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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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强烈认为，他和某些政治顾问急于使用的措辞（诸如“公司福利”这类术语）可能会对企业的信心造成负面影响，而这种信心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我还认为，从政治上看，“平民主义”也是无效的。希拉里表示同意，她告诉里奇：“鲍勃，我们现有的民意测验结果和政治信息表明，我们需要争取的那部分人并未对那种平民主义取向做出良好反应。”她非常实际——她认为这一取向不会有效，所以才这样说。　　
　　但如果里奇就选举结果进行的阐释不对，那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本人1994年（选举）溃败的见解强调五个因素：首先，到（中期）选举时，经济的强劲势头以及克林顿有关决定（对此做出）的贡献还未显现出来。其次，对手将我们的预算削减说成是对中产阶级的增税，而这种错误归结证明是极其难以撼动的。与此有关的则是第三个因素：这种错误印象——克林顿是一个倡导大政府的旧式自由主义者——由于医疗保健改革而得到增强，而这一改革本身也被对手误导性地加以描述。第四，克林顿倡导就枪支管制进行立法，这影响了某些场次的选举（结果）。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一系列问题和插曲，它们大都无关紧要，但被新闻界过分大肆炒作，被政治对手巧妙地加以利用，而且，白宫对它们的处理有时在某些方面有欠妥当，因而成为一个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　　
　　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白水事件，这是一个复杂得令人索然无味的新闻题材，事关克林顿于20世纪80年代在阿肯色州进行的一项蚀钱的房地产投资。《纽约时报》在1992年大选期间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以后几年，新闻界及国会诸委员会的调查给本届政府投上一层阴影。这些查询毁掉了一些人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并为总统的对手提供了无穷的弹药。但在耗费数亿美元后，大多数明智的人都认为——如同独立检查官最终得出的结论：最初那些就白水事件而对克林顿夫妇提出的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许多人觉得白宫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使事情变得更糟，尽管我能够理解克林顿夫妇的沮丧。　　
　　在白宫的那两年里，我沉浸式地强化学习，试图了解政治以及华盛顿的运转情况。本届政府初期，克林顿对我说，他在军队同性恋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将在今后很多年里真正给南部民主党人造成伤害。　　
　　“总统先生，不会的，”我回答说，“我的意思是，这是今天发生的事，他们不喜欢它。第二天人们就关注另一件事情去了。”　　
　　但克林顿回应说：“不，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人们对我们的看法。”　　
　　这个事例恰当地表明，一项决定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一个具有政治灵敏度的人能预见某些可能产生而其他人未加注意的影响。鲍勃·斯特劳斯曾对我说，要么你有政治直觉，要么你没有。我认为，刚到华盛顿时，我有那么一点，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这种直觉有了增强，但从未接近总统或白宫其他一些人的水平。　　
　　在提及1994年选举的各种会议上，我曾向总统暗示，医疗保健改革和枪支管制与此次选举溃败有关，此时，他就会提醒我注意这两个原因：增税以及我们未能有效地宣传我们的经济（政策）要旨。我从未听到他就失败原因做出更深思熟虑的判断。在选举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而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为应对一场记者招待会而进行准备的情形。在与椭圆形办公室相通的小型宴会厅里，乔治和其他人在不断向他提问。他通常是应付这类局势的高手，但此时却没有回击这些旨在热身的提问。他似乎情绪低落，有点无所适从。　　
　　我对克林顿的同情源于自己经历过的某种感受，他可以追溯到高盛公司的套利活动或固定收入交易遭遇麻烦的时期。过去能有效赚钱的方式停止发挥作用了——就像克林顿的政治战略停止发挥作用一样，我在高盛公司的那些同事和我一时间都觉得自己没有了根基。当时的感觉就是：坏消息纷至沓来，出乎意料的损失接踵而至，看不到尽头，也无法清楚意识到某种前进战略。那种感觉最终让位于这样一种意识：我们正开始理解自己的问题。但就在我准备前往财政部担任新职时，克林顿还没有重新站稳脚跟。他还没有想出如何在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运作。我们其余的人也没有。在不确定的世界　信心与信誉第六章信心与信誉　　
　　1994年8月，劳埃德·本特森打电话告诉我，他打算在11月的中期选举后辞去财政部长职务。“我没有把此事告诉其他任何人。”他说。劳埃德解释道，他之所以告诉我，是因为他怕我也可能在考虑离开本届政府。如果我先到总统那儿去辞职，这就会给他的辞职带来更大困难。劳埃德说，他将推荐我接替他在财政部的职位。　　
　　劳埃德在电话上说的事，我只告诉了朱迪，她反应复杂。她感到高兴的是，我可能有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她一直希望，在政府里干了两年后，我会离开，并与她在纽约重新完全生活在一起。她还担心，财政部长一职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某种新的拘束。朱迪想知道，我是否还能穿着一双旧卡其鞋沿帕克大街散步。我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打算因为我是财政部长而有所改变。　　
　　几周后，总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把我已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我——劳埃德将离开政府并已建议提名我接替他的位置。克林顿的话表明，他倾向于接受这一举荐，但对我离开自己现在的工作岗位一事感到某种担忧。他谈了自己的感受：在一个不断面临程序和组织问题的白宫里，国家经济委员会干得很好。因此，他对送我去别的地方感到心情复杂。“你将在那里，而我将仍然被钉在白宫这个地方。”他略带懊悔地说道。　　
　　此后不久，刚刚接替麦克担任办公厅主任的利昂·帕内塔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如果我去财政部，这会给白宫造成一个问题，但他认为决定权在我。我回答说，我对此事还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总统尚未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利昂认为它会是我的，我从中受到鼓舞，但在我确定自己能被提供这一职位之前，我不会说想得到它。相反，我告诉利昂，我必须考虑自己的生活以及下一步想做的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势仍不明朗。许多人都知道劳埃德将要离开，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会取代他。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又是几个星期，由于某种原因，什么也没发生。我一直没有找到造成这一拖延的原因：克林顿正在考虑其他适合财政部这个职位的候选人？正在就如何安排我走了之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做出决定？正在设法如何使我留在原来的职位上？或仅仅是在处理某些更急迫的事项？总统也许一直在回避一个他并不急于做出决定的问题。最终，利昂打电话告诉我，总统希望我接受这个职位，就这样了。克林顿本人从未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利昂的副手、后来也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厄斯金·鲍勒斯几年后常常开玩笑说，如果我作为财政部长一直干得不错，也许某一天总统会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　　
　　就担任财政部长而言，我的确存有各种担忧。在白宫的那两年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固然最为重要，但同样关键的是，对立场的表述要清晰、准确，且要与公众产生共鸣。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注意到，真正精于问题表达的那些人不仅仅具有某种善于沟通的天赋。他们这些人（如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吉恩·斯珀林、以及西尔维亚·马修斯）还懂得政策，能够预见性地考虑问题——预判一则评论可能引起的某种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可能产生的各种反响。　　
第二部　第14节　
　　就前往财政部任职而言，我最为担忧的是，在白宫以外，如何找到那种有关交流和政治战略的高质量的咨询建议？为公平对待国家经济委员会，我曾指出，除西尔维亚外，我将不会带任何人去财政部。但这意味着我将不得不组建一个全新的班子。我尤其担忧，没有吉恩——我在那些领域最为倚重的人，？？我将如何有效地开展工作。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财政部许多人士都具备高超的政治及沟通技能，他们还兼有政策方面的专长。但在去那里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一点。　　
　　当我与利昂讨论这一问题时，他建议我带走白宫通讯部的戴维·德雷尔，因为他极具才智，而且对问题表述有一种少见的良好感觉。但戴维蓄着络腮胡、留着马尾辫、戴着镶有钻石的耳坠，并系着印有美国国旗图案的领带（与之搭配的通常是一件帆布衬衫），这不是你心目中典型的财政部官员。此外，他还有这样的名声：是克林顿总统的政治班子中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成员之一。一次，我向艾伦·格林斯潘介绍戴维，称他是与我关系密切的顾问，这着实把格林斯潘吓了一跳，因为戴维那天的装束比平时更加离谱。这位（美联储）主席盯着戴维，仿佛后者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发现，财政部与白宫大相径庭。从某个层面上看，我的职权范围广泛而更加确定。我是一个大型企业的头目，这个企业显然要对总统负责，但在许多方面则如同一个行动自由的子公司那样进行运转，有既定的法定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对这样一些大型机构进行管理（尽管以不同程度的权力）：国内收入署、海关总署、雕版和印刷局、秘密特工处以及酒精、烟草和火器管制局。财政部也有几个大规模的政策部门，他们对财长的工作效率更加至关重要。国际事务司负责处理国际经济政策，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多边机构中代表美国。国内金融司涉及债务管理、银行监督和其他一些规制职能，而且还涉及其他众多事项。税收政策司（所涉及的工作）对任何一届政府的经济战略都至关重要。经济政策组就众多问题提供分析材料。现在，我手下共计有16万名雇员。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看，作为一名内阁部长，我所处的地位（比过去）更加引人注目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我一直是一个团体的一员，我们帮助构想和倡导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现在，我要在公众舆论和政治方面承担责任，而这是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所没有经历过的。由于具有广泛知识和对有关事项的深刻卷入，克林顿仍然是自己的经济顾问班子的真正领导者——也是承担最终责任的决策者。尽管如此，现在我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如果从通货膨胀、失业（率）、生产率、贸易、或美元实力方面衡量，美国经济有任何恶化，我就会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当然是在政策反应方面负有责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对问题本身负有责任。这还意味着，反对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那些人现在认为，我本人就是那些政策的体现，而不仅仅是设计那些政策的白宫（决策）程序的参与者。简言之，我现在处于政治炮火的射程之内，我先前可没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在担任财长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是财政部长一职必然要遭遇到的。我刚一就职，这种炮火就开始变得异常猛烈起来，这得归功于墨西哥（金融）危机。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担任财政部长的经历使我进一步领会到两个相互关联、并已经开始在我的华盛顿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概念：信心和信誉。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我非常关注信心和信誉问题，因为他们与总统本人及其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帮助设计一项经济计划，该计划将会使企业、消费者及金融市场产生某种信心，比尔·克林顿要成功实现其经济目标，这种信心必不可少。我还向他提供帮助，建议他如何增强——以及如何避免减弱——自己作为经济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而在公众中享有的信誉。某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显然是决定其经济信誉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某一届政府表述经济问题（包括这些问题的现象和实质）的方式也影响到他在企业和消费者心目中——以及在市场上——的声誉。而那种声誉很重要。如果人们认为某一届政府就经济事务而言总体上还算明智，这就有助于（增强）信心。反之，如果人们认为某一届政府在经济上不明智，这就使信心减弱。　　
　　在财政部，我仍然以总统经济顾问班子成员的身份承担某些责任。但我担当了某种新的角色。就某一届政府的经济信誉而言，总统的言行是最为重要的（影响或构成）因素。但财政部长在任期间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也具有意义重大的影响。作为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发言人——一个在实践中长期得到尊奉的角色，我在增进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方面直接和间接地承担着责任。这意味着，我的信誉现在远远不止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很快发现，我的信誉时刻可能因为实质性错误或不经意的言辞——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雕琢的言辞，但人们没有按我所预期的那样对它们进行领略——而遭到毁损。我还面临这样一种新的危险：我所担任的新职务必然使我有时遭遇严厉无情的人身攻击。　　
　　我所承担的新角色集中体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悖论，但遗憾的是，它并非总是很好地为人们所领会。在某种层面上，信心和信誉属于感知方面的问题——是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感知：经济环境有多可靠，某一届政府处理经济政策的能力如何，总统在职期间的工作效果如何以及财政部长在职期间发挥的作用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感知并非源于幻觉，也并非可以被不顾时效地加以利用。经济信心以及某一届政府的经济信誉可能有时——以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反映现实情况，但他们终究以现实为基础。因此，把信心和信誉本身作为追求目标基本上是徒劳的。试图创造某种经济强劲势头的印象，这种举动几乎肯定会适得其反。为影响经济或市场而在公共关系方面进行的努力或尝试不能改变根本现实。对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来说——无论他是总统或财政部长，这类举动只会削弱其信誉，破坏其（向人们）注入信心的能力。　　
　　换言之，信心和信誉是我们时刻关心的问题，但他们不是我等之辈能够直接追求的目标。最终产生信心的是我们所追求的政策。而在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时期里，处理好政治问题将对我们可能取得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　　
　　在整个1995年及1996年初，克林顿与国会新的多数党之间展开的斗争涉及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问题：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职能？政府应在社会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穷人？回过头来看，当时发生的一切显得更加明朗了。克林顿当时正在全力扭转1994年国会选举胜利者们发起的一场势力强大的反对政府作用的举动。但在当时，克林顿的这场努力给人以在所有问题上鏖战的感觉。　　
　　克林顿政府内部继续面临着一场争论：如何对共和党人做出反应？一方主张，我们需要更具平民主义性质，激发民主党基层的活力。劳工部长鲍勃·里奇是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代表，他现在公开谈论：有必要削减他所谓的“公司福利”。我同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