顺以后又指的哪一年？作者经过缜密的考订，认为景泰二年（1451年）明代宗废广通王、阳宗王为庶人，遣送凤阳看守皇陵，“仍敕内官黎贤往凤阳会同内官雷春并中都留守司、凤阳府修理城垣、房屋、门禁，与之居住，务在坚牢”（《明英宗实录》卷211），这是高墙的雏型。成化三年（1467年），因凤阳外城倾圮不堪，淮扬巡抚滕昭上奏，建议将废广通王、阳宗王等人及其家属迁出风阳，而将已在凤阳住了六七十年的建庶人、吴庶人后裔及亲属迁置军卫城池或中书省房舍之内。但礼部官认为不可轻易迁置，“其城池未备，自可修筑坚完，以为经久之计”。明宪宗最后同意礼部的意见，也认为“安置已定，不必动”（《明宪宗实录》卷47）。这个“修筑坚完”、“以为经久之计”的“城池”、“房舍”，才是正式的高墙。18年后，守备凤阳太监李棠奏报“故吴庶人姊年八十六岁，近卒于高墙内”（《明宪宗实录》卷269），高墙一词便首次出现于官方文书之中。这些考订，都是令人信服的。
本书利用丰富的资料，广泛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对朱元璋和风阳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明中都的布局设计问题，王剑英先生的《明中都》“考其设计，则依法《周礼·考工记》，如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本书则进一步指出，明中都除取法《周礼·考工记》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寝、三朝五门等制之外，还依据传统的“三垣”理念，采用里外三道城墙三环相套的格局，并运用堪舆之术，仿效宇宙星象的手法，来规划布置城内外的各种重要建筑，以突出皇权的至高无尚，“这一布局，使明中都成为我国封建王朝最规范、最合乎规制的都城。其规范、规制就是突出皇权”（第213页）。又如明皇陵，由于陵主即朱元璋父母是贫苦的农民，历来未被我国古代陵寝研究者所重视。作者经过深入的研究后指出，明皇陵虽然保留了唐代陵寝特别是宋陵的某些痕迹，但更多的却是对唐宋陵寝制度的变革，如摒弃北宋盛行的理气法而改用形势法卜选陵址，实行帝后合葬体制，首创三环相套的都城式格局和天圆地方的形制，创立金门、享殿和明楼制度等，都是中国陵寝制度的创新，从而奠立了明陵的规制，对此后的明清陵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见解，都是颇为新颖而独到的。
整部著作通过具体史实的叙述，深刻地阐明了这样的主题，即“贫穷造就了一位开国皇帝，而开国皇帝赐予家乡的恩惠又还原成贫穷”。作者指出，自春秋至北宋年间，淮河独流人海，水系稳定，植被生态良好，洪涝灾害较少，农业生产有着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南北朝以后，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社会经济在唐宋之时达到鼎盛。但是，淮河处于黄河、长江之间，是中国自然地理的一条分界线，每当王朝更替或南北分裂政权对峙时期，淮河两岸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地处淮河岸边的风阳，二千多年来一直是“治日少而乱日多”，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大起大落的状态。到了元末，残暴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加上朝政的腐败、吏治的黑暗和持续不断的灾荒、瘟疫，更使社会经济陷入凋敝衰败的困境。朱元璋就在这样的年代降生在濠州钟离即今风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小为地主放牛。17岁时遭逢一场大瘟疫，父母长兄皆亡，他孤无所依，只得人寺为僧，不久外出游方乞食，在淮西流浪了三年。后来返回寺院，仅过三年，寺院又毁于兵燹，他彻底失去生活的依靠，终于投奔了红巾军的起义队伍。经过战火的洗礼和锤炼，朱元璋逐步成长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尔后依靠起义农民的力量，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是，明朝与元朝一样，仍然是个封建王朝。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所代表的是全国地主阶级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也必然是按照地主阶级的意志强化封建专制的统治。因此，尽管他在建国初期出于浓厚的乡土观念，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凤阳营建中都，诏罢中都后又营建皇陵、龙兴寺和祖陵，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并下令永远免除凤阳和临淮两县的赋役。但是，他营建皇陵带给凤阳人民的赋役负担，却远远超出他免除的赋役，使百姓困苦不堪；他为护陵所设的八卫一所，又导致太监作乱、士卒扰民，使百姓难有宁日；他在凤阳设置的一套衙署，也成为孵化贪官污吏的温床；他的移民政策，更是造成百姓四出流亡，十室九空。正像那首著名的《风阳歌》所唱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无庸讳言，这部业余研究者的作品，还存在某些不足。综观全书，具体史实的叙述较多，理论分析较少，因而影响了论述的深度和力度。书中的某些论点，如说道家和道教思想文化是凤阳古代地域文化的主流，尚值得商榷。个别史事的叙述，偶有失实之处，如称风阳为明朝的陪都等。此外，以“孕龙之基”、“龙飞淮甸”、“龙脉皇陵”作为章的标题，也显得过于陈旧。指出这些缺陷，并不是对作者的苛求，更不是否定本书的价值，而是希望夏玉润同志能继续坚持研究工作，以期取得新的突破，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一、两条不同的进取路径
书写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是我久藏的创作冲动。
多年来，我对市面上流行的清宫小说热很不感兴趣，不是小说家们技法不好，而是那个奴性最深重的时代实在不值得正面讴歌。唐朝，这个马背上驰骋、诗歌灿烂的盛世，代表着古代中国的颠峰状态，代表着世世代代的梦幻，总是给我们以无边的遐想。随着国势的上升，国人的自信心在增长，多少人都在心中呼唤自己的盛唐。而我，作为一个偏好讲故事的人，构思已久，尝试通过讲述李世民的传奇故事及其力量美学，将盛唐气象呈现在今日中国。
李世民是盛唐的开创者。台湾的柏杨曾经把中国历史说成是一座酱缸，但他却把李世民时代奉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代武功之强悍，诗歌之灿烂，在历史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这两条，都与李世民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历代都有诗人咏诵李世民的功业。像杜甫写李世民：“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白居易写李世民：“太宗十八举义兵……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这后面一句实指三十五岁即奠定唐在东亚的霸业。历史上的李世民豁达大度，天姿英武，引领着古代中国登上了历史的巅峰。他真正是旷古少有的政治军事英雄，其才力之卓绝，胸襟之辽阔，规划之弘远，非那些心胸狭隘人格扭曲的强人可望其项背。
我的创作初衷，便是用艺术形式探寻这位伟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着力发掘那些使李世民能够开创大唐盛世的深层的精神力量，展示一种独一无二的英雄美学。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进取路径。一条是秦皇、汉武、隋炀帝代表的规模扩张型路径，对内无休止地汲取民力，搞大型工程，用严刑峻法排斥异己，使冤狱满天下；对外大打人海战术，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与外族拼耗。另一条则是唐太宗代表的质量立国型路径，对内实行开明政治，与民休息，英才当政，国无冤狱；对外王霸杂用，文武并举，使中国不仅成为武力最强大的国度，而且成为文明的原创者，为邻近列国所仰慕仿效。
隋炀帝生前便霸业崩溃，秦始皇死后两年便天下大乱，汉武帝主持的汉匈战争的确为中原地区带来了长期和平，但后期导致国内人口损失千万以上，民众所蒙受的灾难之深重可以想见！汉武帝用将，是任人唯亲，军队主帅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全是后戚，卫、霍毫无战略才干，李广利则一次出征大宛便损失十万大军。而在李世民那里，永远是最优秀的军事家李靖、李世绩等挂帅出征，常常是出一千兵力可打败外敌数万，出数万兵力可征服一个国家。唐太宗与汉武帝相比，仅就对外用兵方面，一个以一千万人口为后盾，一个以五千万人口为后盾；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一个精兵简政，一个搞人海战术；一个是精英组合处处展示军事艺术，一个是半外行凑合主打拼耗战——虽然同样是一代霸主，但两人绝对不是一个档次的。
近百年来，秦皇汉武代表的规模扩张型路径获得了不应有的声名，也误导了无数尚未摆脱威权崇拜和意图伦理的人们。这样的历史应该被超越了。我们这个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国度，应该能够从李世民的进取路径中汲取到有益的养分。在书中，我只能通过文学形式来暗示我的意向。在那波澜壮阔的故事群落中有我深沉的激情在滚动。
二、血勇与人道——盛唐之魂
在某种意义上，刻画李世民乃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写。李世民代表着常人不可企及的伟人梦，也代表着常人可以接近的英雄梦。在某种意义上，我把书写和咏叹李世民的故事，看成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发中国梦的一种尝试。
在李世民身上，既具有曹操的武略，又具有刘备的笼络术，但远比二人规模弘远。你看他战争年代总是把天下武功最高强的英雄豪杰集中于自己的骑兵队伍中，和平时期则把四海最优秀的学人智者收罗于秦王府中，号为十八学土，其器宇之大，古往今来，谁人能比！但他的人性则是永远贴近地面的。他是这块土地的儿子，他那醇厚的仁爱襟怀是由常人习性中培植起来的，他的身上那种纯净得几乎没有杂质的阳刚之美，是真诚的追求者可以逐渐接近的。
本书试图向宽阔而厚重的层面扩展主题，但概括起来，无非是张扬血勇与人道。这正是李世民人格的精髓，也是盛唐精神的精髓。
盛唐在历史上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数百年战乱之后中华上升性力量重新集结的产物。在南北朝时期，所谓“五胡乱华”，汉族政权被从中原赶到了南国，胡人们是看不起汉人的文弱气的。后来出现了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将鲜卑族的生活习俗汉化，其立意深远，但北魏最终还是亡了国。而在边疆地带武川镇崛起的一个军事集团最终成为天下至强者，这便是有名的“武川镇军阀”。在“武川镇军阀”的后代中，诞生了北周、隋、唐三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其中不是没有深厚原因的。这个军事集团的领导人在其勃勃上升的时节，有意地反北魏孝文帝之道而行之，不是将胡人“汉化”，而是将汉人给“胡化”，甚至连汉人的姓氏也改为鲜卑人的姓氏。这种汉人的“胡化”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克制了汉文化中因过分追求享乐和文雅而日趋柔弱的成分，将骑马民族对运动的嗜好、对暴力和血勇的崇尚、对简单而真挚的情义的趋向，融人了新的汉人的血脉里。本身便拥有部分胡人血缘的李世民，正是这场“杂胡汉为一家，通盘改变汉人的血气”的历史运动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本书写的是一位骑兵的英雄传奇，写他总是第一个驱马向敌万军之中挺进，写他在马背上流汗、驰骋、厮杀时肉体的快感，以及各种生命冲动和生命欢乐。他的血脉里流动着血勇和暴力，这血勇恣意挥洒，演绎出瑰丽的英雄美学，巨伟的力量凯歌，健康的原始野性，上升的权力意志。这位伟大的骑兵为汉民族开创了一种“马背文化”，打造出一种至大至纯的阳刚之美，并成功地将其崇尚血勇的个人性格，扩张并定型为当时的民族性格，使汉族一举摆脱文弱气质，转变成矫健的、进取的、适应于马背的民族。由此获得新生的汉人，很快便再次崛起为亚洲最强者。在唐朝的武库里，李世民使用过的箭被保存了数百年，它们比常人的粗一倍，长一倍，能够射穿铠甲。它们是盛唐的守护神，是盛唐矫健进取精神和强悍雄壮气质最有力的象征。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身上展现的血勇气质，与那种嗜血的野性截然不同，他的血勇之气是人性的，他对武力和权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