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_逃避自由-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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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莆吧衩氐陌镏摺保╩agichelper）我们时常将这帮助者予以人格化，有时为神，有时为主义，有时为人，如父母，丈夫，妻子或上级人士等等，如果是真人，就应当具有这神秘的特质，更重要的是似是要有他们的成果，这种人格化的过程常常被发现于所谓“恋爱”的过程中，有这种关系的人常常希望那神秘的帮助者是有血有肉的。
至于为何人们喜欢与这神秘帮助者牵连在一起呢？这个答案正如同以前谈到的共生现象一样，是因为一个人无能单独生存和表现其个人的能力。在以前谈到被虐待狂时，他们借这神秘客的帮助来将个体中的自己消除掉。但是在这温和的一型中，他们只是希望得到指引及保护而已。依赖神秘客的程度是与自然表现其智慧情绪，感觉的能力强度成反比。换句话说一个人如只想藉神秘客的帮助，而不想从自己的努力得到一切的话，则这个人的生活重心就愈接近这神秘客。这样问题的中心不再是一个人如何自立生存，而是如何抓住“他”，而达成自己的要求，甚至能负起个人的责任来。
在比较极端的例子中，有的人在整个生命里，随时都打算利用“他”，只是他们的方法不同而已，有人服从，有人表现出“善意”，有人愿意忍受痛苦。一个人有时依赖这神秘的帮助者，但有时又反抗“他”，虽然程度不同，既然以前曾将安全与快乐寄望于“他”，现在的反抗当然会带来新的冲突，如不想失去“他”，就把这冲突压下去，虽然如此，这内在的抗拒对他们之间的安全仍有着相当的威胁。
如果神秘客被人格化或成为真人时，一旦发现了缺点，难免会令人失望，再加不断奴役所带来的憎恨，以至于冲突将会连续不断；这冲突只有当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其他目的而造成分离时也许会停止。
在我们所有的观察中，无论正常的与不正常的，他们都是为争自由与独立，正常者当放弃自己时便停止了奋斗；而狂人，他永远不愿屈服而斗争下去，同时他们还继续依赖这神秘的帮助者来解决依赖及寻自由间之冲突。 二 破坏性
笔者已说过，虐待狂与被虐待狂，和破坏性是不同的，虽然这几种现象是常常混合在一起，难以划分。破坏性的不同是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主动的或被动的共生，而在于想消灭它的目的物。可是，它也是产生于个人无法忍受的无权力感及孤独感。由于我把外在的东西摧毁了，因为，我可以免除了我自己无权力的感觉。当然，如果我成功地消灭了外在的目的物，我还是孤独的和孤立的，可是，我这种孤独是一种绝佳的孤立状态，在这种孤立状态中，外在的目的物之力量，不能再压服我了。毁灭世界是想使自己不再受外界力量摧毁的最后一种，几乎是奋不顾身的企图。虐待狂是欲借统治他来增强自己的力量；破坏则是欲借消除外界的威胁，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我们只要稍加注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会看到很多破坏的现象。大多数的破坏现象是不被人们视作为破坏的，相反的，人们用各种方法，使这些破坏行为合理化。人们经常用爱、责任、良知、爱国主义等等字眼，来掩饰他们的破坏行为。可是，有两种不同的破坏倾向，应予以区别之。有一种破坏倾向是因一种特别的情势而产生的；例如，某人的生命或某人的理想，遭到攻击时而予以还击。这种破坏行为是一个人为了肯定生命，而自然和必要采取的措施。
可是，笔者现在所讨论的这个破坏行为，却不是此种合理的敌意，而是一种深藏人心中，时刻在等待机会，予以发泄的癖性。如果这个人没有客观的“理由”，而无端地发泄这种破坏性的泄癖性，我们称此人发精神病。可是，在多数的情形中，这种破坏的冲动常常予以合理化，至少有无数其他的人或一整个的社会团体，也都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对他们而言，破坏行为显然是“切合实际的”。但是这种非理性破坏行为的对象，以及选择他们作为对象的种种特殊理由，倒不十分重要了。这种破坏的冲动是人们内心中的一种强烈情感，常常需要找到某种对象，来发泄之。如果为了任何原因，一个人不能把其他的人，当做破坏的对象，那么，他自己便会成为对象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其结果通常是身体生病，有时，甚至企图自杀。
笔者曾说过，破坏行为是一种企图逃避无法忍受的无权力的，因为他的目的在于铲除一切他必须匹敌的对象，但是若就破坏癖性在人类行为中所占的极重分量而言，这种解释似乎并不是一项理由充分的解释；在孤立与无权力的情况下，产生了焦虑和使生命受到挫折；而焦虑与生命的受挫折，是促使发生破坏行为的另外两个原因。关于焦虑的影响，不必再赘述了。任何对攸关生命的利益的威胁，都会引起焦虑（请参考Karen Horney's“New Ways in Pychoanalysis，”W。WNornon &； pany．New York．1939）。而破坏的癖性则是对此种焦虑的最普通的一种反应行为。有时，这种威胁是来自某些人。在这种情况下，破坏行为便会以这种人为对象。有时候，由于不断地有受到外界威胁的感觉，也可能产生一种持久的焦虑。这种持久的焦虑是因处于孤立和无权力的状态中而产生的，也是引起破坏行为的致因之一。
这种孤立而无权力的状况所产生的另外一项重要结果，便是笔者所说的“生命的受挫折”。孤立而无权力的个人，受到阻碍，不能实现他的感官的、情感的、和心智的潜能，他没有内在的安全感，及自发能力，而这两种是实现潜能的条件。禁止享受快乐与幸福的种种文化上的禁律，益加地阻碍了想要发展内在潜能的欲望。
弗洛伊德曾触及生命受阻与破坏性行为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弗洛伊德在晚年发现，除了性冲动及自卫冲动以外，还有破坏的癖性，也是人类行为中的一个动机。
生命有其自己的内在动力；生命有生长及表现自己的倾向。如果这种倾向受到阻碍，以发展生命为目的的精力，便会走上分解的过程，并且转变为以破坏为目的的精力。换句话说，求生的冲动与要破坏的冲动，并不是互望依赖的因素，而是一种相反交替的互相依赖的关系。求生的冲动受阻越大，想要破坏的行动则越强；生命实现的就越多，则被破坏行为的力量越小。“破坏行为是生命受阻的结果”。压抑生命的种种个人的及社会环境，产生了想要破坏的欲望。
三 舍己的自动适应
我们曾讨论了种种逃避现实的心理机构，为了克服自己不重要的感觉，有的人放弃其个人人格的完整性，有的人则摧毁他人。
此外，还有几种逃避现实的心理机构，一种是全面地退出世界，以至于世界便不再成为一种威胁；一种是在心理上，扩大自己，以致相形之下，外面的世界变得渺小了。这两种逃避现实的心理机构对个人心理是重要的，但是，在文化上却不甚重要。因此，笔者不拟多讨论这两种心理机构，笔者拟在此讨论另外一种，具有极大社会意义重要性的逃避现实心理机构。
这个逃避现实的心理机构，是大多数正常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解决办法。简而言以，就是：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这样，“我”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然后，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也消失了。这种心理机构宛如某些动物的保护色。他们看起来，与他们的周围环境那么相似，以至于他们几乎和周围的环境，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人放弃了他独有的个性，变得和周围的人一模一样，便不再感到孤独和焦虑。
我们之中，有许多人自以为是在主动而自发的思想、行为。其实并不然。当我们说“我认为”时，这句话似乎很明确而肯定。然而，惟一的问题是，“我所认为的”是否正确，而不是“我是否在表示意见”。一经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对此问题的答案，不一定是我们以为是对的答案。现以催眠的实验来说明其原因。兹有某乙向某甲施催眠术，并且暗示某甲说，当他在催眠后醒来，他想要读一本书，这本书是他自以为随身带来的，于是，他将会寻找这本书，却找不到，这时，他将会认为，另外一个人——某丙——偷了这本书，因而对某丙大为光火。某乙且告诉某甲说，当他醒来时，他将会忘记这是在他接受催眠时，所受到的指示。在这里，必须附加的一句话是，某甲一向未曾对某丙生过气，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也没有理由发脾气，尤其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带那本书。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某甲醒来，在谈了一段话之后，说；“对啦，我想起在一本书中的一句话。让我把这段话，念给你听。”他四处寻找，没有找到这本书，于是转向某丙说，可能是他把这本书拿去了。当某丙否认拿了这本书时，某甲生气了。他甚至指责某丙，偷去这本书，不仅这样，他还说出一大套理由，证明某丙是小偷。他说，他曾听别人说，某丙很想要看这本书等等。
如果在这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走进来，他会毫无疑问地认为，某甲说出了他心中想说的话。而这个人心中所怀疑的只是，某甲所说的话是否正确，换言之，即是：某甲所想的是否与事实符合，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情形的始末，便不会问某甲的指控是否正确。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我们知道，某甲所感觉的和所想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与感觉，而是另外一个人所加诸于他的脑中的东西。
像上述的这种情形屡见不鲜。施催眠术的人可以暗示说，一只生洋芋是一个美味的凤梨，于是受催眠的人便会像吃凤梨一样津津有味地吃生洋芋。施催眠术的人暗示说，受催眠的人眼睛瞎了，于是，他便看不见东西了。
这种催眠的经验证明了什么？它证明了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思想、感觉、希望以及甚至于感官的感觉，而这些思想、感觉等等是我们主观地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其实是外面加诸于我们的。
举例来说。假如我们到一个岛上旅行，岛上有渔夫和从城里来避暑的客人，我们想要知道，明天的天气如何，于是便向一位渔夫和两位城里来的人请教，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三个都已听到了无线电的天气预报，对天气问题具有长期经验的这位渔夫便会思考一番“假定他事先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会考虑到风向、气温、湿度等因素，加以斟酌，然后做下他自己的判断。他可能会想到无线电广播中的天气预报，并引用广播中的消息来支持或反驳他自己的意见。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他判断是他自己的思想产物，是他自己的看法。
两位城里的客人说，有一个人知道他自己并不很了解天气问题，而且也觉得也没有必要了解这个问题。因此，他可以坦白地回答说：“我不能做判断。我们知道的就是，无线电广播是如此这般地说。”另外一个城里人则不同了。他相信他对天气知道的很多，虽然实际上他不过知道一点皮毛而已。他认为他必须有能力回答每一个问题。因此，他想了一下，然后把“他的”的意见告诉了我们，其实，他的意见不过是无线电广播的意见而已。当我们请教他的理由时，他告诉我，根据风向、温度等等，他得到这个结论。
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人的行为和那个渔夫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如果我们更密切地予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他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无线电广播的天气预测。可是，由于他觉得必须表示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忘记了，他是在重复另外一个人的权威意见，故而相信，他的这个看法，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而获致的。而他所提出的种种理由，也是虚伪的理由，其目的是想使他的意见显得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他自以为这是自己的意见，其实，不过是不自觉地承袭一个权威人士的意见。也许他的意见是对的，而那个渔夫的判断是错误的，可是无论如何，对的并不是“他的”意见。
如果我们观察人们对于若干事情的意见时，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到上述这种现象。比如说，我们向一般的报纸读者，请教对某一政治问题的看法时，“他的”意见其实就是他从报纸上看到的说法，然而，他却相信，他所说的乃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
对批评性思考的压制，通过在早年时便开始了。例如，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可能发现他父母有不诚实之处，可是由于父母不准别人批评他们，在害怕挨骂的情况下，她受到压迫，把她的批评想法压抑下去。久而久之，她便不再会注意到父母的不诚实行为了。于是，她将损失了批评思考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对她的生存是无益的和危险的。
在上述这些虚伪思想的例证中，我们要知道，问题在于这个思想，是否是一个人自己的思考结果，而不在于这个问题的内容，是否是正确。比如在渔夫预测天气的例子中，他的预测可能是错误，而那个重复无线电广播的人的预测可能是正确的。而且，虚伪的思考也可能非常合逻辑与合理的。有许多以合理及切合实际的立场来解一项行为或一种想法，可是，实际上，这种合理化的行为，却有种种非理性及主观的因素所决定。这种合理化行为可能与事实，或与逻辑思考是矛盾的。但是，它本身却常常是合逻辑的和合理的。它之所以不合理，乃是因为它不是这项行为的真正动机。
有一个大家都晓得的笑话，可说明这种不合理的“合理行为”。有一人向邻居借了一个玻璃罐，不小心把它打破了。当邻居索还这个玻璃罐时，这个人说：“第一，我已把它还给你了；第二，我根本从没有跟你借这个罐子；第三，当你借给我时，它已经碎了。”再举一个例子。有某甲破产了，向他的亲戚某乙借钱，某乙不愿借钱，于是说，他不借钱是因为借钱给他，无异于助使他更不负责任，和依靠别人的帮助。这个理由可能很有道理，但是这是种：“强词夺理”的行为，因为某乙根本就不愿借钱给某甲，所以，虽然他自以为，他不借钱的动机是出于对某甲的关怀，而实际上，他的动机是出于自己的吝啬。
因此，我们仅靠一个人的话是否合逻辑，是不能判断他的话是出于衷心，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心理动机。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要知道这个人是“如何地思想”，而不是“想些什么”。凡是由积极的思考所产生出的思想，永远是创新的；所谓创新，不一定是指前人未曾想到的，而是指思想的人，把思考当作为一种工具，用以发现在外界或内心中的一些新鲜事情。“强词夺理”的合理化行为在本质上便缺少这种“发现”的本质；这种“强词夺理”的合理化行为不过是想要肯定他本人的情感上的偏见而已。这种“强词夺理”的合理化行为，不是一种藉以洞悉事实真相的工具，而是一种事后想要把一个人的愿望与现实情况加以协调的企图。
感觉和思考是一样的，也有真伪之分，现在，从日常生活中选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之。我们曾观察过一个参加宴会的人。在宴会中，他快乐而善谈。显得非常幸福和满足，在告辞时，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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