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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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无不及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该书的《绪论》里，游胜冠说到他研究的动机与目的，首先从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说起。他说，“当台湾社会因为特殊历史因缘，分裂为‘台湾’、‘中国’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时，台湾文学的‘台湾’自我——本土论与‘中国’文学论的对话就一直在相应的时机出现，争执谁才是台湾文学的真正自我。……我们觉得台湾文学‘台湾立场’与‘中国立场’之争，带给台湾文学负面的影响终究要多于正面的，立足点的游疑不安，一直都是台湾文学不能扎根本土，厚厚茁壮的主因”。游胜冠以为，这种“论争虽然涉及诸多议题，但却可以归结到‘台湾文学的定位’这个母题之上，而‘台湾文学’如何定位之所以迟疑不决，难以形成文学界的共识，则台湾与中国分离的历史经验，以及目前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何去何从，这个台湾前途问题之上。面对诡谲多舛历史命运的台湾人，一直以不同立场、不同期待，追问台湾往何去？台湾人的出路在那里？的问题。不同的解答来自一定的历史意识、现实考虑，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也形成了意向不同的台湾文学观。既然同是台湾的一份子，谁都有权表达对自己的未来的意见……站到文学立场来看，所谓的中国立场相较于台湾立场来说，是偏离了台湾现实，此处所谓的‘台湾现实’，意谓：1、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现实；2、所谓‘中国’已有中国大陆作为代表的现实；3、台湾文学只反映了台湾社会的现实。从这三种‘现实’考虑，本土论以台湾定位台湾文学是符合台湾历史现实的作法，不管台湾未来是不是与中国统一，台湾文学作为台湾社会的产物，既然现实上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台湾当然就是台湾文学唯一的立足点，也唯有‘台湾’可以概括它，以眼前台湾现实上掌握不到，而事实上中国大陆又取得代表权的’‘中国’支配台湾文学的发展，我们觉得是并不切合现实。”由此，游胜冠说，他作这种研究，是要“在台湾前途不定、台湾文学定位不明的迷乱中，以前人的经验智慧结晶，厘清台湾文学的走向。限于个人时间、能力、兴趣及论文的篇幅，本文只能以台湾文学本土论作为关照台湾文学的起点，本文，除了致力追溯战前台湾新文学运动推动以来，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发展历程，从两结（著者按，即‘中国结’与‘台湾结’）的文学论争的探讨中，呈现本土论的理论内容外，也希望能进一步剖析，台湾文学本土论与台湾日据后翻覆乖舛的历史，台湾人寻求台湾出路的构想之间的关系。”　　　　
　　　　可见，他是十分自觉地把“文学台独”的文学史建构工作和政治上的“台独”联系在一起，要为政治“台独”张目的。　　　　
　　　　游胜冠对“台湾文学”、“本土论”还作出了自己的理论界定。什么是“台湾文学”？游胜冠说：“为与大陆的‘中国文学’有所有分别而提出的‘台湾文学’，既是分别两岸文学而提出，除了是以地理上的‘台湾’来指称此地产生的文学，当然也肯定台湾文学，在台湾与中国分离的特殊历史经验中，已发展出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而且也承认台湾新文学是日据台湾新文学推动以来，在台湾这个社会进行的文学活动的总称。因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个内涵不同的范畴，所以，以‘台湾文学’这个概念指称台湾的文学。”　　　　
　　　　什么是“本土论”？游胜冠说：“本土论是伴随文学本土化运动而来的文学论。文学受一定时空条件的制约，是在‘本土’进行的文学活动就应该呈现一定的‘本土性’。‘本土化’是相对‘外来化’而成立的，也就是说，一地的文学若是自然发展，文学的‘本土性’应该不虞匮乏，当然也没有刻意强调‘本土性’的必要。但若在外来文学强势冲击下，丧失对本土文化的信心，使得本土文学‘外来化’，减损了应有的‘本土性’。那么，经过一定历程的摸索、觉醒、寻找文学本土自我，反外来文化帝国主义支配的‘本土化’动向，就会随着本土意识的觉醒而兴起。‘本土化’常常是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反殖民、反支配运动的一环而兴起的。”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6）

　　　　什么是“台湾文学本土论”呢？游胜冠的荒唐解说是：“伴随文学本土化动向而来的本土论，是反外来文化的支配，对文学本土化相关命题的申论。台湾文学因为社会内部认同意识的分歧，自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开展以来，即存在回归‘中国’或‘台湾’本土的争执，战后，文学界经过几次台湾文学论战，大致上，是以本土化论专指站在台湾立场进行的文学本土化运动，至于民族主义站在中国统一立场所倡导的台湾文学论，虽也强调反帝的本土化走向，但因台湾目前独立于中国之外，民族文学论回归的是和台湾相对立的中国，台湾现实上并无‘中国’可回归，所以本文，不将统派民族文学论的反帝本土论，视为台湾文学的本土论。另一方面，因为日据以后的台湾历史，一直有两岸政权及中国民族主义者主张两岸统一，在这种政治意识型态的宰制下，民族文学论乃将中国立场绝对化，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支流，并据以支配台湾文学走向，这些论调，在本土论者看来，也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中国’事实上也成为台湾本土化所要对抗的对象，所以，台湾文学本土论所谓的‘本土文学’、‘本土化’除了相对于日本、西方等外来文学而成立之外，主要也是相对海峡对岸的‘中国文学’而言的。”　　　　
　　　　走在这样一条“文学台独”的歧路上，游胜冠研究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只能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游胜冠在全书的《结论》部分就说：“从台湾内部多族群的角度来看，所谓‘台湾意识’、‘中国意识’的纠葛，其实只是汉移民的问题，对岛内的原住民来说，并无这种意识纠结的困扰。但因为台湾的历史，一直在汉移民的汉人中心意识主导下发展，所以，‘台湾立场’与‘中国立场’的对抗，一直贯穿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史，即使‘多族群互为主题’的台湾立场提出后的九○年代，中国文学论者仍然在汉人中心意识的作用下，以‘中国立场’对抗本土论者的‘多元主体的台湾立场’，既然这是个历史事实，也是目前仍未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考察这段历史过程，探究两种意识型态所以从台湾社会产生的缘由，以及从台湾与中国分离的这个现实来考量，在哪一种意识型态的主导下发展，能带给台湾社会最大利益，对台湾文学最有助益。考察台湾文学的发展史，台湾新文学运动自推动以来，曾兴起两次文学本土化运动，为什么战前、战后一再兴起文学的本土化运动？战前的日本同化政策、战后因国民党依附美帝，西方外来文化强势侵入，使得台湾文学丧失了民族性、自主性，固然是本土论兴起的主因。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本土论者眼中，‘中国文化帝国主义’却是使台湾文学失去主体性主要的力量，在回归台湾社会现实的本土立场中，通常倾向与‘中国’分离，建立自主的台湾文学。回顾台湾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文学本土化运动所遭遇最大的阻力，反而不是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日本、西方文化，却往往是台湾作家的‘中国意识’与‘中国立场’。从台湾割让日本，台湾在近代思潮的冲击下，台湾人开始安置台湾的地位、规划台湾的前景，台湾人心中重叠的‘台湾’——‘中国’认同意识，就开始他们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论争。战后，台湾短暂地在中国安置了四年，又因中共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地位，来台的国民党政府因为坚持中国正统意识，使台湾被固定在中国的内战结构中，与中国又对峙了四十年。虽然国民党与中共互争中国代表权，在台湾力求中国意识的普及，但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又陷入不知以‘台湾’或‘中国’自我定位的不安定状态中，‘台湾化’与‘中国化’的争议，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也从没有得到过永久性的结论。”　　　　
　　　　应该指出的是，游胜冠是十分张狂的。在这《结论》里，他公然叫嚷“台湾明明已独立在中国之外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却要受‘中国’这个名义的支配、剥削，面对这样荒谬的历史处境，岛内台湾意识高涨，台湾人民反‘中国’支配，反‘中国’对台湾的价值剥削，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意向当然越来越强烈。”他甚至公然煽动分离主义者们说：“一世纪来台湾与中国分多合少，台湾几乎是独立发展于中国之外。打从日据时代开始，台湾在与祖国隔绝的环境中，接受近代民族、民主、政治、社会进步思潮的洗礼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解脱祖国意识的羁绊，追求政治上、文化上台湾的独立自主，‘中国’就是台湾走向独立、自主最难摆脱、也最难克服的障碍。……‘中国’因此变成台湾各种本土化运动所要对抗的‘中国文化帝国主义’、‘中国霸权’，成为台湾、台湾文学追求自主、独立历程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文学台独”在构建台湾文学史问题上的这种恶性发展，终于引发了20世纪最后一两年的新一轮的统独大论战。　　　　
　　　　下面谈“二陈统、独论战”。　　　　
　　　　这一轮的大论战，是由陈芳明的挑衅引爆的。　　　　
　　　　原来，随着台湾的领导人在对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不断玩弄各种手法，台湾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台湾文坛有关台湾文学的性质、源流、归宿、地位问题之争，随着时局和政坛的变化，也波谲多诡，变幻不止。争论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把“乡土文化’、“本土化”蜕变为脱离统一的中国文学而“独立”的“台湾文学”，为“台独”张目。就在这股逆流里，沉渣泛起，陈芳明着手炮制一部《台湾新文学史》，放言“中国社会与台湾社会的分离”和“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分离”，并在1999年8月的《联合文学》第178期上发表了它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全文1。5万字。不久，陈映真在《联合文学》2000年7月的第189期上发表了3。4万字的长文《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对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作了严正的批判。8月，陈芳明又在《联合文学》的第190期发表一篇1。1万字的狡辩与反扑的文字《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再一次宣扬了分离的主张。对此，陈映真在9月的《联合文学》第191期上回敬他一篇2。8万字的长文《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继续对陈芳明的分离主张给予了科学的剖析和严厉的声讨。10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第192期上再抛出一篇1。8万字的《当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面具》，再作反扑。12月，陈映真在《联合文学》第194期上再发表3。5万字的长文《陈芳明历史三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再予陈芳明以痛击。人们把这叫做“二陈统、独论战”。　　　　
　　　　“二陈统、独论战”，首先围绕着台湾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一文中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强调为“一个重要议题”，显然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他称自己的观点是“后殖民史观”，其要点是：1、“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它“穿越了殖民时期，再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等三个阶段”。2、1895—194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时期”，是“殖民社会”。其时，“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政经文化连系产生严重断裂”。3、1945—1987年，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到国民党台湾当局“戒严体制的终结”，是“再殖民时期”。其间，1950年之后，发生了“中国社会与台湾社会的分离”。4、1987年7月解除戒严令之后，是“后殖民时期”。其中，1986年民进党建党是一个标志，它高举的是台湾脱离中国的“复权”旗帜。　　　　
　　　　陈映真的《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和《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两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对陈芳明的“离奇的社会性质论”的无知、混乱与黑白颠倒作了全面、深刻、彻底的揭露和批判。陈映真指出，陈芳明的逻辑，就是一种“台独派逻辑”，其用意十分明白，即：“1945年以后，‘中国人外来政权国民党集团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再’次沦为‘殖民地社会’。这苦难的‘中国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至台湾人李登辉继蒋家担任台湾总统为分界线，在没有任何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条件下，使台湾从中国帝国主义下解放，结束了‘再殖民’社会阶段！”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7）

　　　　在这里，陈芳明把二战之后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收复日本占领的国土台湾看作是一个“外国”的国家政府的再一次殖民地占领，完全是颠倒黑白、歪曲历史。脚踏中国的土地，姓着中国人的姓，叫着中国人的名字，说着中国人的汉语，用中国汉字写文章，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中国学生学中国文学，按中国人的方式和习俗生活，为什么这个陈芳明就不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而是把中国人看成是外国人，把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成是外国政府呢？陈映真指出：　　　　
　　　　基于他自己关着门炮制的“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史观”，陈芳明“建构”了一个把台湾社会史——从而是台湾新文学史——分割成“殖民时期”（1985年〔新文学则始于1921〕～1945）；“再殖民时期”（1945～1987）和“后殖民时期”（1987年迄今）这么一个三阶段论。前提既错，在这错误前提上“建构”起来的全“史观”的谬之千里，是自然的了。　　　　
　　　　陈映真还指出：　　　　
　　　　陈芳明把他的“史识”与“史观”，不无得意地标榜为“后殖民”史观。查文化思想概念上的后殖民论、一言以蔽之，是对于旧殖民地历史，以及旧殖民历史在“殖民后”社会中的文化遗毒，以及战后新的文化殖民主义对前殖民地社会和文化的为害，加以反省、纠弹、批判的思想。陈芳明的“后殖民”“史观”、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谓带来高度资本主义；通篇无一字涉及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以冷战辞语说中国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统治：把美国学园对台湾思想文化的支配说成自由化和多元化……把这样的洋奴“史观”说成“后殖民史观”，其实是对真正的后殖民主义的侮慢了，并且尖锐地表现出的台独论的后殖民意义。　　　　
　　　　陈芳明在开宗明义中说：“任何一种历史解释，都不免带有史家的政治色彩。史家如何看待一个社会，从而如何评价一个社会中所产生的文学，都与其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旨哉斯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确是各有各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而我们关于台湾各阶段社会性质以及相应的文学的性质，也与陈芳明在“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上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然而，理论问题毕竟主要地要通过知识的对错、逻辑的真伪、以及具体实践的合格检验。“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毕竟不能取代科学知识，否则就是一场知识上的灾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