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魂魔影-盖世太保揭秘-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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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勃勃的青年军官鲁道夫·迪尔斯的管辖之下。2月24日，戈林授意搜查柏林共产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当时，绝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逃走，戈林派去的人查封了材料，这些材料将来可以成为纳粹党人企图强加于共产党人的罪证之一。
　　纳粹党诬陷共产党人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33　年2　月27　日晚9　点5分，一名大学生经过国会大厦。突然间，他看到一个半裸露身体的男子手执点燃着的火把站在大厦二楼的一扇窗户后面。其他过路人也看到了这一情景，并且立即报告警察局。从大厦的一楼可以能看到灯光透过房间在移动。消防队在9点14分得到报警，9点21分赶到现场，但警察已在9点17分冲进国会大厦。当时，会议大厅已是一片火海，火势向四周迅速蔓延。到9点27分的时候，大厅里面发出一阵阵爆炸声，高高的火柱已把会议大厅的玻璃屋顶爆裂，直冲夜空。9点35分，戈林从普鲁士内政部办公室赶到现场。
　　这时，新闻界人士已汇集到现场。戈林像其他人一样被炽热的烈火逼得直往后退。他事后却声称曾听到有人喊“放火！”他说他当时设想到会有人纵火，以为这场火灾只是由于疏忽引起的，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背后有共产党人在捣鬼。十分巧合的是，在现场还确实为戈林的这种说法找到了证据。人们从着火的大楼里拖出了一个光着上身的青年人，在他裤子口袋里找到一张共产党员的党证。他是荷兰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从外表看来，他是一个智力相当迟钝的年轻人。官方报道说他是被当场抓获的纵火者，然而没有任何人，至少没有一个纳粹分子认真想过，如果没有帮手，这么高大的国会大厦怎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被烧毁。当巴本出现在现场时，他听到戈林声嘶力竭地叫喊：“这是共产党人反对新政府的罪行。”正在戈培尔家吃晚饭的希特勒也赶到了现场，他对这一事件评价说：“这真是天赐之福！”
　　在德国举行的、直到战争结束前最后一轮所谓的“自由”选举——尽管它几乎不配有这种称呼——的前几天发生的这次国会大厦纵火，对希特勒来说确实是一次天赐之福。选举那天，褐衫队队员排成纵队昂首阔步，行进在石砌的路面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纳粹党人使用了一切能够使用的高压手段，以保证希特勒在选举中获胜。纳粹党及共同执政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人的选票突破2000　万大关，两党分别在国会中占有288　席位和52　席位，比法定多数超出18　个席位。
　　在权力竞争中，共产党人已不再是需要认真对付的因素了。国会纵火事件以后，戈林下令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设立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这种集中营据说是按照英国人在南非布尔战争（1899　年—1902　年）中设立的战俘拘留营的模式建造的。戈林在情绪激动时常常忘乎所以。这位普鲁士内政部长发表的一些见解令人惊恐不已。他说：“我的措施从法律角度考察当然不是完美无瑕的。。但我根本不想实施法律，我要扼杀和毁灭它。”
　　第四节海因里希·希姆莱
　　德国所有特工组织的最高领导是党卫军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
　　这个长相很像银行小职员的人，竟飞黄腾达成为希特勒最亲密、最器重的合作者，并且作了党卫军的首领，掌握大权，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最重要人物。
　　他飞黄腾达掌握大权的过程的确令人惊讶。在希特勒上台以前，领袖人物中没有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名字。在名次稍后的行列里可以找到他，可是谁也不把他当回事。人们把他看成一个有点浪漫的怪人。身为一个志愿队成员的希姆莱，与1923　年4　月9　日希特勒那次未遂的慕尼黑政变有牵连，在这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曾是纳粹党的组织部长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一名默默无闻的秘书。他在1926　年被任命为党卫军司令这桩事并不关紧要，因为当时的党卫军，不过像警卫队那样，只是在公共集会等场所负责保卫纳粹党内领袖的得力可靠的队伍罢了。1934　年6　月30　日以前，党卫军一直隶属于冲锋队参谋长。在20　世纪20　年代中，谁也想不到后来党卫军竟然如此强大。
　　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00　年10　月7　日出生在慕尼黑希尔德加德街2　号的3　楼里。他的父亲格布哈德·希姆莱当时35　岁，在慕尼黑一所中学执教，先前曾担任过巴伐利亚州海因里希亲王的家庭教师。格布哈德·希姆莱非常勤勉，颇有些学究气。他极珍视巴伐利亚州皇家给予他的社会荣誉。因此，他请求海因里希亲王屈尊担任这位未来的党卫军首领、他的二儿子的教父（大儿子格哈德生于1893　年，小儿子恩斯特生于1905　年），亲王接受了这一请求。
　　那么他是怎样飞黄腾达的？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切实的答案。正是海德里希把他提升列了最上层，使得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海德里希打的这个主意，就是把这个具有平庸之才、碌碌无为的人捧上去，最后时机一到，可以让他垮台，自己取而代之。希姆莱那样的庸才，长期没有为公众所发现，海德里希因为死得过早，没有能按照他所决定的计划走上最后一步。而到海德里希死时，希姆莱已经达到很高地位，从那里再继续提升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与个人能力无关。要干掉他需要一个有海德里希那样有地位和有才干的人，另外有几个人看穿了他，但他们无能为力，又不敢干这种事。
　　即使如此，把希姆莱看成仅次于希特勒的全国最有实权的人，仍然是不错的。他所攀登的重要位置即德国警察部队和情报组织的最高领导，后来又是内政部长和后备军的总司令，使他有可能成为第二号人物，并且给了他参与决定德国政策的机会，但是这一切都停留在可能性的领域，在有关重大事件中，希姆莱很少真正运用职权。相反，他在从上至下使用他的权力方面，则是个完全不同的人。在纳粹党的较低阶层和一般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希姆莱威风凛凛地扮演主宰命运和掌握生杀大权的主子角色。但是，至于反对希特勒和使他接受自己的意见，即使他头脑中曾经闪过这样的念头，他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除了希姆莱的赫赫职权，更为重要的却是他的地位，那就是他与希特勒的“有力地位”。希特勒是否曾经看透这位党卫军司令呢？希特勒是否认为他真正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微不足道的人呢？可能在很长时间里希特勒还没有了解希姆莱是什么样的劣等材料构成的，因为希特勒识人的本领是平庸的。
　　后来他才意会到希姆莱不过是海德里希手中的一个傀儡，并且逐渐把海德里希直接拉到自己的身旁。海德里希在希特勒眼中完全胜过希姆莱，并且接任希姆莱的地位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但是这两个人之间无声无息的斗争由于海德里希的早亡而告终了。
　　对于这样一个人，在正常时如不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也要送进休养所去，现在竟然成了德国“元首”的左右手。尽管实情如此，任何人得知德意志帝国的仅次于希特勒的最高人物希姆莱无可置疑地是个精神失常的人，毕竟是令人难受的。
　　但是在国家事务和他的日常行政范围中他的头脑却能完全合乎逻辑地进行工作。神经系统看不出什么病态的扰乱。他对自己的公务和政治活动无疑应该负完全的责任。
　　党卫军一向极力宣扬自己的高尚品格和正派作风，那么作为党卫军司令的希姆莱，大家就有理由希望他比任何别人更能充当一个表率。而他远非如此，从他在1944　年7　月20　日的事件中所扮演的那种声名狼藉的角色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希姆莱曾经由他所信任的僚属及其私人的参谋长党卫军将军沃尔夫介绍给柏林的律师兰格本博士。兰格本博士是普鲁士前财政部长伯比茨博士的密友，并且和他一样也是阴谋分子。决不能假定兰格本博士曾把自己所知的阴谋的全部细节告诉了这位司令。不管希姆莱还是沃尔夫都不可能不了解兰格本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和他接触、正在准备随时采取行动的反对组织讲话。兰格本和舒伦堡一样，都认为希姆莱是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把德国国家之舟引上一条新航线，并且把它驶到与西方国家媾和的避风港。兰格本同希姆莱及沃尔夫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用词慎重，可是意图十分明确。兰格本在谈话后离去时，他一定有这样一个印象：希姆莱同意他的意见，并且准备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不然的话，作为警察的头子，他当然应把兰格本当场逮捕了。希姆莱不但没有逮捕兰格本，反而和他连续磋商了几个月，并且还为他在1943　年和西方国家建立联系而到一个中立国去提供方便。在同年夏天，兰格本又和希姆莱及沃尔夫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庄园内秘密会晤了一次。几个星期以后，兰格本被盖世太保逮捕，后来在1944年10　月被处死。当时希姆莱没有帮助过他。对于伯比茨博士，希姆莱除了把他从监狱里提出来进行一次非常机密的面谈以外，也没有力他做过任何事情。
　　希姆莱极愿和兰格本商谈，也许认为是可借以追踪整个阴谋的一种警察的妙计，但是即使如此，这仍然是一种卑鄙的手法。况且这也不是希姆莱两面三刀手段的唯一例证。人们常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别的方面向来那样干练的盖世太保，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7　月阴谋呢？其实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盖世太保早已深悉这个阴谋的底细。并且，虽然他们对于参加者及其意图没有得到确切的线索，他们还是完全知道它的领袖们是哪些人。到1944　年6月底，他们已经搜到那么多的证据，所以根据一切正常的警察和刑事程序的规定，盖世太保应该立刻逮捕贝克将军和戈台勒博士。但是因为盖世太保的首领卡尔顿布吕纳和缪勒都没有思想准备对两个这样显要的人物发出逮捕证，就只好向希姆莱本人提出申请。尽管向他紧急提醒过不止两次，希姆莱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8　月上旬，当盖世太保已经处于7　月20　日事件所引起的骚乱当中时，那份申请书才被驳回，而上面批示的是：“申请逮捕证不准”——上面标的日期却是7　月17　日！
　　虽然盖世太保十分了解阴谋的底细以及阴谋分子准备采取的大致路线，然而他们在出事那天，却毫无准备。举例说，盖世太保总部里的武器仅仅有十一二支连发手枪。在当天下午两点左右一接到头一批报告，卡尔顿布吕纳就立刻飞往希特勒的总部，告诉缪勒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命令他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四点半时，一个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请求缪勒准许他离开柏林，因为他希望去拿一下丢在别处的换洗衣服。一向对于自己的下属毫不体贴的缪勒这次却立即同意。而请假者不是别人，正是负责管理阴谋分子个人档案的官员，对这样一个专门掌管情报将在以后几小时内有极重大作用的人，缪勒给了假，看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况且缪勒也是到7　月20　日很晚的时候才要求一队党卫军武装部队来加强盖世太保总部的警卫工作。
　　希姆莱和缪勒对于这件事的阴谋到底知道多少，他们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作权威性的回答，现在还为时尚早。可是有一件事情是相当肯定的，就是希姆莱莱曾得到兰格本的许诺，说在推翻希特勒以后他将成为国家元首，希姆莱决定等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缪勒则是归跟他的上司的领导。一直到好几个小时以后，刺死希特勒的计划显然已告失败，整个阴谋破产了。希姆莱和缪勒才决定动用他们组织的全部力量投入反对阴谋分子的斗争。
　　如果有什么比这更虚伪、更可鄙的行为，那就是希姆莱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行为。如前所述，舒伦堡曾竭力规劝希姆莱，说他有责任和西方盟国媾和，为此他必须首先夺取德国内部的全部大权。根据舒伦堡的意见，为达此目的可不择手段。他从汉堡找到一个占星术士，命令他拿出一张星象图，给希姆莱打气，使他相信命中要成为元首和德国人民的大救星。不仅如此，舒伦堡还把希姆莱的个人按摩师菲力克斯·克斯坦拉到自己一边来。克斯坦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是靠一个芬兰的医药学位的招牌进行工作的。他在句句言谈中都极其巧妙地把幻想和事实结合在一起。使他肯定是第一流的按摩师。希姆莱患过非常厉害的神经病，克斯坦为他解除了痛苦，结果是克斯坦对希姆莱的影响，胜过党卫军和警察首领影响的总和。希姆莱对他绝对信任，真是言听计从。
　　舒伦堡、沃尔夫和克斯坦同心协作不遗余力，逐渐使希姆莱相信自己真是命中注定要当希特勒的继承人，并且应该立即采取步骤取而代之。但是他在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地停步不前。有几次，他坚定地声称他已经准备好采取决定性行动抢班夺权；然而他对希特勒的年深日久的盲目信仰忽然又占了上风，就又犹豫不决、畏畏缩缩，最终激烈地摈弃舒伦堡的一切建议和恳求。有一次他说为了德国人民的缘故他要行动起来，可是紧接着又声称他决不能下手谋害他的老领导。舒伦堡反驳说，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把希特勒处死，而只是让他交出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希姆莱仍然满心狐疑，坚持不肯。
　　在1945　年4　月间，希姆莱的动摇更变本加厉了。舒伦堡认为星相术士和按摩师还不够用，又争取几位医学专家来帮助他唆使希姆莱采取行动。舒伦堡说服了他的好朋友、著名的心理分析家德·克里尼斯教授告诉希姆菜说，希特勒正患帕金森氏病（即震颤麻痹症）。舒伦堡还设法使希特勒的一位前私人医师勃兰德教授同意这个诊断。与此同时，接替勃兰德工作的施腾普菲格大夫声明他也怀疑希特勒有精神病。施腾普菲格要求德·克里尼斯准备一些给希特勒服用的药，德·克里尼斯同意，并在自己的诊疗所里按照处方配好药。但是这些药从来没有下令服用。
　　希特勒和希姆莱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945　年4　月20　日，那天希姆莱去拜访希特勒，祝贺他的生日。同时，希姆莱同他学生时代的老朋友施腾普菲格有一次长谈。当时没有别人在场，他们俩谈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舒伦堡宣称希姆莱试图说服其老朋友使用一种注射药来干掉希特勒，这个假设与后来的事件并不矛盾。4　月23　日那天，希姆莱又到柏林检阅他自己卫队的炮兵连。大家期待他到总理府去，但是他没有去，这件事情本身就极其意味深长。当时交通通信已经十分混乱，因此访问柏林确实是良机不可失，可以和希特勒会晤。的确，这已成为唯一令人满意的联系途径，并且这两个人之间的裂痕还没有发生。希姆莱对伯纳多特伯爵说的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句话：认为希特勒至多还可活两三天时间。这话是在4　月24　日的夜间讲的。希姆菜根据什么说出这话的呢？希特勒的健康状态不能成为他这样说的理由，当时军事局势还没有那样危急，以致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预料末日的来临。
　　舒伦堡认为希姆莱与施腾普菲格之间的谈话同希姆莱对伯纳多特的论断有某种联系，并且认为希姆莱得到了施腾普菲格的许诺在前面所说的那段时间内对希特勒进行那致命的注射。希姆莱会见了伯纳多特以后，立刻打了一次电话给柏林的施腾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