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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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去见希汉一事持怀疑态度，因为我知道，在电视上或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可能改变自我。我把这一点告诉希汉，而他则回答说，我的确应该保持自我，但我也应该试着了解一些有关媒体及其运作方式的基本要点。例如，你可以攻击某个问题，但决不要攻击提问者，因为电视往往使某种针对个人的挑战看上去显得非常具有敌意，而电视上表现出的这种敌意往往超乎挑战者的本意。你应该简化自己的论点并且避免冗长、离题的回答。电视往往使人显得呆板，因此，相对于平时的交谈，你得更活跃一些——仅仅是为了显得自然。最重要的是，你开场时就得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并据此作答。
一段时间后，有时通过观看我与吉恩和西尔维亚——以及后来在财政部时与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霍华德·斯克洛斯、戴维·德尔雷或琳达·麦克劳林——一同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录像带，我总结出另外几条有助于认识电视媒体的见解。例如，希汉的这种见解——在电视上表现出足够活力这一点非常重要——绝对正确，但带有锋芒的活力可能会刺人耳目——这是朱迪看过我有次在“本周与戴维·布伦克里交谈”节目中的表现后做出的评论。把复杂的构想简化为简单的表述，这会产生某种具有强烈效果的语句，而其强烈程度可能超乎表述者的本意或问题本身的需要。我处理这类问题的通常做法就是：加上某种限定性语句，例如“至少在我看来似乎是”或“大有可能的是”，它们反映了我对待生活的一贯态度。我没有兴趣使自己在电视上的亮相变得完美无缺——我也怀疑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我的确希望充分了解这种媒体，以能够在电视上充分展现自我，并至少能使自己的见解表达得更清楚一些。我还将希汉有关“不攻击提问者”的规则进一步加以发挥，决定决不在任何公共场合发表针对个人的评论，即使有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我对这个问题——公开辩论应如何进行——的具体感受，与电视媒体无关。
我的另一项规则就是：谈论政策，而不谈论政治。我希望实质性地——不是作为一个政治权威——参与对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怎么也没有资格进行政治预测。如果某人问我，本届政府获得（国会批准）、重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会回答说，我们最终会成功，因为道理在我们一方，接着我会陈述我们的理由。如果这有时使我成为不那么令人感兴趣的嘉宾，那也罢了。我回避那些最具好斗性的谈话节目——他们主要关注冲突和各种预测。我发现，与生活中的其他大多数事情类似，只考虑眼下正在从事或准备的工作，你在电视上就表现得更好。我并不预先准备答案，因为那看上去很做作，会削弱接受提问并对之做出反应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是电视访谈节目的全部要点之所在。相反，我这样进行准备：以在电视上产生好的效果为准来着手拟订自己要发表的见解。我通常发现，这种准备方式还有其他一些好处。考虑如何简明扼要地表达要点，这常常迫使我设想相反的观点以及自己立场中易受攻击的薄弱之处，这有时使我更清晰地通盘考虑这些立场，或者甚至使我对之加以改变。华盛顿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许多政策都是在演讲撰写过程中制定出来的。同样，我发现，在我准备电视访谈节目的过程中，我的政策考虑有时也受到影响。
就应对文字媒体而言，我在第一年里也学到很多东西。在刚开始拜访报纸的编辑委员会时，吉恩会与我一同前往。我们会一块坐在那里，我会就某个问题进行回答。吉恩接着会修正我的答案，指出，我的实际意思与我刚才所说的略有不同。回想起来，也许在当时在场的记者看来，这似乎有点奇怪。但他使我意识到我的回答如何可能在以后给自己带来麻烦，从而的确有助于我学会（该）如何回答问题。
吉恩还使我认识到，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如何可以转变为某种有所助益的象征。吉恩曾对一位报道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记者提到，在没有任何紧急问题需要处理的情况下，我也经常放弃预先安排好的与总统的见面。我觉得这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非一定要出席吉恩为克林顿就各种会议和采访进行准备而举行的背景情况介绍会。吉恩是适当的人选，而总统完全有理由让尽可能少的人列席。我并没有遭排斥的感觉。相反，我认为，总统的这一决定——让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某个人士向他进行背景介绍——充分反映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重要性。但吉恩讲述的“放弃与总统的预约”的轶闻产生了显著效果，因为他与人们所熟知的那些关于白宫人士争夺权力和“（与总统）见面机会”的陈词滥调形成对照。随着这一传闻重复出现在其他报道中，他有助于向人们表明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创立一个公开、公平的程序方面试图达到的目标。
我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利用自己的职位或接近总统的机会来努力推进我个人的设想，那么，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就一定会误入歧途。所以，我总是尽量公平对待持相反观点者。即使当我单独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讲述自己的见解时，我也会特地提到，虽然我的见解是X，但鲍勃·里奇的看法是Y，而劳拉·泰森的看法则是Z。有时，当我定期与克林顿会面的时机来临时，我会请与我意见相左的那些人一同前往，让他们亲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华盛顿的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能否在某一总统任期内具有影响力，这取决于你是否能充分利用自己接近总统的机会以及是否能运用自己的权力。但我发现，不抓住一切可能的“（与总统）见面的时机”，我反而更具影响力。我向同事们灌输某种协同工作、公平施政的意识，以此规劝他们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程序内展开工作，并且最终也增强了自己在总统那里说话的分量。
正如1993年制定经济计划时所表明的，这类协同工作极大地有助于政策形成、有助于赢得政府内部人士对我们政策的支持。另一个令人难忘的事例涉及我们当时如何处理与日本的贸易谈判。我们经济工作组的成员有各种观点——尽管所有人基本上都信奉贸易自由化。某些人持有一种极端观点，他们认为，在没有极其严重的压力的情况下，日本永远不会开放市场、迎接美国竞争。持另一种极端观点的是一些更加教条的自由贸易者，他们认为，我们与日本的贸易赤字更多地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低储蓄率）造成的，而且，无论怎样，我们获益于（来自日本）的进口品。我则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设有严重贸易障碍，这对全球贸易体系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我支持为撬开日本市场而采取强有力的举措。但好就好在，在我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人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见解的公平机会。这不仅产生出较好的决定——因为权衡了所有观点，而且使参与者与这些决定利益攸关——即使存有保留意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投入到了决策过程中。这意味着，在1993年的西方七国集团东京峰会期间，当就贸易问题的争论达到白热化时，本届政府用一个声音讲话，支持采取强硬立场。一位内阁成员向国内报告了与日本大使的一次谈话。这位大使说，就以前几届（美国）政府而言，日本官员能够与（美国政府）官员交谈并确定后者之间的分歧，这种做法当时有助于日本就自己的贸易政策进行辩护。他感到惊讶的是，在克林顿领导下，没有出现分歧，本届政府的每一个成员都严密遵守已经做出的这个（贸易政策）决定。
？？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我认为，在某些领域，内部自由讨论不会具有建设性。政府内部某个人偶尔会建议就美元政策或联邦储备委员会有关利率的决定进行讨论。我能够说服其余的人，使他们相信，我们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决策程序不应适用于这两个问题。如果外界得知我们的强势美元政策或体现美联储独立地位（的那些决定）将会经受内部讨论，那么，人们的信心就有可能动摇，市场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如果其他人（对这两个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也许就需要以某种不那么声张的决策程序来对他们进行讨论，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人们普遍认为，克林顿政府开始时麻烦不断。在整个第一年里，媒体密切关注这些事件引发的强烈反应：200美元发型、开除旅行办公室雇员、白水事件，等等。这些事件也许完全反映了白宫组织、纪律方面的缺陷，但在我看来，整个报道内容以及这些事件所产生的混乱似乎被严重地夸大了。
第二部 第11节
因为我所感受到的肯定不是什么混乱。相反，在本届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发现人们卓有成效地协同工作。我过去常常提到这一点，但其他人会盯着我看，仿佛我来自另一个星球似的。人们显然觉得，在处理对外联络、媒体事务以及政治关系方面，白宫的组织工作不那么有效——尽管拥有非常优秀的高级人才。但就我本人所经历的而言，我还真不觉得大部分这类问题的确存在。克林顿办事拖拉、喜好公开讨论，这些风格以及他在职第一年里所表现出的其他一些特征给人们造成某种强烈印象，而这种印象与我知道的现实情况并不一致。这类风格和象征能对人们如何看待某届政府产生巨大影响，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回想起来逐步对此有了充分领会。但是，无论有多少会议迟开，但针对大多数实质经济问题的工作被组织起来，效果显著——且产生了重大立法成果。在局外人看来可能是一团糟的情形实际上是某种进行谨慎、公开讨论的决策程序，在这种程序里，精明而有责任心的人士积极投入讨论，以获得最佳决定。
有人指出，总统不应卷入就此而进行的冗长讨论中：是否应该增加或减少一点海岸警卫队的预算。我认为，在1月22日到2月12日期间，在由总统主持的大约15个会议上，他亲自参与其第一个预算的起草，这极大地有助于做出某些极其困难的决定，而对此项任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提出一个（削减）5000亿美元的赤字削减计划——来说，所有这些困难决定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克林顿此后对预算（制定）程序的运转方式以及对预算中的大多数项目有了某种详细的、实际的领会，就在任8年的年度预算制定而言，这为他提供了某种坚实基础。另一个好处就是，利昂和我们所有其他人都非常详细地知道了总统在各个（预算）项目上的具体观点。对克林顿政府来说，就以后8年的情况看，他在最初六周里做出的大多数重要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某些问题。此外，克林顿希望亲自深刻卷入预算（制定过程），而我确信，这是没有人能阻止的。
克林顿少年时代的朋友麦克·麦克拉逖成为本届政府的第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他为我们开始时所遭遇的麻烦而承受大量批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有点不同于人们的一般见解。新闻界往往采用华盛顿的某种固有模式：以总统嘉许率和表面上的运转有序（或无序）来判断一位办公厅主任的成效。但在我看来，关键问题似乎是：某个组织的首脑是否创造了一种产生实质结果的环境（尽管各种表面现象能对达成效果的那种能力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华盛顿）。从实质结果看，我认为麦克是成功的。麦克不是约翰·苏努努——布什总统时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那种类型，我想，后者会制定他人（必须加以）遵循的规则。麦克决不会试图统治他人。相反，他专注于创造某种人们能够在其中有效地协同工作的氛围——这正是克林顿所希望的，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勾心斗角。麦克的成就（恰恰）是完成了华盛顿（人）不大知道该如何去处理的事情：以相当程度的相互支持和尊重来创造某种氛围——人们通常在这种氛围中相互协作、发挥良好作用。
我在第一年能按自己的立场行事，这完全得益于麦克的态度。另一种类型的办公厅主任可能已经将我的权力视为一种威胁并亲自插手相关事务。相反，麦克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决策）程序留有余地。一位记者曾在观察后得出一个我当时不理解但却是绝对正确的结论：若非麦克放手，国家经济委员会不可能有效运转起来。
随着通常会在任职第一年里遇到的那类难题的增多，麦克开始感觉到，白宫需要采取某种更具战略性的处事方式，我也持这种见解。麦克建议总统引入戴维·格根，此人曾在前几届政府中工作过——担任负责通信部工作的高层顾问。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明智的；戴维带来某种强烈而成熟的战略视角。他对这类问题考虑得非常周到：总统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时间？一位总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抛头露面？他应该以何种状态出现？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富有一定经验、能按与戴维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来考虑这些问题。但由于他是共和党人，并为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工作过，克林顿政府的某些工作人员从未真正接受格根。
人们认为，引入格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撤下乔治·斯蒂芬诺普罗斯，后者被调离通信部主任的岗位。乔治富有才干，极其善于取信于人，但这一情势是他本人的才能所无法控制的。乔治告诉我，他一度设法向记者解释，自己新的职位上仍然能经常接近总统。但人们的这种臆断——他在这次改组中被抛在一边了——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以至于乔治在一段时间后意识到，他无法对此加以反驳，只能等待，直到这场风波平息。这也一直是我的经验。在一场媒体风暴期间，你不能寄希望于某种均衡考虑双方说辞的陈述。但你应该设法使自己对有关事件的陈述出现在某篇报道中——即使仅仅是在该报道中靠后的一个段落，因为在某个时间，这类努力也许会开始产生某种效果。此处提到的事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格根来到白宫一事引起的喧嚣一旦沉寂下去，记者们就意识到，乔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们重新看待这个问题，比最初那些报道中的倾向要更平衡一些。格根对我们大有帮助，但他不可能着手处理白宫所面临的那些更为重要的组织方面的问题。接近1993年底时，麦克做出决定，试图更为有效地确定（决策事项）的优先次序，其采取的措施以“遗产计划”而闻名。1993年秋，在为总统起草第二个预算的过程中，麦克向形形色色的政府成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从某个假想的视角（1996年或2006年）进行回顾，他们会把哪些东西视为克林顿的重大成就。此举没有即刻产生任何后果，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为检验我在本届政府第一年里的那些感知并作为衡量克林顿遗产的某种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