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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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台湾人”的定义》是反击廖朝阳和张国庆的。廖朝阳是陈昭瑛的老师。他用解构主义，把“中国主体性”的“中国”移除，而移入“台湾”，建构“台湾主体性”。廖朝阳对陈昭瑛描述的吴浊流、叶荣钟等人的近似本能的“祖国意识”颇有芒刺在背之感，对此，陈昭瑛表示，她并不奢望“台独”论者能与台湾前辈们的精神世界有什么“血肉的连系”，“只不过希望广大的台湾子弟能对台湾人的这段精神史有一点了解，而这种台湾史知识应该是作为台湾人的起码条件”。对于廖朝阳，陈昭瑛颇有几分大义灭亲的气概，不无悲壮神色地写道：
多日来我始终苦于找寻“对话空间”而不得。当一个吟咏梁启超赠林献堂等人诗句“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就会热泪盈眶的台湾人，遇到了一位以拆解中国、中国文化来演练“理性操作”的解构主义学者，能不形成“鸡同鸭讲”的局面吗？或者更清楚地说，一个浸淫于台湾历史文化中的台湾人，和一个只知有“此时此地”，甚至连“此时此地”，连“台湾”和“人”的意涵都要加以抽离的所谓“台湾人”的空白主体之间，有对话的空间吗？
至于这“台湾人”的话题，陈昭瑛指出，这是80年代中期“本土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以来一直困绕着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的一个老问题了。陈昭瑛以无比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台独”论者拿“台湾人”做文章的秘密——
少数人以他们坚持的标准来筛选大多数人谁是台湾人，谁不是台湾人，于是整个社会仿佛患了精神分裂症，省籍矛盾、族群矛盾可能只是台湾人精神分裂的症状。这个用来为“台湾人”正身的正字标记，虚伪的政客称之为“认同台湾、爱台湾”，但是，毕竟“认同”和“爱”是相当主观的，不易作客观的讨论。于是有担当的政治人物如吕秀莲明快的说：“支持台湾独立的人才是台湾人。”这一下隐蔽于意识形态迷雾下的“台湾人”真面目豁然开朗。
陈昭瑛气愤地说：“这种以支持台独与否来判断住在台湾的人是否为‘台湾人’，实在是一种泛政治化的作法”，是“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sm）的滥用”，这种历史相对主义的滥用，就使得“台独”论者在台湾史和台湾文学的研究中，受政治立场所克制而使他们的研究“成为其台独意识形态的注脚”。
《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的副标题是《敬答陈芳明先生》。陈昭瑛指出，陈芳明的攻击文章“非常集中的表达了台独的基本论点”。陈昭瑛用了三小节的文字加以回应。这三小节的标题是：“失忆症的台湾社会”、“欠缺主体内容的‘中国’”、“重新检验殖民史”。
在“失忆症的台湾论述”一节里，陈昭瑛指出，陈芳明“恢复的历史记忆只有一百年”。那是因为，一百前的历史事实他也无法否认，那时的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种事实，是“与陈芳明的反中国立场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要继续失忆。而这一百年，他又难以否定20年代之前的古典文学还是属于中国文学，所以他还是要保持失忆。他只能就20年代以后的新文学说话。然而，即使20年代以后的这70年，他也要歪曲历史。陈昭瑛揭露说：
陈芳明想利用五0、六0年代的白色恐怖、七0年代的乡土文学来建构反中国论述，套叶石涛的话：“那是昧于历史现实的胡扯”。白色恐怖中的左倾思想、乡土文学的本土主义都有强烈的反国民党色彩，但却是亲中国的，同样，被陈芳明利用来建构反中国论述的日据时代作家反的其实是国民党，并不是中国。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6）
有鉴于此，陈昭瑛揭露陈芳明“在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制造了太多莫须有的对立”。
在“反殖民反专制：‘中国’的主体内容”里，陈昭瑛指出，她花了那么多篇幅，说明了，历史上，“台湾人（此处指百分之九十八的汉人），曾坚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对抗外来文化的侵略，自本省人丘逢甲、连横、吴浊流、庄垂胜、陈映真，以至外省人徐复观、胡秋原、尉天等等莫不如此，而陈芳明竟说她的“通篇文字里，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主体内容。”这是为什么？陈昭瑛说：“问题恐怕出在陈芳明根本不承认中国会有主体内容。”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认同的问题。于是——
因为不认同中国，所以只从负面去认知中国，又由于只认知到负面的中国，于是更加强反中国的倾向。
在“发现真正的殖民史：原住民的悲哀”一节里，陈昭瑛批判的是把“台湾作家”与“外省作家”对立起来的陈芳明“不厌其烦虚构出来的外省人对本省人的殖民史……的虚伪性。陈昭瑛写道：
由于被殖民的妄想和受害意识过于根深柢固，陈芳明无法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反而是倾向大中国的陈映真能够诚恳的反省这段历史，在为排湾族诗人莫那能诗集《美丽的稻穗》所写的长文中，他跳脱汉族本位，批判汉族政权对原住民的长期压迫，并且指出：“如果一定要在台湾生活中找‘民族压迫’的问题，那恰好不是什么‘中国民族’对‘台湾民族’的压迫，而是包括‘中国人’的，‘台湾人’的汉族对台湾原住民族的压迫。”
陈昭瑛警告陈芳明说：
如果一部分台湾人仍要继续以自外于汉族来回避汉族对原住民族的责任，则可以预期的是独立建国的狂热仍将淹没追求合理社会的欲望。
除了《中外文学》，当时，统派人物王晓波主编的《海峡评论》的4月号、5月号和7月号上，也发表了陈映真、王晓波、林书扬的三篇文章，回应了陈昭瑛的文章。对此，那时有人说，围绕着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文所展开的论战，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最重要的文化论战。
陈映真的文章，是发表在1995年4月《海峡评论》52期上的《“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对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回应》。
陈映真的文章开篇是说：
十几年来，岛内“台独”运动有巨大的发展。到了今日，它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种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学术界、中研院和高等教育领域，“台独”派学者、教授、研究生和言论人，独占各种讲坛、学术会议、教育宣传和言论阵地。而滔滔士林，缄默退避者、曲学以阿世者、谄笑投机者不乏其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读陈昭瑛的《论台湾和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心情不免激动。
对陈昭瑛的论文《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陈映真从理论知识和治学议论的风格两个方面肯定了成绩和贡献，充分肯定她“为‘台独’批判论和民族团结论留下丰富的思想理论空间”，“开展了重要的视界”。对于陈昭瑛论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陈映真则展开了讨论。讨论涉及的问题有：一、关于台湾本土运动的“三阶段”论问题；二、是“异化”还是“否定的挫折”；三、关于“中心”（core）和“边陲”（periphery）；四、“台湾主体性”论的欺罔；五、批判“以台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
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在这里提出“以台湾为中心”的问题，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陈映真在文章里列举了许多事实后，还指出：
问题在于这几年，朝野上下、学术界、言论界都在极力、全面、不惮强调地侧重两岸民族“分离”、“分立”、“分治”的现实；侧重台湾自己“独自”、“独特”的“共同体”，同时也在全力、众口铄金地拒绝、排斥、否认民族团结和民族统一的展望；拒绝和否认中国大陆和台湾同为中国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否认、拒绝民族和解与统一的努力，千方百计延长对大陆的猜忌、鄙视和仇恨；千方百计使两岸分断永久化，丝毫没有弥补、发展和恢复两岸人民与民族同质性的恳愿和志向。
陈映真固然试图补正陈昭瑛的论文在学理上的部分疏漏之处，却还是要特别对陈昭瑛的反“台独”斗争表示自己的敬意。陈映真写道：
我不能不由衷地对陈昭瑛表示感谢。不仅仅感谢她对我的一些足以自诫的缺点所做的批评，还要感谢她对于我这一代人没有做好，失职失责，以至“台独论”猖狂，民族团结的展望受挫之时，在台大那样一个民族分离派占统治地位的学园，一个人挺身而出，理论和风格上都较好地提出了“台独”批判，很好地继承了台湾历史上光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当然，这感谢之情，含着一份对自己的羞惭与自责。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7）
其实，不必羞惭，也勿需自责、陈映真展开的新一轮斗争证明，他和他的《人间》派的战友们，仍然是反对思想文化界“台独”逆流的中流砥柱。
这使人想起来，1988年1月3日的《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上，陈映真发表的《一九九八台湾文化新貌》一文。那是一篇预测10年以后的文章。陈映真曾经预测，那以后的十年，“在两岸文化交互影响下，大陆文学、艺术、文化和学术，将对台湾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引发年轻台湾文学、艺术和知识界的省思——再创造的运动。”“一九五○年，在‘冷战——民族分裂’的结构中与全面受到美日文化支配的台湾文化，重新编入中国近现代文化圈。因此台湾分离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在一九九八年顷，应趋于弱化。”这实在又是太善良的一种愿望。现在，陈映真看到了“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他愤怒了，决心团结战友，组织火力，投入反“台独”的战斗了。
这时，除了陈昭瑛，从1994年起，在台湾，也有年轻的学者开始对“台独”派的论述霸权提出了挑战。比如《岛屿边缘》杂志的陈光兴，就在1994年7月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7期上发表了《帝国之根：次帝国与国族国家的文化想象》一文，针对杨照在1994年3月2—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的《从中国边陲到南洋的中心：一段被忽略的历史》一文，评判了杨照的“南进论”，并进一步提出台湾资本主义“南进”的“次帝国主义的性质”。又比如，1994年12月，同季刊社举办了创社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中，就出现了针对性强烈的批判“台独”派政治、经济、文学论述的论文多篇。对此，陈映真说：“敏锐的人们预感到一场论战的风雨欲来，引人关切。”
陈映真新创办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在1998年冬季，就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周年组织刊发了一个专题《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包括四篇论文，即：
施淑的《想像乡土•；想像族群》；
林载爵的《本土之前的乡土》；
申正浩的《回顾之前•；再思之后》；
曾健民的《民众的与民族的》。
此外，《丛刊》还发表了“文献”——陈正醍的《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田中宏的《与台湾乡土遇合时的种种》，高信疆的《探索与回顾》。两份座谈会的记录：《艰难的路，我们一道走来……》、《情义与文学把一代作家联系在一起》。《丛刊》上另外还发表了两篇批判文章，一篇是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一篇是陈映真署名石家驹的《一时代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原来，1997年10月19日，以曾健民任会长的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台北举办学术讨论会，纪念乡土文学论争20周年。除了前述施淑等4篇论文，还有亭、黄琪椿、吕正惠、陈映真等人的4篇论文。同时，由当局文建会出钱，春风基金会出面主办了另一场研讨会。会上，陈芳明抛出了《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一文，王拓也抛出了《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一文。曾健民、陈映真就是分别对陈芳明、王拓的文章展开批判的。
这又是一次对峙，又是一场论战。
施淑等人的论文，重在从20年前的论争历史回顾中指出“乡土文学转移本土文学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祖国”的认同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
两份座谈会的纪录，意义是在于，当年参加论争的战友们，陈映真、毛铸伦、周玉山、高准、吴福成、施善继、钱江潮、黄春明、陈鼓应、尉天骢、詹彻、王晓波等人，通过回顾历史，畅叙友情，更加坚定了从事新一轮反“台独”斗争的决心，鼓舞了士气。
这里要说到曾健民。
曾健民在《民众的民族的》一文里，对于乡土文学论战的精神和70年代思潮精神作了新时期的再确认。他从历史的现实主义出发，把乡土文学论战放回到70年代的台湾社会结构中来观察，具体分析了它产生的历史性、社会性基础，阐明它在70年代的具体的社会状况中的时代意义，标举它在历史的制约与发展中提出了哪些突破性的、进步性的观点，同时，也试图阐明，是怎样的历史与社会的结构性力量，阻挡了它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的道路。而这一切，曾健民强调，“应该是回顾乡土文学论战中的现实课题”。
曾健民批判“台独”的战斗精神，特别表现在《反乡土派的嫡传》一文里，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七批陈芳明的〈历史的岐见与回归的岐路〉》。曾健民的“七批”是：一、陈文前提的虚假性和内容的虚构性；二、为当年参战者“穿衣戴帽”的剧情大要；三、彭歌等人在论战中是“右派民族主义者”吗？四、替王拓“改容易面”；五、改造叶文的观点（指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六、诬蔑陈映真；七、日据期台湾的左派抗日组织，从来没有一个团体是以中国意识为基础吗？曾健民深刻批判了陈芳明的种种谬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陈文的兴趣并不在讨论乡土文学，当然也不在讨论乡土文学论战本身。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以避开讨论论战的本体，藉分离主义的两大标准——台湾史观与台湾认同观，来检查乡土文学论战的参战者的思考，扭曲参战者的言论、思想，进而将乡土文学论战虚构成一场以分离主义文学论与民族主义文学论对决为主的论战，这也是陈文的主要策略。其目的在掏空论战的核心、转化论战的本质。虚构乡土文学论战的统独成分，在不著痕迹中伪造分离文学论在乡土文学论战的在场证明，进一步据有论战的历史果实，据此朝向树立分离主义文学论的道统。
用令日的分离主义的政治观与愿望来任意涂写台湾历史，已是当下分离主义者的历史论述的主要特征，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迅速建立新国家的历史想象与认同。在这方面，它与戒严期国民党政府的历史教育作风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历史的嘲讽莫过於此。台湾历史的真像，反覆地被重层的权力者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涂抹，思及此，则不禁怅怅然。
总之，陈文的性格基本上是否定乡土文学论战的精神、解体乡土文学论战的具体历史的；就这一点来说，它与当年的反乡土派的性格相近。然而，像陈文一样，对论战参与者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的变造方面，当年的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