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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我读先秦诸子 -易中天-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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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读墨得力行

 

再说读墨。

孟子是不喜欢墨子的。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氏就是杨朱,墨氏就是墨子,他们观点不同,却都被孟子骂作禽兽。这是孟子的偏见。其实孟子不必骂墨子,他们两人也不乏相通之处,这就是“行侠仗义”。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墨子侧重于“行侠”,孟子侧重于“仗义”。

孟子的“仗义”,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因为孟子是邹人,邹穆公就问他应该怎么办。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又据《离娄下》,孟子还曾经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都不含糊,真可谓仗义执言。

墨子的“行侠”,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鄙人愿出二百两(原文是“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公输盘更不高兴了,心想你怎么能买凶杀人?便说我恪守正义,从不随便杀人。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人民),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爱。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公输盘没有话说。

墨子又去见楚王。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哪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盘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之后,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上,单等楚军来进攻了。楚王一听,马上决定不再攻打宋国。

很显然,这个故事表现了墨子的三种精神:反战精神、侠义精神、实践精神。反战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难得的是,墨子不但提出了反对掠夺性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制止了一些这样的战争。这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真是谈何容易!在这里,可贵的还不是他确有实施守卫的办法。这当然难能可贵,只不过一般人学不了。学得了的,还是他的侠义精神和实践精神。墨子是不是宋国人,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有说他是宋人的,也有说他是鲁人的。但楚国伐宋,看来和他关系不大。他当时并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了灭顶之灾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然而他一听到楚国将要进攻宋国的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这就真是“行侠仗义”,也真是“说得到,做得到”了。可以说,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墨子和墨家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际上墨子不但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在提出理论的时候,不但要求立论有本、有原、有用,而且要求身体力行。从前面那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墨子不是不能说。他也是很善辩的。但墨子不但善言,而且能行;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所以我说读墨得力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习墨子的这样一种精神:一旦认准了某个道理,就坚定不移地去做。当然,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哲学家都实践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不是哲学家,也不想建构理论。所以,我们自不妨有所得便有所行。这就是墨子给我们的启示。

我读先秦诸子(三)

 

五 读韩得直面

 

再说读韩。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墨子书中,多言民间疾苦;韩非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但是,韩非与墨子也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讲“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样只讲“仁义”。《墨子·非乐上》就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见墨子并不像孟子那样开口闭口“何必曰利”,他也是言“利”的。只不过,墨子所言为“公利”,韩非所言为“私利”。墨子讲“兴天下”,韩非讲“治天下”,这是他们的不同。

韩非言“利”,十分露骨。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不是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备内》)。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计事君)。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样。韩非说,一个人,如果小时候父母对他比较随意,长大了他就会怨恨。同样,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如果比较简慢,父母就会恼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大约是做买卖的。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布即布币)。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包二奶”(《韩非子·内储说下》)?

不过在韩非看来,最危险的还是君主的夫妻、父子关系。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太大。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们,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儿子早接班。母以子贵。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君王,作为太后,就什么都保住了。所以竟会有母子合谋弒君的。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因此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正如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先生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津津乐道地、而且是最为详尽具体地研究阴谋权术的人。”(《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样一种思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有积极意义吗?

有。韩非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与儒家不同。儒家的思想,总体上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带有理想的色彩。这种理想非常可贵。没有这理想,人就可能变得“禽兽不如”。但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毕竟是理想。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其实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孟得仁义,又要读韩非得直面。

那么,韩非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全面地看问题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的社会状况实在是不很乐观。春秋已无义战,何况战国?那实在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不能不让韩非愤世嫉俗。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韩非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可调和。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韩非也因此获得了“矛盾”一词的发明权。矛与盾既然不能同售,则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仁义与利害,也就不能共存。利害冲突既然是真实的,仁义道德也就肯定是虚假的。这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

 

六 读老得智

 

相比较而言,道家的思想方法更高明。

道家,通常指老庄。其实老和庄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有一点倒一样,即都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大家都很熟悉老子的名言:“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这话的意思是:坏事是好事的依凭,好事是坏事的前兆。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变的。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生与死、神奇与臭腐,在一般人看来,是水火不容根本对立的。但在庄子这里,也可以变来变去,你变成我,我变成你。这就是道家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道家的智慧,也是中国的智慧,是老子和庄子共有的。

那么,老子和庄子又有什么不同?

我个人的体会,是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这是把智与慧拆开了讲。其实这两个字原本就有细微差别。比如智力、智商、智术、智囊,这些词里面的“智”,就不能换成“慧”。同样,慧心、慧性、慧眼、慧根,这些词里面的“慧”,也不能换成“智”。可见智慧智慧,智与慧并不相同。从“智育”、“智谋”这些词看,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学习、传授、掌握的东西,是能力(智力)、方法(智术),属于社会。慧,则是气质(慧性)、天赋(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属于个人。它不能授受,只能启迪。老庄之别,即在于此。所以读《老子》可以治国,读《庄子》只能修身。“得智”与“得慧”,区别就在这里。

先说读老。

众所周知,《老子》是一部奇书。它的作者是谁,成书何时,目的何在,都不清楚。这部书的性质,也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纯哲学,有人说它是哲理诗,还有人说它是兵书。我觉得对于这些问题,一般读者弄不清也罢。重要的是得其精华。《老子》一书的精华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辩证法。而且,我比较赞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即《老子》的辩证法,是由军事辩证法而政治辩证法,由政治辩证法而哲学辩证法,最后在中国人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变成了一种生活辩证法(《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而且,依我看,这种生活辩证法还是属于弱势群体的。

实际上我们看《老子》一书,从头到尾贯穿的都是弱者是生存智慧。只不过《老子》把它们上生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比如“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或者哲学辩证法的高度,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但说来说去,归根结底,还是那几句话: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无为则无不为。老子一再说,不用以为强大的就强大,弱小的就弱小。天底下最柔弱的是什么?水。最能攻坚胜强的又是什么?还是水(《老子·七十八章》)。所以,最弱小的,其实是最强大的;最坚强的,其实是最脆弱的。想想看,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柔弱,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坚强,死了以后(这时只剩下骨头,当然最硬)。可见“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因此,那些争先恐后的,没有一个不失败;那些巧取豪夺的,没有一个不输光(《老子·二十九章》);只有那些与世无争的,才最安全,也才最丰富,简直就应有尽有。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他们不争,所以没人争得过他们,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说给弱者听的吗?

有趣的是,老子的这一套──无为、守雌、贵柔、知足,并非只有弱势群体受用,权势人物也受用。因为谁都有处于弱势的可能。即便贵为天子,也未必总是强势,或一定就是强势。这个时候,就用得着老子哲学了。比方说,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这个“若”,可以翻译为“就像”,也可以理解为“好像”,张舜徽先生就说“不外一个装字”(《周秦道论发微》)。只不过,阴谋家的“装”叫“韬晦”,老百姓的“装”叫“装蒜”,但都是“装孙子”。《老子》这本书,真可谓“最抽象也最实用”。

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结果。用于学术,可以发展为思辨哲学;用于军事,可以发展为战略方针;用于政治,可以发展为斗争策略;用于生活,可以发展为生存智慧。就连同一种副产品,也可能有不同结果。比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可能是斗争策略,也可能自我安慰。由此可见,老子是影响深远的,也是无法尽说的。

我读先秦诸子(四)

 

七 读庄得慧

 

再说读庄。

和老子一样,庄子也讲“无为”。但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无不为”。至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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