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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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m尾的韵母am，iam，im相当于an，ian，in，还有，入声韵的对应是：ap—a、ia、，iap—ie、，ip—i、，at—a、ia、ie、，iat—ie、，it—i，，ut—u、y、o，uat—o、uo、ye、ie，ak—o、uo、ye，k—u、o、uo，ik—ye、yu， I k—i、等等。当然，声调的调类及调值也有整齐的对应。而在语言系统中处于最稳固的语法方面，无论词法还是句法，闽南次方言就更难以脱离它所属的汉民族共同语言了。就是最为活跃的词汇，除了“秋千”叫“千秋”、“蔬菜”叫“菜蔬”、“母鸡”叫“鸡母”、“上面那个”叫“顶个”以及“桌仔”、“戏仔”、“戆仔”还有其他一些小异，“大同”也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这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汉语，自秦始皇“书同文”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书面形式——汉字，在紧紧地维护着民族语言的统一，使得它自古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分裂。就是这样一种“不离其宗”的闽南次方言，或者闽南话，今日台湾岛上之“台独”势力，硬要说成是不同于汉民族共同语言之“宗”的一种独立的“民族”的、乃至于“国家”的语言，除了说明他们对于民族、历史、语言、方言等等的无知，就是他们由政治阴谋驱使而堕落到数典忘祖的可悲境地了。
童伊长文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针对台湾岛上有关汉语拼音问题的闹剧而写的。童伊说：
时下，台湾岛上的“台独”势力弃置汉语拼音方案不用，而采用“通用拼音法”，并生造一些怪字拼写实为“闽南话”的“台湾话”，还用来创作“台湾文学”，……这表明，“台独”势力碍于岛内、大陆及国际上的种种压力，一时还不敢于公开宣布台湾“独立”，就改变策略，而在众多领域其中包括文化、文学和教育领域，割断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血脉和纽带，由政治上的“明独”衍生出了文化、文学和教育领域里的“暗独”。不可为，而执意为之，如此一意孤行，还说明，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记取历史的教训。
人类社会史上，即使是统一的国家里，不同的民族语文拥有自己的书写符号——文字，实属正常。而同一民族的语言，在已有的文字之外再造一种文字，以示分裂为二，却没有先例可循。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先例。至于，汉语发展的历史上，倒有借用汉字形式另造文字以示分裂国家之独立的，也有另造别的文字用以译写口头上活的汉语的，可惜都没有成功，都生命短促而没有存活下来。这样的历史，“台独”势力不应该忘记！
至于汉语拼音，“台独”势力同样不应该忘历史。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8）
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童伊在文章里回顾了汉语拼音问题的历史过程。童伊写道：“在中国，在历史上，利用拼音的方法阅读并译写汉字，有三个方面的任务，即：进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以便普及教育；推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以便统一语言；进行汉字改革和汉字拼音化的研究与试验工作。制定拼音方案是这中间的一项最主要的任务。最早，是在17世纪初叶，明代万历年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开始用罗马字母拼注汉字读音，酝酿出了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留传下来的，有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sa TrigauIt）的方案。利玛窦只残留下4篇注音文章，1605年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书》一书已经失传。罗常培根据这些文章里的387个不同音的注音字给他归纳出一个方案。金尼阁的方案，保存在他1626年于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资》一书里。国内学者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龚自珍等人都受他们影响对拼音文字进行了研究。18世纪早期，清雍正年间，闭关政策妨碍了第一批拼音方案的传播。一百多年之中，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工作一度沉寂下来。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海禁大开，西方列强势力步步深入，较之明末清初，通商传教都要频繁得多。在传教活动中，一些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陆续把圣经译成各地口语，一部分地区的译语就用罗马字母拼写出来。这些用罗马字母拼音的方言文字就是所谓的‘教会罗马字’。当时，在南北各地，这一类‘教会罗马字’都曾大量出现。与此同时，专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华语课本和华语字典也大量出版，其拼音法式进一步尝试了汉语拼音的方案。随后，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进一步半封建半殖民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从1892年到1911年，即清朝的最后20年，发生了一场‘切音字’运动。这‘切音字’运动，就是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运动。1892年，卢戆章在厦门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揭开了这个运动的序幕，出现了第一种切音字方案。这方案，恰恰就是拼写闽南次方言的方案。此后，在‘言文一致’和‘统一语言’两大口号的驱动下，出现了28种（现存27种）拼音的方案。这一阶段的最后一种，是郑东湖在1910年出版的《切音字说明书》。28种方案中，比较著名的还有蔡锡勇的《传音快字》，陈虬的《新字瓯文七音铎》，刘孟扬的《中国音标书体》，马体乾的《串音字声韵谱》，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杨琼、李文治的《形声通》，田廷俊的《数目代字诀》，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简字谱录》等。这中间，用拼音方案拼注什么语音，人们曾经作了不懈的探索。卢戆章曾主张把南京音作为‘各省之正音’，把拼写南京话的切音字作为全国‘通行之正字’。章炳麟还曾主张‘以江汉间为正音’，用武汉话作为南北通行的话。此外，王炳耀拼写粤东话，陈虬拼写温州话，朱文熊拼写苏州话，倒也提出了最后以拼写北京话为目的的思想。当然，更多的人已经明确地要求推广北京语音了。其中，王照是制订和推行‘官话’拼音方案的一员主将。‘国语’一名，就是他在《官话合声字母》的1903年重印本里提出来的。首先响应王照的是吴汝纶。1902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就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建议推行这个方案。而贡献最大的是劳乃宣。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贡献。1910年的资政院议员会议上，庆福等人联名呈送的《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江宁程先甲等45人的《陈请资政院提议变通学部筹备清单官话传习所办法用简字教授官话说帖》，也都建议推行这一方案。1911年，‘中央教育会议’终于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拼写方言的方案终于没有了法统的地位。在28种方案中，人们还在拼音方法和拼音字母形体上作了多种实验。在拼音方法中，‘双拼制’较之‘三拼制’、‘音素制’影响更大，占了绝对优势。而字母形体，在拉丁字母、速记符号、汉字笔划、数码及自造其他符号四大类中，则以汉字笔划式方案成为主流。”
随后，进入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童伊继续介绍说：“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卢戆章、王照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以章炳麟方案为基础的‘注音字母’。1918年11月，这一方案由教育部正式公布。此后的40年里，这套‘注音字母’对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清末20年‘切音字’运动的直接发展和继续。然而，这套‘注音字母’，拼写符号形体及拼写方法都还难以与世界接轨，不利于国际交流。一班志士仁人复又继续努力探索新的方案。其间，包括30年代瞿秋白的巨大努力，40、50年代吴玉章等人的巨大努力。其结果，便是1958年2月11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颁布执行《汉语拼音方案（Chinese Phonetic System）》。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先是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中设立‘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1952年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会中设立并提出‘中国文字拼音方案’的‘拼音方案组’。这个组，几年内拟订了好几种以汉字草书笔画为字母的民族形式拼音方案。1954年12月，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以黎锦熙、罗常培、丁西林、韦悫、王力、陆志韦、林汉达、叶籁士、倪海曙、吕叔湘、周有光为委员，在民族形式字母方案之外，研究制定采用拉丁字母的方案，最后确定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1956年2月，这个方案的第一个草案发表。经过征求全国意见和国务院‘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1957年10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又提出了修正案。这就是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一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后，立即推广执行。1977年9月7日，联合国在希腊雅典召开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推荐用这个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出通知，以‘汉语拼音’的拼写方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中转写中国人名和地名的国际标准。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国际标准ISO7098《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规定拼写汉语要以汉语拼音为国际标准。”
回到眼前，针对台湾当局导演的拼音方案闹剧，童伊写道：
现在台湾岛上少数人，硬是将汉语拼音方案中的“q”、“x”、“zh”三个声母改为“ci”、“si”、“jh”，故意制造差异。比如，把“秦、肖、朱”三姓的“qin、xiao、zhu”的拼写改为“cin、siao、jhu”的拼写。这造成了不同于拼音方案的10％的相异之处，衍生出大量词汇拼音的差异，造成大量的混乱。结果，弄出一个怪怪的“通用拼音”来，让全中国的人读不懂，也让外国人接受不了。还让台湾在信息资料转换和搜寻上无法与国际社会沟通。甚至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世界各国，都会因护照上拼写姓名之混乱而拒绝台湾的部分民众入境。这真是十分愚蠢的。
其实，纵观汉语汉字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风云，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和颁行的漫长的历史道路，台湾岛上把“语言”问题当作救命“稻草”来搞“台独”的少数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少数人自作聪明的种种伎俩，都是难以和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相匹敌的。试问，古往今来，哪有在语言文字问题上，乃至其他文化问题上，改变了历史，也推翻并改变了国际社会的现状的？如若不信，孤注一掷，岂不成了蚍蜉撼大树！
奉劝台独诸公切记，割断闽南话和汉民族共同语言的血脉，妄图用“台湾话”取代“国语”，割断闽南话的拼写和汉语标准语拼写的血脉，妄图给“台湾话”另造文字，都是历史已经证明完全行不通的一条死路。既如此，还要如此割断历史，除了证明诸公之冥顽不化，就只有一个结论了，那就是，诸公割断历史，就是彻头彻尾地背叛了我们中华民族。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1）
在构建台湾新文学的体系中为“台独”张目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
近20年来，“文学台独”的分裂主义言论和行动，又一个集中的表现，是在构建台湾新文学史的体系中为“台独”张目。
文学史是什么？文学史是有关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就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历史而言，对其作科学的研究，将研究成果体现于一部科学的史著，其衡定的标准，应该是：在大量真实、有史学意义的各种史料的综合运用的基础上，尽可能真切地描述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情景，尽可能正确地阐释台湾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尽可能准确地揭示台湾新文学发展中的各种规律，尽可能清晰地预见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前景。这种描述、阐释、揭示和预见，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是理智的，又是情感的；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其间，生气灌注的是主体——文学史家的主体精神和当代意识。它表现在，史著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写多写少，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其实质，乃是谁来写，用什么观点来写，用什么方法来写，写成什么样。这是什么？这首先是文学史观、文学史方法论和文学史价值判断标准的问题。
鉴于此，“文学台独”势力一直都在抢占这个领域和阵地，企图建构一个为“台独”张目的台湾新文学史的体系。
让我们先看在构建台湾新文学史问题上，“文学台独”的恶性发展。
最早，还是叶石涛发表于1977年的那篇《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叶石涛在文章里谈了五个问题，即：“台湾的特性和中国的普遍性”、“台湾意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下的台湾”、“台湾乡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道路”、“台湾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这是叶石涛对于台湾新文学发展史所作的一个纲领性的思考。除了把整个台湾新文学都叫做“台湾乡土文学”，叶石涛掩藏在其中的文学史观念，就是新分离主义，即，他一边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承认“始终给台湾带来重大影响的是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的中华民族”，一边又强调和中国大陆文化交流的“断绝”，强调台湾“异于汉民族正统文化的地方”。叶石涛说：“由于台湾孤悬海外，有时与中国大陆的文化交流断绝，因此，难免在汉民族为主的文化里，搀和着历代各种遗留下来的文化痕迹。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台湾的社会、经济、文教、建筑、绘画、音乐、传说，便处处不难发现富于异国情趣，有异于汉民族正统文化的地方。在这孤立的情况下，则各种文化熔于一炉的过程中，台湾本身建立了不同于中国大陆文化的浓厚乡土风格。……当我们回顾台湾乡土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它的根源以及特殊的种族、风土、历史等的多元性因素。毫无疑问，这种多元性因素也给台湾乡土文学带来跟大陆不同的浓烈色彩，朴实的风格，丰富的素材，以及海中岛屿特有的，来自遥远国土的，像黑潮一样汹涌地流进来的崭新异国思潮影响”。还要指出的是，叶石涛在这里说的“来自遥远国土的，像黑潮一样汹涌地流进来的崭新异国思潮影响”，是暗指“日本文学”影响的。在这篇文章里，叶石涛把对于“不同于中国大陆文化的”、“有异于汉民族正统文化”的认同，叫做“台湾意识”。后来，这“乡土”到“本土”，“台湾意识”到“本土意识”，直到“本土化”、“主体性”、文学“独立”，便成了“文学台独”势力的纲领。
如前所述，叶石涛这篇《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立即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的批判文章《“乡土文学”的盲点》，阐释的正是“统派”的文学史观。陈映真在指出叶石涛的文学史观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的同时，指出：
是的。放眼望去，在十九世纪资本帝国主义所侵凌的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上，一切抵抗的文学，莫不带有各别民族的特点，而且由于反映了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