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8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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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身上展现的血勇气质，与那种嗜血的野性截然不同，他的血勇之气是人性的，他对武力和权力的运用是健康的，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血勇与人道的耦合，正是盛唐之魂！
历史上充满了太多的杀人灭国的强人，那不是作者讴歌的对象。单纯的血勇，如果没有人道和仁爱精神净化，便无法与“武士道精神”之流区别开来，可能沦为野蛮的杀伐之气。那不是阳刚之美，而是罪恶的渊薮。 仁爱和怜悯之心使得李世民建立起来的唐帝国不是屠杀性的帝国，而是一个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平台。让我们看看李世民是怎样对待外族的？当时的“萨达姆’，二—突厥颉利可汗被捕后，被李世民弄到长安养了起来，后来见颉利时常悲歌哭泣，还筹划着封颉利为虢州刺史，让颉利有个驰骋田猎的地方，以不违背他本来的生活习性。颉利辞不愿往，被李世民封为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李世民对胡人以兄弟子女相待，在他的御林军中，不少胡人担任着亲信大将，出征高丽时，右卫大将军、突厥人李思摩中了箭，李世民以帝皇之尊亲自用口为他吸出瘀血。李世民的行为当然是一个姿态，但它并非纯属做作，它与李世民持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是一致的。它展示了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高贵气质。在这种高贵气质作用下的血勇，才是真正的骑士武勇；在仁爱和怜悯之心掌控下的武力，才是文明的武力。
李世民的仁爱、怜悯精神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他便奠定了这样的基调。
对于隋末乱世中的人物，我在小说中试图运用孔子的春秋笔法。对于造反者，不是盲目地给予肯定，在我的笔下，那些喜爱杀人、吃人肉的造反者被直称盗贼，只有不嗜杀、救人命、对敌宽容的造反者才配称为义军。瓦岗军才是真正的义军，其首领李密堪称那个时代的头号义人。他打下三大粮仓，开仓放粮，救活了百万军民，这个数字相当于乱世活下来的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窦建德也有不嗜杀而收服敌人的众多记录。在真实的精神流变结构中，如写李世民的仁爱，便不能不写李密的仁爱和窦建德的仁爱。李世民的仁爱，是从嗜杀的统治阶层中发育出来的仁爱，是不纯粹的，不能一味拔高。李世民也有污点，曾经屠过一座城。一般情况下，他的确不爱杀人，尤其是在一天内击溃窦建德主力后，将五万俘虏全部放掉，在历史上几乎是没有先例的。但他并没有反对杀害窦建德，结果激起了窦建德部下的恐惧和愤怒，他们再次举义，过了两年时间才被平息，天下因而又多死了几十万人。这就是李渊嗜杀造的孽。年轻的李世民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对，继续执行着惩罚报复政策，靠魏征巧妙作为才矫正了这一偏差。李世民的灵性便在于他由此认识到宽恕的价值，以及“不嗜杀者得天下”的真理性。所以，李世民仁爱、宽恕、怜悯情怀，也有一个真实的成长史。
魏征曾评价李世民得了“人和”。李世民由对天下英雄推心置腹，发展到对于民推心置腹，进而到对各族人民推心置腹，从而得了最浩瀚纯正的“人和”，内中包含着很深的人性的和人道的追求，使得那原始的进取性的血勇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在文明的武力中，在王霸杂用中，血勇和人道这两个似乎极其矛盾的东西，得到了内在的统一。对于那个时代诸如此类的高贵行为，本书是不吝笔墨的。
三、摹写力量美学的创新尝试
这部《李世民》并非要书写李世民的文学性传记，而是用小说方式写李世民的人格和精神成长史。我将李世民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刻摩，基本手法是摸拟大自然本身常势：英雄胜英雄，一物降一物。
李密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使瓦岗义军由山贼发展到正规军，战胜了最强大的敌人张须陀，并多次打败强悍的王世充，有一回竟把王世充的七万兵力消灭得只剩下一万。最后却被王世充彻底击败，主力全盘崩溃，瓦岗英雄大部由于家人被掳而被迫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盛极一时，并请来窦建德大军做帮手，却被李世民全部消灭。随着冲突的加剧，人物内心世界的展开，读者自然会被吸引，为什么李密能成为一时的天下共主？为什么王世充能战胜李密？为什么李世民能翦灭王世充和众多的枭雄，一统天下？
本书安排了李世民的行迹一大主线，和隋炀帝、李密、王世充三条辅线齐途并进，最后在洛阳之战中交汇在一起，使全书在情节和内在张力上达到高潮。书中出场了三十多个重要人物，勾勒了六个主要人物的完整命运，处处充满了意外和奇诡情节。作者的本意是想勾勒出一幅恢弘壮阔、包含着多重丰富性的时代画卷，是否成功得靠读者来评判。
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的一个基本想法便是力求与古往今来任何相似的作品都有所不同。可能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写过李世民，隋炀帝、李密和王世充性格的复杂性，旧的关于暴君、恶人与英雄的老套已完全消失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每一种形象，读者都可能自己代换进去。但本书的主要笔力，不是在像传统的《三国》《水浒》中写张飞、关羽、曹操、李逵、林冲那样“出性格”，出场面，而是重在挖掘内心世界，揭示其人生哲学和心术，摹写其面临某种历史状态时的独特体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大量使用了意识流和内心独白。比如李世民征服刘武周、宋金刚时，曾经率骑兵连续纵马驰骋八天八夜，这段战斗故事后来被李世民的父亲皇帝李渊导演为《秦王破阵乐》，《秦王破阵乐》后来事实上成为唐朝的“国歌”。如果把唐朝的“国歌”精神传达给读者呢？我设计了李世民的内心意识流动，写他在马上感受到的一切，月光，山川，河流，在黑暗中指挥骑兵砍杀敌人，等等。他的语言和思虑都用长短句表达，带着某种速度感，是奔驰式的，如同某种进行曲。再如写李密火并翟让时，我有意安排了复线推进，一条是酒会中的血腥的火并情节，一条是李密内心激烈的交战，由乌云翻滚到暴风骤雨到血泪倾盆，象征着李密残存的不忍之心与丛林野性的纠缠，犹如交响乐的不同旋律反复回旋。还有写隋炀帝被叛军杀死时，着重写其对死亡的哲理性体验，勾勒了他那竭力维持帝皇尊严的举止，竭力还原某种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在写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将要杀害兄弟时，书中反复使用内心恍惚的意识来强化李世民的犹豫，这犹豫十分具有美学价值，它反映着李世民深刻而真实的人性。写李世民作为少年统帅的心理成长，我放弃了过多的表层性格刻画，集中笔力写其心灵感触。这些都是自己比较得意的地方。
为了达到细节的真实，我做了数年的考证，翻阅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历史典籍和野史，其中重大的细节都是真实的，修正了新旧唐书的某种错误。读者可能不会想到，书中的年月日，有95％是真实的！
在描写战争场面时，本书的手法与《三国演义》和武侠小说的写法都不同。这里没有大战三百回合，也没有腾空飞翔、以一敌众的超人，即使有万夫莫当之勇的人，都是凡搏斗必受伤。比如有名的两大门神，秦琼与尉迟恭，秦琼在战斗中时常一人率先向敌阵挺进，刺敌枭将于万众之中，但在战争结束后身体一直不好，因为过去受伤太多，他自称曾流血数斗，寿命自不长久。尉迟敬德的武功要更有名，他在搏斗中夺下敌人的兵器，简直如同戏耍一般，贞观年间李世民曾对尉迟敬德说，有人告你谋反，尉迟敬德当场将上衣解下，只见上面伤痕累累，由此可以逆推当年战争的残酷和激烈。我根据这些历史真实，推出一种暴力美学，一刀削下去必见血，战马的铁蹄总在人头、眼睛上践踏，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当然更加能够传达力量之美和阳刚之气，同时也会让读者对战争感到深深的恐惧和厌恶。
新史料、新见解与严复的本来面貌
■ 李承贵
皮后锋博士的《严复大传》（以下简称《大传》）一扫严复研究中的“左气”（“左”的思维方式）、“玄气”（无根的玄谈）和“俗气”（低水平重复），在福州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作为学术界的同行，我在这里谈几点读后感，供读者朋友参考。
努力发掘史料，还严复本有之貌。以往的严复研究也比较注重史料，但就本人所阅读过的研究著述看，在史料处理上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懒于寻找、发掘严复佚文；其实有些佚文已被发现，也有相关文献做了介绍；二是满足于严复的著述、“正史”等“经典”史料，而忽视一般文献、报刊、图片等“边缘”史料；三是对现有的史料文本缺少严肃认真的解读，不求甚解。在史料处理上存在此三方面问题的严复研究所呈现的严复形象是模糊甚至支离破碎的。
《大传》作者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就第一方面看，皮后锋博士“四上北京，五赴上海，其福州桑梓之地，津沽仕宦之所，无不悉心访求，巴蜀湘赣，东瀛西洋等力所不及之处，则转托朋友代觅。”正是如此辛苦努力下，《论抵制工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论今日外交之困难》《宪法刍议》、严复手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英文本等三十余种佚文资料被发掘出来；还发掘出严复与夫人朱明丽合影，严复与曾子安、李登辉、唐介臣等人合影，严复自制的版权印花等珍贵图片。就第二方面看，《大传》充分采用了档案、年谱、文献、日记、碑传、牒谱等“边缘”史料。如关于严复求学英伦的情况，采用了《郭嵩焘日记》中的资料（第35~65页）；关于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情况，采用了《北京大学校志稿》等档案资料（第395页）；再如关于严复译述情况，则采用了《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的资料（第325页、338页）。就第三方面看，《大传》致力于现有史料文本的客观解读。如对严复与袁世凯复杂关系的解读：一方面严复对袁世凯的品性才识颇为不满，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袁世凯实现报效祖国之志；一方面严复必须考虑维持一家三十余口在京城体面生活的薪水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及知识者的自尊。这决定了严复一方面与袁世凯有一定的私人交情，同时又注意保持距离（第407~408；441~443页）。这样的解读就平实可信多了。正因为大量运用新挖掘的史料，才使以往模糊甚至支离破碎的严复形象趋于完整；正因为大量采用“边缘”史料，才使被线条化的严复形象丰满起来；正因为对现有史料做了客观平实的解读，才还原了严复本来面貌。
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正酝酿着一股由“精英”到“大众”，由“经典”到“野史”的浪潮。正史自然是研究思想家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但也不能漠视日记、档案、牒谱、报刊等“边缘”史料。《大传》在史料发掘上的用心，体现出作者研究方法上的进步。
客观面对史实，以正偏颇错误之论。在以往的严复研究中，学界同仁提出过许多睿识洞见；但也有一些学者，或出于对严复形象的爱护而表现出不能客观面对史实。比如刻意隐瞒关于严复的负面评论；有意回避严复自身的缺点；有意歪曲史实。这样的研究结论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大传》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点，就是坚持用史实说话，不回避任何问题。其一，《大传》披露了一系列关于严复的负面评价史料。如严复最亲密的学生熊纯如对严复有过这样的评价：严复在西学方面，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不及，但在“勇德”方面，严复则远不如康、梁等人（第533页）。革命党人对严复的评价是：“只晓得自私自利，只享权利不尽义务”（第304页）。又如章太炎对严复有过这样的评价：在政治上视汉人为猥贱，于革命、立宪非其所措意；在中国文史知识上是仅得句读而未领其要；在译介西学上是以与中学偶合为真为喜（第358页）。尽管这些评论都有可商榷之处，但对全面认识严复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其二，《大传》客观陈述了严复自身的缺点。如关于严复作为北京大学一校之长的不足：校长如此散漫，教职诸员相率效尤，如何是好？（第398页）又如关于严复吸食鸦片的恶习，过去一些著述不仅轻描淡写，甚至寻找一些理由为严复开脱，《大传》则对严复这一恶习做了极详尽的叙述（第538~542页）。其三，《大传》尊重史实，纠正了一些影响较大的错误观点。如关于严复参加“南北和谈”问题，过去基本上不提及，《大传》则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将严复参加“南北和谈”的全过程展示出来（第377~381页）。又如关于严复参加“筹安会’’的问题，过去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严复参加“筹安会”是被“盗名’’的，《大传》则通过对史料的仔细分析后宣告：严复参加“筹安会”基本上是自愿的（第433~435页）。针对某些学者提出严复与日本伊藤博文同学的观点，《大传》则提供了可靠史料予以否认（第59页）。
在严复研究中，还流行着一种滑稽可笑的观点，认为严复仕途受挫是中国的不幸。《大传》则认为，如果严复真的跻身于大官僚阶层，没有谁能保证他不会成为一名庸碌无为的腐吏；而十分清楚的是，如果严复以仕终其生，那么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与影响的范围、程度和质量都将大打折扣，所以，严复成为现在的严复，应是中国的万幸，也是他本人的万幸（第60页）。
正是不忌讳历史上对严复的负面评价，不回避严复自身的缺点，直面严复“不光彩”的行迹，《大传》将一个真实的严复传送给了读者。扬长护短是“左”倾思维模式在历史人物（正面）研究中的主要表现，苦心掩饰不足，盲目抬高地位，使历史人物远离我们的同时也远离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传》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纠正了一些关于严复的错误观点，而且在于它向人们昭示了学术研究中坚持求真务实态度的重要意义。
认真汰选问题，以戒低级重复之作。如果从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号）算起，严复研究已历经了整整一个世纪。据苏中立教授统计，在这一百年中，发表论文850篇，出版著作48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第435页，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然而，即便在此有限的研究成果中，也有太多低水平重复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其一，沿袭“二元”思维模式、“左”倾评价模式，在研究方法上没有突破；其二，长期局限于进化论、教育思想、翻译理论、政治观念等领域，在研究空间上没有拓展；其三，讨论的问题老套，在研究的问题上没有新发现。可以想见，在方法上缺乏创新、在空间上没有亮点、在问题上老生常谈的研究，只是重复作业，而《大传》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新气象。首先，《大传》借鉴了新闻传播学、心理学、诠释学等方面的理论方法，不仅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也淡化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评价模式，从而使对严复事迹的叙述更为平实、对严复的评价更为合理。比如作者在考察严译《天演论》的影响时就借鉴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第183~200页）。而作者对严复参加“筹安会”活动的分析，也较好地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