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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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林顿的评语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时而不时地因工作压力而忽略了。我们未来所要做工作的前景重重地压在我们肩头，尤其是在那时，当我们刚刚开始我们的工作时。对严肃的事情做严肃的回应是正确的，但你同样需要具有逃离高强度的能力。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缓解压力。我排泄压力的“蒸气阀”是我曾经描述过的存在感。我十分重视我们面临的政策议题以及推动国家经济委员会运转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同样尝试着保持一种远景感。在对新工作做判断时，我不得不经常启动这种远景感。在过渡期中，我最紧要的任务是围绕总统的经济计划组织决策进程。这可能涉及极端重要的抉择，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最好的决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有金融市场及其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但我不知道一届总统管理班底内部有关进程的第一件事是去干什么。我不知道像国家经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该怎样运作，谁是我所需要的职员，或我会面临何种困难。我从未听说过“决策备忘录”。坦率地说，我对如何使自己在白宫里发挥作用没有一丁点的概念。我猜想，当你一走进自己的新办公室，你就会拿起电话对家人说：“我在白宫西翼！”但是，接下来你该干什么？许多大型的政府项目对我来说仅仅是知道而已。我曾经听说过医疗保险，但我从未对它做过解释。在Coopers&Lybrand　会计公司华盛顿办公室举行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过渡期会议上，人们谈论的是“自由裁量权上限”、“量入为出规则”、“国会预算局评分”和一些被称为“统一预算”的事情。有时，这就像是在外国和讲另一种语言的人在开会。　　
　　就像我在高盛时曾做过的，当我在不清楚一个从事套利活动之人会做什么的情况下开始我职业生涯的第一天工作时，我会将问题写在纸上从此开始我的工作。其他总统曾怎样协调经济政策？什么是奏效的？什么不奏效？什么会使这个新生的机构成功或是失败？我们怎样才能使内阁成员和高级白宫职员支持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进程？我真实的角色是什么？我面临其他的关于如何在华盛顿发挥作用的问题。我如何才能不通过独裁方式而被外界认为拥有权威？我如何才能按我的癖好保持低调同时又能有效地和媒体打交道？我应该如何分配我的时间？我如何才能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有时间进行思考？具有了相应的法定职权后，我寻访了许多人。其中的一些人，例如鲍勃·斯特劳斯，我已经非常熟悉了。其他人，例如曾担任罗纳德·里根政府和乔治·布什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则根本不认识。他们的共同点是十分了解白宫的工作和生活。尽管一些建议对我并不奏效，但我对这些交谈所做的潦草笔记却成为我在通往华盛顿道路上的一个有趣读本。就像我将不得不从接下来的岁月中自身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一样，我幸运地从吸取他人的经验教训开始了我的白宫岁月。　　
　　鲍曼·卡特尔——曾担任吉米·卡特政府的首席预算管理局副主席，他还将成为我的两名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中的一位，告诉我要预测到持久的混战局面。他的经验就是，白宫中的仇杀是持续不断的，想使某事运作起来常常意味着和内阁部门的战斗。他说，政府内部人际网络将在我的工作中起本质作用，并警告我，就算我和其他高层官员保持良好关系，低一级官员间的草根战也能够引起严重问题。　　
　　斯图·埃森斯塔德——曾担任卡特政府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警告我注意在管理自己的时间方面可能存在的困难。他说，我将需要在一天内打25或30个电话，这意味着必须学会如何高效率地打电话。我首先需要回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的电话，如果可能的话，要在当天回。关于管理我自己的团队，他建议，每周的职员会议时间是不可侵犯的。　　
　　其他人给予了我有关如何和媒体打交道方面的建议。罗杰·　波特尔——在布什政府期间曾担任总统经济和国内政策助理，告诉我，他曾经认为白宫职员应在记者面前保持低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感觉到不抛头露面将使在他这样位置上的人失去作用。波特尔不能确定在这方面他是否找到了正确的平衡点。与他的交谈使我考虑怎样才能以一种自我感觉舒适的高调公共姿态与媒体打交道的问题。约迪·鲍威尔——曾担任卡特政府的新闻部长，建议我花时间和向记者谈论背景问题而不是谈论行情。这将使我免于成为关注的焦点，使我免于出丑，避免冒犯那些我选择与之交谈的记者并使我能够对推广我们的观点助一臂之力同时赋予自己一种中肯感。约迪说，前官员如斯考克罗夫特、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都是媒体关系方面的好例子。特别是斯考克罗夫特，他从未寻求过关注，然而，每个人都知道他在布什政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　　
　　肯·杜伯斯坦——曾担任罗纳德·里根政府的人事主管，给我提供了有关职员和总统个人关系方面的建议。他建议，不管什么时候人事主管和总统谈经济政策方面问题时，我都要在场，而且，除非我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要和总统谈，其余情况下我都不应该去见总统。同时，我应确定自己定期地和总统见面。肯还给予我在白宫生活将会如何的感觉。他说，我应该做一个每天12小时的工作计划，外加一个半小时晚上在家看书的时间。我应预计到周六至少有半天是在工作，但应尽量避免周日上班。而且，在我要离开时，他请我记住，不论我在何处，白宫接线员都能找到我。斯考克罗夫特的话使我将面临的工作量听起来甚至更加无法承担。他说他每周工作90个小时，并在午夜时漫步。我发现所有这些都令人担忧，因为我知道我无法过这样的生活。我每天晚上至少需要睡七个半小时，同时需要有时间读书和放松。　　
　　吉姆·约翰逊——我从蒙代尔竞选活动以来的朋友，告诉我什么是决策备忘录并就如何为总统准备文件给予了我建议。他说，这些文件既不应该很长，也不应该太多，而且应该通过人事主管来传递。他还告诉我，准备备忘录的职员应和总统一道出席所有与决策有关的会议。　　
　　我还去看望了柯克·奥当内尔的墓地，他是一位令人敬佩的民主党政治人物，1998年在还很年青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个大悲剧，对整个民主党而言则是巨大的损失。柯克，一个大脸庞、红润脸色的波士顿爱尔兰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曾对我说，他认为克林顿政府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其上任的最初九个月中对经济的治理情况。他还给予了我一些有关白宫的实用的至理名言：我应该和六个或者八个关键的国会议员培养关系，他们将成为我在国会山上的支持者。他还对我说，我应该在一切均已交待给相关人员的假定之下工作，甚至是在一个社交场合也应如此。很多事情需要重复一遍（如果有这种情况，就是一种保守的称述方法，即我以对自己说的方式阐述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有可能被漏掉），柯克还告诉我，我需要有人做我的“看护”。我告诉他，我很可能请吉恩·斯珀林协助我。奥当内尔曾在杜卡基斯竞选活动中和吉恩一同工作过，他对我说，吉恩有非凡的政治头脑和有价值的媒体关系，因此，我在白宫一切都会顺利。　　
　　我的职位并不需要国会的确认，但我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对参议院作了几次礼节性的访问。当我访问纽约高级参议院，共和党人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时，他给了我一些历史视角。他说，在华盛顿任何真正重要的事都需要35年时间去完成。显然，莫伊尼汉是在象征性的说话，但他同样有力地指出了通过政治体系来进行大变革的困难性，这是我在尝试改革卫生保健体系时将亲身体会到的一课。　　
第二部　第5节　
　　如果过去的我和华盛顿更相适应的话，我想我也许会早就认识到这些建议者中的一些人所持的怀疑国家经济委员会能否成功的问题。六个月后，沃尔特·蒙代尔告诉我，当他第一次听到我将担任该职位时，他就有这样的疑虑：他感觉其他的新一届政府高级成员可能会把国家经济委员会看做是对其自身权威的一种威胁及其直接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障碍。我确实对这些障碍中的一部分有担心，但我并没有陷在这里面。也许这是因为我并不太了解政府的运作模式。如果我完全了解这些缺陷，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我还是会接受这一职位，但是会更战战兢兢。　　
　　当我将得到的建议综合起来考虑时，我意识到我面临两个相互联系的挑战。第一个是使国家经济委员会成为一个有效的白宫议事进程。第二个是和总统及其他经济团队协同工作以便制定合情合理的经济政策决策。使我专注于考虑这两件事的原因是总统指示在其1月20日就职典礼之后的一个月内，要向公众宣布一份经济复苏方案。当我无法使吉恩·斯珀林和其他人信服我为何未能出席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时，他喜欢提醒我这一点。因为那天下午2点，我要举行一个有关预算的会议。　　
　　国家经济委员会确实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总统使用它的愿望。从一开始，比尔·克林顿就很清楚地向其经济团队表示，他想利用这一机构来使大家的努力和谐一致并协调政策。我记得，我在小石城做“工作访问”期间，克林顿对我这个粗略观察做了评价，他将大选前不久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的鲍勃·伍德沃德连载文章中对他的一些同僚的描述归结于布什总统的预算主任理查德·达曼的功劳。克林顿认为，布什团队对“冲突的狂热”极大地削弱了其前任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的有效成绩。　　
　　与此相反，克林顿认为布什在外交政策的有效是全国安全委员会做出的起到成功协调作用的一些公正措施带来的必然结果。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切尼成功地完成了他们在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中的多重角色并团结成一个团队发挥作用。新当选总统希望国家经济委员会在经济政策上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因为经济政策缺乏制度性的协调机制。不同界的政府尝试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当经济政策由白宫运作时，内阁官员经常被证明是缺乏相互间的合作的。当财政部长被授予协调员角色时，他不得不经常与其他内阁官员发生冲突。　　
　　克林顿显然对良好的运作程序有一个先见，这一程序与斯蒂芬和我在高盛的运作方式相似。作为决策者，克林顿希望他的助手和顾问提供给他尽可能广的观点和备选方案。他喜欢他所面对的这些观点不仅仅是备忘录形式的，而且是现场听到的团队成员对可供选择方案的议论和争论。克林顿感觉现场争论能够使决策者最好地检验和打磨各种可能的选择。此外，人们有时通过讨论各自的分歧来说服对方或者产生新的想法。我在华盛顿的经历有力地加强了我的观点，即好的决策进程产生好的政策。一个公正、公开的决策进程更有可能导致参加者接受其本有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决定。　　
　　我知道，如果我尝试进行独裁，国家经济委员会在五分钟内就会停止运作。虽然克林顿希望经济议题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递交给他，但是我简单地宣布我是主管并宣称自己是总统的看门人，而且这也完全不是我的本性。我不得不将经济团队里的其他成员看成是我的客户：他们需感到有国家经济委员会要比没有国家经济委员会强。有时，他们也许更愿意直接去和总统谈那些由他们主要负责的议题。但是，对那些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快速了解的议题而言，好的方式是当讨论经济议题时，所有人都在场，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事关某部门的决定，一经做出，将极少在管理机构中受到攻击或被推翻。就工作而言，国家经济委员会将成为一个诚实的中间人，总结每个人的立场并且始终如一地公正地对待议题的所有参加方。此外，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权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但不能给予自己的观点过高的权重。因此，我有两个头衔，一个是中立的进程管理者，另一个是实质性的参加方。而且，我将不得不将在具体时间内弄清自己的身份到底是哪一个。该决策进程必须完整地运转，这样才能赢得并保持其他参加者对它的信任，否则该进程将无法运作。　　
　　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带着几套西服和一捆书飞往华盛顿，并住进杰弗逊饭店的一间套房。离开家给我一种奇怪而空虚的感觉。朱迪对在华盛顿生活没有兴趣，我们的计划是她每周来看我一次，而我则在每个周末回家。我们两个都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将搬回纽约。整整26年，我的两个住所就是我在高盛的办公室和我在非商业区的公寓。现在我走进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世界，从一个已确立的位置——高盛资深合伙人，转变为担任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机构的主管，这一职位对我而言在许多方面都是新的。　　
　　我面临的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挑选能够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含义转变为实际运作的职员。我第一个雇佣的职员是西尔维亚·马修斯，她曾担任吉恩的竞选代理人。当我无法在电话中和吉恩直接通话时，我曾和西尔维亚谈过有关媒体的事务，并发现她对这方面很了解并且十分擅长作巧妙评论。作为一位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兼麦肯锡公司的顾问，西尔维亚来自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小城镇，说话有当地口音。由于具有很强的组织技能，西尔维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事实上的人事主管，组织我的事务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务。　　
　　接着，在鲍勃·斯特劳斯的非常熟悉华盛顿政界行政助手的维拉·默里的推荐下——我多年以前就认识并赏识维拉——我和琳达·麦克劳林进行了会谈。曾就职于世界银行并在公共部门机构中有很长工作经历的琳达成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第二名雇员。她是我的秘书、日程安排员和全方位的管理人，而且事实证明她在一个常常会使人因重压而失去耐心的环境里仍能够不知疲倦、办事有效并保持一贯的幽默。　　
　　在斯图·埃森斯塔德的建议下，我决定国家经济委员会应该有两名助手，一个主要负责国内事务，另一个则负责国际事务。我和波·卡特尔进行接触，打算让他做国际事务副主席。波有头脑、判断力强，他在卡特总统时期的管理与预算局中任职的四年政府工作经历也得到了良好的评价。我还想让吉恩·斯珀林做国内事务副主席，因为他十分熟悉这方面事务，认识所有的克林顿政府人员，具有很强的政治和传播信息能力并且在竞选活动中工作十分有效果。我对吉恩的钦佩使我十分紧张，但是在那时我仍有些疑虑。由于他总是喜欢在早上开个会（有时会在会后才回电话），并且他的办公室总是堆放着厚厚的文件资料，吉恩的习惯可能会被认为有些乱七八糟。另一方面，他的工作又像是井井有条。我无法想像出他是如何办到这些事的。因此，我给几个认识吉恩或曾和他共事过的人打了电话，包括后来的纽约地方长官玛里奥·库莫和耶律大学法学院的基多·卡拉布雷西。二者都极力推荐他，尽管基多提到吉恩将他的部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