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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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感激帮助我重新记起一些早年生活片段的人：第二章中的很多内容是根据我父母亚历山大和西尔维亚·鲁宾以及我的妹妹简·泽林的回忆而写的。利昂·布帕内塔、戴维·斯科特、乔治·莱夫科和查尔斯·托德等老朋友的回忆也给了我很大帮助。哈佛大学教务长史蒂夫·海曼是我写的涉及哲学的部分内容的顾问，马恩·莱文、迈克尔·奥马利和荣格·海·派克也帮我记起了当年在哈佛的一些事情。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珍·康罗伊提供了教学档案。
我在高盛公司的同事也对第二和第三章做出了类似贡献。我尤其要感谢肯·布罗迪、乔恩·科恩、乔恩·科萨恩、乔治·多蒂、斯蒂夫·埃因霍恩、鲍勃·弗里曼、斯蒂夫·弗尔德曼、雅格布·戈德菲尔德、鲍勃·卡茨、霍华德·卡茨、理查德·蒙塞尔、诺玛·兰尼瑞、约翰·罗杰斯、L·杰伊·滕纳鲍姆、彼得·汤普森、约翰·怀特海和马克·温克尔曼。
在第四至第十章中，克林顿时代的同事慷慨地帮我回忆和核实一些重大事件。他们是厄斯金·鲍尔斯、沃伦·克里斯托弗、克林顿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尼尔·康斯托克、鲍·卡特、戴维·德雷尔、戈尔副总统、艾伦·格林斯潘、谢里尔·马特拉、迈克·麦克拉蒂、琳达·麦克劳林、安娜贝拉·梅加、利昂·帕内塔、约翰·波德斯塔、霍华德·施洛斯、吉姆·斯坦伯格、迈克尔·沃尔德曼和尼尔·沃林。
在花旗集团，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慷慨帮助，他们是史蒂夫·伯恩斯坦、朱迪·卡蓬、尤特·达米亚尼、梅里克·德科蒂奥、罗伯特·蒂法佐、埃夫拉德·弗瑞斯、康尼·加龙、谢里尔、哈登、玛格丽特·詹金斯、托拜厄斯·拉夫科维奇、安马利·利奥维斯尼、彼得·蒙加诺、保罗·马斯科、卡伦·麦克格鲁德、罗伯特·摩尔、查克·普林斯、约翰尼·萨巴特、迈克尔·施林、吉姆·舒恩霍尔茨、埃伦·汤普森、托蒂·沃德、桑迪·维尔和戴维·韦斯伯格。
我的妻子朱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了我帮助。最重要的是，她充当了我们书稿额外的而又考虑周到的编辑，她做了大量工作，使我们的书稿做了许多补充。她翻遍了我们家的照片，挑出了本书所采用的照片。她还对我们的一些决定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并在困难的时候提供了我们所急需的帮助。
米汉·普伦蒂·埃德尔斯坦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1992年克林顿竞选班子的成员，后来也在克林顿政府中工作，她是我们这项复杂工作必不可少的主管。她将雅格布和我的文稿糅合到一起，帮助我们完成初稿，并对我们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提出了很高明的解决办法。她把所有的事和所有人都安排的井井有条，而且她举止优雅、富有幽默感，这常常是我们所非常需要的。
我以前在财政部的同事卡罗琳·阿特金森起到顾问作用而且发挥了不可估量——虽然这个词被用滥了，但在这里他的意义是很准确的——作用，为涉及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更广泛的国际问题的章节提供了宝贵建议。
斯坦·费希尔在麻省理工学院时就很有名，后来他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主席，现在他是我在花旗集团的同事，他为本书的初稿提供了非常有思想性的评论。
彼得·奥扎克曾在白宫为吉恩·斯珀林工作，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他在财政问题上一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他的意见和建议是我们在讨论财政问题时所必不可少的。
迈克尔·弗诺曼是我在财政部时的人事主管，现在是我在花旗集团的同事，他和斯坦一样，耐心地阅读了本书的章节，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评论，而且可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提供了当年一些事情的片段。
我在花旗集团杰出的行政助手琼·麦克格拉斯每天都在帮助我们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卡米尼·巴拉特也在我们写书的过程中不断地帮助我们。尤金·柯瑞细心地为我们整理了长达数小时的录音采访记录。每一位作者都应当有迈克尔·奥拉夫林这样杰出的校对，他会发现其他人所无法发现的一些文字错误。另外，苏珊·库姆斯基、敦坎·金和杰森、索罗门在截稿前加班加点进行校对。苏珊·德莫金和杰瑞米·克利弗也为校对工作提供了帮助。尤其要感谢我以前在财政部的同事拉斯·萨缪尔斯和米切尔·祖利的辛苦工作，他们确保了本书的按时交稿。本书所使用的照片是许多高超的摄影师的作品，感谢他们允许我使用他们的作品。尤其要感谢弗朗西斯·简·梅波为寻找这些照片而付出的努力。另外，我还要感谢《纽约时报》的卡伦·巴特勒、菲力斯·卡拉佐，花旗集团的托尼·克里塔罗、《华盛顿邮报》的拉塞尔·詹姆斯，世界银行的格劳瑞·克努森、马里奥·鲁西齐、维拉·莫瑞、罗伯特·潘尼、刘易斯和维维安·舒钦斯基和米特菲普·尤。我还要感谢克林顿总统档案项目组的约翰·凯勒和马伦·怀尔的帮助。
我也要感谢所有慷慨同意让我谈论我与他们曾进行过的私下会谈的人，不管他们当时是在给我提建议，或我在给他们提建议，还是我们当时是在一起讨论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大多数书都只有一位编辑。我们非常幸运与两位最优秀的编辑合作。安·格德夫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鲍勃·鲁米斯在中途接手安的编辑工作。蓝登书屋的其他人通过许多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他们是：莱恩·安德森、拉西尔·伯恩斯坦、利斯·富格蒂、里比·麦克古尔、史蒂夫·米西纳、汤姆·培里、卡西·利维奇、卡罗尔·施耐德和凯瑟琳·特瑞格。玛丽·蒂罗莎、贝斯·诺兰和海斯·温格特给我们提供了及时和中肯的建议。我们的代理人默特·詹克罗和蒂娜·贝内特以及对外版权代理人安德鲁·怀利自始至终给我们提供明智的建议。
最后，对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一直耐心地支持我们工作而影响了家庭生活的雅格布、米汉，我想对我们的“家属们”表示感谢：雅格布的妻子戴波拉·尼德曼、米汉的丈夫史蒂夫·埃德尔斯坦和我的妻子朱迪。我也想感谢我的两个儿子菲力普和贾米以及我的儿媳格瑞珍。
罗伯特·E·鲁宾
《在不确定的世界》：一个赌徒的人生哲学观
许知远
是不是单纯的金钱世界太过乏味与不令人尊敬。金融界的最杰出人物总是期待别人视他们为思想家，而非精明的商业领袖，他们愿意谈论个人哲学，而非传奇故事。乔治·索罗斯坚持说，自己是卡尔·波普尔的传人，他对“开放社会”的信仰是他进行投资的基础；格林斯潘尽管常常讲话含混不清，但人人都知道，在年轻时代，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那个小圈子中的一员，他们都是“放任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这串名单中，最近加入了罗伯特·鲁宾，高盛集团曾经的领导人、克林顿政府1995年－1999年的财政部长、现任花旗集团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位从不带手表、在房间里只穿袜子不穿鞋的男人或许比前两位更有意思，他以漫不经心的苏格拉底式的口吻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这口气让人想起物理学家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
欢迎阅读这本摆在你面前的罗伯特·鲁宾的回忆录《不确定的世界》。你当然可以把它当做一部励志故事，一个来自迈阿密滩的普通小孩子，如何来到了世界舞台中央；如果你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倍感兴趣，那么作为那个繁荣年代的主要缔造者鲁宾将告诉你克林顿政府的决策方式，他自己则被称作自汉密尔顿以来最成功的财政部长；如果你试图了解华尔街在过去40年代的变化，那么他也同样是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
生活变成了一场充满“变数、可能与机会”的旅程。但鲁宾的性格却很少变化，即使在他身处世界中心之时，他也总是流露出强烈的局外人的色彩。他神情腼腆，眼窝深陷，他用柔软的腔调讲话，当他发表意见时，总是先承认自己所知不多……当《时代》杂志在1999年将他与格林斯潘、萨默斯摆放在封面上，命名为“拯救世界三人组”时，他微笑的表情最令人印象深刻，比起格林斯潘对权力的迷恋与萨默斯过分直率的性格，他显得并非属于权力中心。而在另一张拍摄于2001年7月的照片上，鲁宾坐在哈佛大学Widener图书馆前的台阶上修改他的讲演稿，在巨大石柱背景下，他的身形显得孤零零、形单影只，像极了一位从未离开过校园的老教师。
看似捉摸不定、犹犹豫豫的态度，是鲁宾理解与接近世界的主要方式，他称之为“可能性思考”（Probabilistic thinking）。在做出决定之前，他总是耐心地听取每一个人的看法，获取所有能够获得的资料，对各种可能性做出评估，他从不执迷于一种固有的观念，更不可能滑入意识形态化的成见。有时候，他甚至推迟做出决定，以使一切思考更为深入。
这并非意味着他缺乏原则，他在财政部的助手、经济学家德龙说，鲁宾头脑中始终存着大图景，他知道要通往什么方向。“世界太过复杂了，我们只能了解很少的一部分。”鲁宾在复杂的世界面前始终保持某种谦逊，这既来自于他的天性，也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在太多的可能性面前，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正如一连串赌博，而罗伯特·鲁宾提醒我们，在生活这个令人费解的赌局之前，你最好保持足够的谦虚，尽管它不一定能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但至少防止了你去犯过分明显的错误。
或许只有在这一点我不同意鲁宾的观点，这的确是一本迷人的回忆录，而它的迷人之处是确定无疑的。？
《在不确定的世界》，［美］罗伯特·鲁宾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35。00元。
罗伯特·E·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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