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8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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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告别假大空的帝王叙事老套，“风会物产”和“方言里俗”的认识意义也就得以彰显。以下是《消夏杂诗》中的几个例子：
迎富由来风俗同，芳春七日预治聋。何须上戊元辰夜，看遍丛祠灯火红。
（注：《道经》以二月初八为“芳春节”。俗以二月初二日祀社公。歌吹彻夜不休。是日蜀有“迎富会”。）
尽教路鬼善揶揄，明庶风尖清夜徂。不是高明由尔瞰，房栊锵器一些无。
（注：春分夜，人家喧喊掷器物，名曰“赶野猫”，实驱鬼也。）
龙焰坑脂点点腾，闹蛾才过又重兴。南人不习巫医术，全仗平安两宇灯。
（注：近日乡人禳病及牛豕瘟，辄兴龙灯。各庙进香前卓“平安神灯”四字，以
渊渊钲鼓竞龙舟，蒲酒醺人逐队游。不挂一丝齐踏浪，十三重赛寿亭侯。
（注：端午竞渡，漳溪两岸游人如蚁。五月十三日关帝诞辰又赛龙舟，名日“划十三”。）
从这些记述岁时民俗的“竹枝词”里，诸如“芳春节”、春分驱鬼、平安灯逐疫、关帝诞辰赛龙舟的真实写照，不仅足以弥补正史方志之缺，而且对有些已经消失的文化现象或许就是惟一的书写见证。
至于“竹枝词’’中大量有关少数民族风习的作品，同样具有这种为昔日之生活“立此存照’’的作用。如毛振翩《苗姑竹枝词》（《半野居士集》卷七）：
炎天裸体等儿郎，满项银圈是艳妆。浴罢长江偏挽髻，月明歌唱满回廊。
（注：苗女自择配，同苗童坐月唱歌，意投则从。）
如果说现代的读者和观众只能从《刘三姐》影片一类作品去了解被重新建构出的民族风情浪漫景观的话，那么看了清代民间文人保留下来的写照，就可以对“对歌择偶”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的渊源有所领悟，而对汉语文献所记之“奔者不禁”的仲春礼俗及“耀歌会”类临时性解放现象，也能提供“礼失求诸野”的有益参照。
从文学和审美的意义上看，《历代竹枝词》的遗产价值更无需论证。俗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殊不知那些美妙动人的唐诗宋词的作者们，其实也是向民间歌咏形式学习和汲取灵感的典范。就拿首开文人翻唱“竹枝词”的刘禹锡来说，如果离开了演唱“竹枝词”风情剧的楚水巴山的民俗背景，又如何领会被编排在《历代竹枝词》第一页上的刘氏作品呢：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其实也就是类似上古“竹枝词”的民间风谣作品。作为中国文学史的源头活水，滋养了两三千年的诗人。而“风”字的本义，从“风马牛不相及”一语的古注中可知，就是两性之间的相诱方式与手段。从刘三姐式的对歌谈情，到《苗姑竹枝词》记述的以“坐月唱歌，意投则从”的“自择配”，我们不难窥见“风”作为文学的审美形式与作为生命传承的择偶手段的深切关联（参看拙著《诗经的文化阐释》第八章“风的世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竹枝词”作为“风”之传统的后代延续，可以极大地拓展我们审视文学史的视野，纠正长久以来推崇正统文人文学而轻视民间的那种贵族化倾向，推进知识民主化的进程，还原被曲解为“后妃之德”和“风教”的《诗经》作品社会文化背景的真相。
从以上双重意义上看，《历代竹枝词》的编纂和出版是可以和清人彭定求等编《全唐诗》，近人唐圭璋编《全宋词》等量齐观的文化保护工程。若着眼于“竹枝词”恰恰介于口传文化和书写文化之间的特性，有没有可能让它申报世界“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个问题也许会招来明知故问的责备。那也不要紧，就在塔利班武装炸毁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之后，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不是仍然把巴米扬大佛列人世界濒危遗产名录之中吗？
文化遗产作为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多样性的活见证，其实不会因为是否申报成功而增减其内在价值。正如那“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民间传唱方式，不会因外在的评判者的倾向而改变其千百年的传承魅力一样。
全球化与性别认同
■ 赵 牧
全球化话语逐渐取代现代性话语而成为主导，这是19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分析中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质疑的声音与肯定的声音相伴而生，但无论肯定还是质疑都没能逃脱这样一种判断：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全球范围的扩张。也就如德里克所说，离开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来理解全球化是不可能的。比被资本主义剥削更为糟糕的就是根本得不到被剥削的机会，比被殖民地化更糟糕的就是根本得不到资本主义的渗透，这种在全球化的现实与趋势面前的既迎又拒的矛盾心理，或许是因为受了社会主义体系衰落的刺激，而这样一来，就无异于把全球化描绘成了资本主义渗透或者即将渗透到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全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涉及到种种商品，而且涉及到隐藏到商品之外的各种文化观念。于是全球化的结果只能是使世界变成完全资本主义的世界，就是说，变成一个由资本主义“理所当然拥有”的世界。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单方面渗透的权威叙述，致使吉布森·格雷汉姆在阅读沙伦·马库斯关于强奸范本的论述时，发现了全球化与性别认同之间的相似，同时也从中找到了发难的依据与策略。
同格雷汉姆一样，马库斯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反对将强奸看作是一个“女性生活真实而明显无疑的事实”，而是将注意力引向她所反对的“强奸语言”，这种强奸语言是建立在一个设定好的“强奸范本”上的：男性天生比女性要强壮，他们在生物学上被赋予了犯强奸罪的实力，在有性别的强奸语法里，男性是强奸和进攻的主语，他们身体结实、完整，而且有攻击器官，即男性有以他们的阴茎充当武器、工具和刑具的客观能力；而女性则天生比男性柔弱，她们可以用移情、认命或说服去避免强奸，或者将强奸的暴力减到最小程度，但却无法从肉体上阻止强奸的发生，在有性别的强奸语法里，女性是恐惧的主语，她们的身体软弱无力、有空可袭、开放无防和易受伤害。用马库斯本人的说法，这种强奸语言的被普遍接受，会“诱使女性把自己定位为受难者、受侵犯者、胆小者，而诱使男性把他们自己定位为合法施暴者、有权享受女性性服务者。这种语言与言辞一样构成了身体的动作和反应，而且构成了诸如所谓的强奸者身强力壮的感觉，以及我们受到强奸威胁时司空见惯的麻木瘫痪的感觉”，于是强奸就被“正常”化了，而强奸一旦正常化就妨碍了针对强奸这件事本身进行积极反抗的女性主义策略，限制了那些可以用来防止强奸的女性主义措施的政治效能的发挥。所以马库斯认为这种强奸话语将男性的强奸能力作为不言自明的“事实”来接受，这就鼓励了以“事后”诉讼和补偿为内容的行动主义，而不是直接对“强奸范本”中规定的受害者地位提出异议。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强奸范本相对应，马库斯提出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动方针，一个是从范本内部来改变，通过拒绝接受作为受害者的角色而向它挑战；另一个是向强奸范本描述的性别学说挑战，因为强奸正是从这一学说获得其“合法性”的。
格雷汉姆从马库斯这种用强奸语言来解读女性性别定位的分析中，找到了全球化和强奸的可相类比之处。她用自己的研究对象替换了马库斯的研究对象：“强奸替换为全球化，男性替换为资本主义或它的全球代理者跨国公司，女性替换为资本主义的另类，包括并非完全资本主义的经济或领域、不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来的非商品化交易或商品，以及被引导超越经济范围的文化习俗等。”为了进行全球化与强奸之间的类比，格雷汉姆对全球化的语言范本的形成过程做了一番勾勒。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几乎全盘崩溃，使得只有资本主义才有能力侵略和扩张，而全球化在这一时期的强化与巩固，理所当然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将自身描述成天生比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形式更强大更有开辟世界市场的能力——“因为资本具有征服特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障碍的无穷能力，它的历史是侥幸的，其触角甚至进一步延伸至推论的整个领域，实际上是生活的整个领域”——所以就形成了全球化的以肯定资本主义统治地位为标准的范本，依据这个范本，全球化就意味着对其他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破坏进而导致其最后灭亡，就是说，全球化不再是一种相互渗透的行为，而是像阳具可以插入女性的身体但女性却无法插入男性的身体给他留下印记一样，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能渗透到其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社会主义已失去了全球战略的立足点而不再被视为一个威胁，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女性化的被侵入并对这侵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于是全球化成了资本主义独有的特权。这样一来，正如语言构成强奸范本——“一个妇女与想要攻击她的男人之间言语上和肉体上的互动”——使这个所谓的强奸者获得权力感而使这个妇女体验到相应的恐惧感和无力的瘫痪感一样，在把资本主义看作绝对权威的全球化范本里，所有非资本主义也对资本的侵入或外流怀着恐惧与矛盾的心理，摆脱的办法就是像女性“接受”强奸一样学会屈从。正因此，当工人被灌输了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运营的知识，就已经抑制了他们对更高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以免他们“想要”被资本所抛弃，同样，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虽然鼓舞人心，但由于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渗透看作比国际工运更强大的力量，因而要实现这样一个运动的种种努力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马库斯为了使女性摆脱受害者的角色定位而想象出另外一种强奸范本，认为“强奸者之所以占据优势，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他们作为男性真的从生物学上来说必然比女性更强壮。强奸者仿效社会范本而规定传统的、有性别差异的感觉结构和行为结构，意在把强奸目标引入与之不对称的交流里”，而假若女性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言语，“抵制那种使用文雅的女性言语的自挫观念”，并记住勃起是脆弱的、短暂的，男性的睾丸是硬不过女性的膝盖的，那么，“面对一个幽默调侃、凶神恶煞和专横霸道的女性，强奸者就会丧失他实施强奸的冲动力”。这里马库斯对巴特和奥布兰的引用就非常具有说服力：“我抓住他的阳具，拼命地想弄断它，而他用双拳击打我的整个头部，我的意思是说，用他的全力打击我。我不肯放手。我决心把它连根拔掉。结果他丧失了勃起能力，把我推开并抓起他的外套逃跑了”。马库斯之所以有此设想，是因为她对语言同样能“使人们把自己训练成说话的、行动的具体主体”的坚信，而这样的坚信格雷汉姆也同样具有，所以她把这种拒绝受害者角色定位的思路运用在质疑全球化的策略中，她问道：“我们如何才能使全球化丧失其扩张——灌输恐惧从而聚集合力的能力呢？”她于是想到了作为全球化代理的跨国公司，它为任何形式的资本在国际间的迅速流动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而且与强奸范本中的男性相似，在标准的全球化范本里它被认为是天生强有力的，而它的庞大规模也决定了它不归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或劳动力，例如米约芝就有这样的言论：“跨国公司不为国家的包袱所累。它们的利润动机是赤裸裸的。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交流和转移人员与工厂设备、知识与技术、金钱与资源。跨国公司用更有效率、更有理性的行为来实现殖民主义的目标，并使之合理化。”但若换个角度看跨国公司，就像马库斯看待男性或男性的勃起一样，或许它们会因为向外扩张而可能易受攻击并因此而是脆弱的实体。这里格雷汉姆一方面指出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因语言、法律和企业文化等因素而受制于所在国的合伙人，使得权力不得不向自由竞争开放；另一方面和跨国公司的活动遍及全球各个领域的神话相比，实际的情形是跨国投资的四个主要来源国中的三个同时也是对外投资的主要东道国。所以对全球化范本的既定思路提出不同的反抗，削弱它的力量是可能的。1990年代初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对雷文斯伍德铝业公司的联合反抗的成功案例，是格雷汉姆所举的重要例证。
如果向强奸范本挑战的一种方法是减小犯罪者的力量，那么另一种方法就是来重新刻画强奸对受害者的影响。马库斯指出：“强奸范本力图将女性放在客体的位置；强奸的性能虚拟同样把女性性能特征视为一种可限制的事物。盗窃虚拟使得强奸反映了一种简化的阉割形式：单性器官认同自我，该器官被想象为一个可以拿走或去掉的物体，而且这样一种损失使自我消解了。这些阉割和盗窃虚拟把强奸象征着一种对女性不可挽回的占有”，所以把强奸表示成“偷盗”、“夺取”或“死亡”等，就暗示着把它看作了一种对女性长久的甚至是最终的伤害。而在把全球化描述为资本主义“夺取”非资本主义场所的范本里，跨国公司招聘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进入它的全球工厂，把他们安置到高度剥削的生产厂家工作，这些工厂常常位于出口加工区，在那里为世界市场进行生产，与地方经济相隔绝，于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生产性经济的干预不仅侵犯了“当地”的经济，剥夺了地方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使之变成将来也不可能生产的不毛之地，在这种意义上，它和强奸一样也是长久的甚至最终的伤害，是一种死亡。然而这种表述是唯一合法可用的吗？难道我们不能以稍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的活动吗？格雷汉姆这样问道。
有效的类比依然来自马库斯对于强奸范本的修改。马库斯认为所有关于强奸对女性造成永久性伤害的主张，都是想当然地把女性的身体和性别特征概括为内部空间，而把强奸概括为对这一内部空间的侵人，也自然把反强奸的政治概括为避免外部任何事物同这种内部空间接触的保护手段，这样一来，女性就永远处在一个被动的防御地位，所以她的建议是：“我们吸取下列自相矛盾的悖论——强奸是死亡，而在强奸中避免死亡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强奸”，但前提是“不把强奸看作对女性内部空间的侵犯，而应看作以暴力把女性创造成一个被侵犯的内部空间”。女性之所以恐惧强奸不是因为强奸从女性身体里偷走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强奸把女性变成了可供索取的东西，正确的选择是，不把女性受害者的身份当作“真理”来接受，而把女性身体当作具有自主性的东西，它不但是被侵入的对象，而且还是主动吸收的主体，它不但受到侵入行为的影响，而反过来也影响侵入的行为，也就是，女性身体不再仅仅被表达成需要渗透和安慰的空旷黑暗的世界，正如在女权理论里，男性的精液也不仅仅具有授精、孕育、生产生命体的属性和能力，它反过来也会因为自身不可控制的喷射而损坏男性身体坚硬实在的特征，所以接受强奸或许正是瓦解强奸的必然策略。既如此，格雷汉姆说，我们也可以把全球化在第三世界进行的强奸事件理解为授孕，而并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