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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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陈文的性格基本上是否定乡土文学论战的精神、解体乡土文学论战的具体历史的；就这一点来说，它与当年的反乡土派的性格相近。然而，像陈文一样，对论战参与者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的变造方面，当年的反乡土派中倒是鲜少见到。以彼等在现实环境中所处的文化霸权地位为靠山，恣意检查乡土派的言论，公然检举乡土派的思想忠诚问题，像这样的作风，两者却颇为类同；只不过，一者是以“反共”为绝对标准，检举乡土派为“中共同路”；另一者，则是以分离主义的史观与认同观为绝对标准，来检举乡土派的民族主义者为“中国的同路人”。两者间的嫡传关系竟如此鲜明，不禁令人深思。
陈映真批判王拓，是王拓其人从左翼统一派立场转向多年后，统派第一次对他扮演过一定的理论角色的乡土文学论战，作了评价和结论。陈映真以为，以王拓的《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一文为分析的批评的对象，“有典型性，也可概及其余台独文论”。
陈映真批判了王拓的“文学台独”主张弃却现实主义，放弃乡土文学论的美日帝国主义论，从反帝民族主义立场走向反民族、反中国、亲帝、反共反华的“（台湾）民族论”等等谬论，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是台湾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是对反动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的一次颠覆；是台湾思想史上的第三波民族与阶级解放运动，那么，八○年代以迄於今日的台独反共、亲美、亲日、民族分裂固定化、脱中国……的思潮，无疑是从七○年代乡土派进步思潮的一个倒退、反动、右倾和保守化。从前进的乡土文学论向反动的“本土文学论”的逆转，便是这个政治、意识形态大逆转潮流中的一股波浪。……对自己的民族、民族文化和血肉同胞，是怀抱自豪和深厚的认同与深情厚意，还是站在殖民者立场对自己的民族、人民和文明抱着鄙视、否定、抹杀甚至憎恶，标志着解放与奴隶化、斗争与臣服、前进和倒退反动的不同价值与立场。
七○年代王拓思想和李乔、宋冬阳、陈树鸿们最大、最尖锐的不同就在于强烈的祖国指向与“祖国丧失白痴化”的不同。因此，李乔、宋冬阳和陈树鸿们不是七○年代的王拓思想的什么“延伸”、“发展”、“加强”、“相承”和“纯粹化”——而是其反动，断裂和倒退。
而《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王拓，也不是七○年代的王拓的“延伸”、“发展”、“加强”、“相承”和“纯粹化”——而是其转向、反动、断裂和倒退！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
歪曲台湾新文学发展历史为“台独”寻找根据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
历史常常被它的不肖子孙肆意篡改。
“文学台独”就是常常用他们的分离主义去诠释台湾新文学史上的重大的史实，从而歪曲真相，给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蒙上了一层灰尘。曾健民说过：“分离主义者惯用暧昧的没有具体历史与社会内容的话语，来掩盖史实，扭曲历史意义。”（曾健民：《反乡土的嫡传》。《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8年冬季号。）然而，历史的真面目，任凭它灰尘再厚，也只能被遮掩一时，而无法根本改变。
这里，我们就四个问题，拆穿“文学台独”的谎言。这四个问题是：台湾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团体的目标；台湾新文学的源头；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论争；1947—1949年在《新生报•；桥》上的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问题”的讨论。至于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文学台独”论者也多有歪曲，在上面批判“本土化”、“自主性”、“主体性”时，我们已有澄清，这里不再重复。还有一个“皇民文学”的问题，“文学台独”论者更是大做翻案文章，我们留待后面专门论述。
（一）关于台湾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团体的目标
陈芳明在《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文里说：“客观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九一九年，林呈禄、蔡培炎、王敏川、蔡式谷、郑松筠、吴三连在日本东京筹组‘启发会’时，就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主张。日后的政治团体，如一九二七年的‘台湾民党’，便揭示‘期望实现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之主张；同年的‘台湾民众党’也高举‘本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革社会制度之缺陷’之旗帜。这些右翼组织，全然是以追求台湾人的自治为终极目标。至于左翼团体如共产党者，则进一步主张‘台湾独立’。”
众所周知，观察、认识历史问题，必须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主义要求我们分析、认识问题，一定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现在，我们考察日据时代的台湾民众的组织问题，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台湾。所以，在台湾新文化运动中先后成立的“声应会”、“启发会”、“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等社团，以及后来成立的“民党”、“民众党”、“共产党”等政党组织，他们反抗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日本殖民主义当局的。他们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是推翻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要求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以求对于日本国的自治和“独立”。这种阶段性的目标，并不意味着他们像今日的陈芳明等“台独”势力一样，反中国，并最终“独立”于中国之外。相反，他们最后是要回归祖国的。
比如，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在割让台湾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出于抗日的需要，以丘逢甲、唐景崧为首的抗日武装力量成立了台湾人民抗日临时政府“台湾民主国”。他们也不曾割断与祖国的血脉联系。唐景崧在就任大总统时即发表宣言说：“独立”后之台湾，“仍应恭奉正朝，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②见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台北帕米尔1985年版。）当时发表的《全台湾绅民致中外文告》也说：
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拥戴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处理。②
很明显，“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只是抗日的权宜之计，抗日并要求回归祖国才是斗争的目的。
又比如，“新民会”成立后，他们先后派遣了蔡惠如、林呈禄等返回祖国大陆，与中国国民党接触，及时吸取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革社会的经验。在“新民会”的影响下，返回祖国求学的台湾青年日益增多，而且直接受到大陆学生运动的启迪。在祖国各地读书的台湾青年相继组织社团，以求联络同志，积蓄力量，待机返回台湾，和祖国同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北平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台湾自治会、台湾同志会、厦门台湾同志会、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中国同志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都是这样的团体。
这里要提到一本日本殖民当局出版的《台湾警察沿革志》。它是1932年日本警察当局对日据台湾以来，一切台湾人民抗日运动的分析、研究与总结的书。，由台湾总督府警察局编定这本《沿革志》写道：
关于本岛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其属于汉民族系统。汉民族向来以五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为荣，民族意识牢不可拔。虽已改隶四十余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等各个方面仍沿袭旧貌，由此可见，其不轻易抛除汉民族意识。且其故乡福建、广东二省又和本岛只有一衣带水之隔，双方交通频繁，且本岛人又视之为父祖茔坟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此实为本岛社会运动勃兴之原因，依此检讨，则除归咎其固陋之民族意识外，别无原因。但这亦显示在本岛社会运动的考察上，民族意识问题格外重要。
可见，连日本殖民最高警察当局也承认，台湾岛“社会运动勃兴之原因”，乃是台湾民众“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这样的“不争之事实”，到了今日，竟然被“文学台独”势力颠倒黑白，恶意扭曲，以至于完全抹杀了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最终指向是回归祖国的目标，是绝对不容许的。
在这部《台湾警察沿革志》的序文中，日本殖民当局还特别提到邱琮指导下的“台湾光复运动”以及“意图以武力革命使台湾复归支那”的民众党事件，还有和大陆国民党人取得联络，在岛内进行武装起事的“众友会”案，等等。这些连日本警察当局也不敢否认的事实，今日的陈芳明们却矢口否认，这就不是什么文学观念的问题了。
陈芳明们不会不知道1936年轰动台湾的“祖国事件”。那年3月，林献堂随台湾《新民报》赴内地考察，他在上海的欢迎会上的致辞中有“林某归还祖国”的话。5月，《台湾日日新报》“揭发”了这件事，对林献堂大张挞伐。日本驻台湾军部荻州立兵参谋长嗾使日本流氓卖间，于6月17日在台中公园一个集会上殴打了林献堂，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公愤。今天，我们以“祖国事件”为镜子，比照一下陈芳明们，这些中华民族历史的不肖子孙真该羞愧得无地自容才是。比起林献堂这样的前辈先贤的祖国观念来，陈芳明们真该看到，当年日军参谋长不能如愿的企图——割断台湾人民与祖国的血脉，竟然今日能在陈芳明们的身上得逞，这是何等的悲哀。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2）
（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源头
1984年到1987年，叶石涛在《文学界》上分期刊发和结集出版他的《台湾文学史纲》时还承认：“在台湾新文学起步的这个阶段，我们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台湾的白话文运动便是在大陆五四运动的刺激下开展的。”他还承认，当时，“拼命地介绍大陆文学革命的内容和理论”的张我军，“把台湾新文学视作整个大陆文学的一环”，“由长远的历史来看”，“有它的道理”。然而，要不了几年，叶石涛要篡改历史了。1996年，叶石涛在他交由《文学台湾》杂志社出版的《台湾文学入门》一书的《序》里表白说，那本《台湾文学史纲》写成于“戒严时代”，他顾虑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得不谨慎下笔，言不由衷，无法把他认定的台湾文学史上曾经产生的强烈的自主意愿阐释清楚。现在，随着“政治压力减轻”，他要“较轻松地表达”自己的台湾文学的“新观念”了。于是，在《入门》一书的正文里，叶石涛对他的“新观念”公然作了如下的表达——就“新文学而言，从1920年代到90年代的台湾文学已有70多年的历史……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
叶石涛对台湾新文学起步阶段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历史结论的篡改和颠覆，受到了他的文坛“台独”同伙的夸奖。1999年，在“叶石涛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芳明就提交了题为《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观之建构》的文章，吹捧叶石涛的这一文学史观“正日益显露他重要而深刻的文化意义”。随后，集结讨论会的论文集《点亮台湾文学的火炬》时，《文学台湾》主编彭瑞金，则在文集的《代序》里吹捧叶石涛的文学史观“已然是台湾文学建构的一块不能或缺的础石。”
而陈芳明和彭瑞金，早在1987年7月28日，就对谈过文学史的撰写问题。陈芳明就说：“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主张。彭瑞金则公然认定，这种主张是“带着台湾文学去异化为中国文学”的一种“自我扭曲丑态”。到了1999年8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第178期上发表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就抛出了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篡改内容了。陈芳明的谎言是，1895年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政经文化连系产生严重的断裂”，“台湾社会的传统汉文思考……逐渐式微，而终至没落”；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新文学才开始孕育酿造”。他所强调的，仍然是“接受日本殖民者”的影响。
现在，在台湾新文学发端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拆穿叶石涛、陈芳明、彭瑞金的谎言了。
台湾新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这是谁也篡改不了的历史。这篡改不了的历史事实是：
第一、1915年开始的大陆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也是一个以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为根本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继续获得巨大发展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划时代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最终致使中国代表团于6月28日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于是，风云际会，20世纪最初一、二十年的那一代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五四爱国运动的鼓舞下，深受“科学”、“民主”两大口号的启示，也深受“文学革命”的激励，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掀开了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新的一页。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
1919年秋，在东京的一群中国青年，台湾方面的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联络内地方面的中华青年会的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等，为声援响应五四运动，取“同声相应”的意义，在东京成立了“声应会”，这是台湾留学生组成的第一个民族运动团体。同年末到1920年1月，林献堂、蔡惠如又先后组织了“启发会”和“新民会”。“新民会”仿照祖国大陆的《新青年》，于1920年7月16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台湾青年》。总编辑林呈禄以笔名“慈舟”发表《敬告吾乡青年》一文，鼓励台湾青年“抖擞精神，奋然猛省”，“考究文明之学识，急起直追，造就社会之良材！”创刊号还有卷头辞告白于天下，号召台湾青年奋起赶上新潮流，积极吸取、借鉴新思想，“自新自强”以达到中华民族解放、复兴的目的。这，正是新民会、《台湾青年》指导当年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思想。
此后的十年里，台湾发生的重大的政治活动，比如1921年10月17日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1923年2月21日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以及新台湾联盟、台湾民党、台湾民众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等等，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与“新民会”有关系，“新民会”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台湾民众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了。
“声应会”、“启发会”、“新民会”，先后都在日本东京成立，而且“新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