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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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陈芳明还在《民进报》上发表了《文化上的称霸与反霸——旁观杨青矗与张贤亮的笔战》一文。凡此种种，都显得陈芳明想要在叶石涛之后为“文学台独”执牛耳了。
就在上述的几篇文章里，借着谈论文学史的编写问题，陈芳明除了继续鼓吹“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攻击“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统派主张，就是不遗余力地在文学领域里贩卖政治上的“台独”谬论，再以政治上的“台独”谬论为依据，回过头来兜售台湾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分离和独立的谬论。比如，陈芳明说，台湾是移民社会，中国移民到了台湾以后，无不是以全新的台湾人心态在开垦、生活的，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因地域、环境的条件与中国隔离而形成他们的特色，他们从有移民的念头，到如何在这块地方活下去，我相信没有一样是受到北京政府的指导、保护吧！”陈芳明又说，“基本上台湾一直是殖民地社会，殖民地社会的语言必然受到统治者的语言压迫，以官方的命令要殖民地人民放弃自己的母语，而使用统治者的语言。……在台湾，语言在日据时代便发生过紧张关系……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也同样造成了语言的政治紧张气氛。”这表明，陈芳明已经把台湾看作是一个移民社会、殖民地社会，早年的大陆移民台湾的中国人被认定为外国异民族的移民，国民党政府在40年代末的败走台湾被认为是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占领了。陈芳明一再宣称的是，“政治运动者与文学运动者，对岛屿命运的思考，果然都得到相同的答案与相同的结论”。他把“文学中的本土意识”与“政治里的草根精神”看作是“追求岛屿命运过程中的双璧”。陈芳明是在用自己一时还不敢公开标举的“两国”论提醒文学界的新分离主义者和“台独”势力，要拿起政治上的“台独”武器了。
其实，陈芳明一时还不敢公开标举却分明具有的“两国”论的“台独”主张，早在1984年就抛头露面了。那一年1月，陈芳明署名宋冬阳在《台湾文艺》86期上发表的那篇《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里就公开说过：“客观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九一九年，林呈禄、蔡培炎、王敏川、蔡式谷、郑松筠、吴三连在日本东京筹组‘启发会’时，就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主张。日后的政治团体，如一九二七年的‘台湾民党’，便揭示‘期望实现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之主张；同年的‘台湾民众党’也高举‘本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革社会制度之缺陷’之旗帜。这些右翼组织，全然是以追求台湾人的自治为终极目标。至于左翼团体如台湾共产党者，则进一步主张‘台湾独立’。”
到了1989年11月，陈芳明就明确提出“文学台独”要首先走向政治“台独”的主张了。当时，台湾前卫出版社印出了一本吴锦发写的书《做一个新台湾人》。书中，有一篇吴锦发对陈芳明的采访记录《故人迟迟归——访旅美作家陈芳明》。陈芳明对吴锦发说到，他自己在“2。28”事件之后，又接触到台湾立场强烈的《台湾政论》，还“受到台湾民主运动的冲击”，觉悟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只在文学上努力，只有文学，绝对解决不了台湾的问题。”陈芳明说：“我关心台湾，不能只满足于关心文学历史，还得关心政治事物，可是关心政治事物，又不能不了解历史文化……我得到一个结论：‘台湾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政治！’因为政治才是解决台湾问题最直接的途径。”
首先呼应陈芳明的就是彭瑞金。他在美国加州圣荷西陈芳明家中和陈芳明对话时，也赞成把台湾看作是外国移民的“移民社会”和殖民社会，赞成说“台湾语文充满移民和被殖民的痕迹”。不久，彭瑞金开始撰写《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这本书，于1991年3月由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出版，1992年印了第二次，1997年8月又由春晖出版印行新版。叙述这40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彭瑞金的归宿就是上述陈芳明早在1984年就借历史说出来的“台湾独立”。彭瑞金在这本书的新版《自序》里说得明白：“台湾无论作为一个民族或是作为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并且还应该优先被建构起来。七十六年前，台湾新文学发韧伊始，台湾先哲便著文呼吁，台湾人要想成为世界上伟大之民族，首先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学。”《自序》里，彭瑞金提到了1922年来到台湾的日本人贺川丰彦对文化协会成员说的一句话，即，“赶快建立属于台湾的文化吧！有了自己的文化，便不愁民族不能自决，民族不能独立”。彭瑞金说，这段史料，对于他的文学思考，“点亮了一盏明灯”。《自序》里，彭瑞金还提到，要“促使台湾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
彭瑞金在这篇《自序》里还说到了“台湾民族文学”的问题。这个以“台湾民族”概念建立的“台湾民族文学”，也是“解严”后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叫嚷得很厉害的一种论调。比如，1988年5月3、4日的《台湾时报》上，林央敏发表《台湾新民族文学的诞生》一文；7月9日—11日的《台湾时报》上，他又发表了《台湾新民族文学补遗——台湾文学答客问》一文。宋泽莱则在1988年5月15日由前卫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论文集《台湾人的自我追寻》一书里，抛出了《“台湾民族”三讲》和《跃升中的“台湾民族论”》两篇文章。他们提出“台湾民族文学”，就是为了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最后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优良的新民族文化”。而这种“新民族文化”、“新民族文学”，又是“与台湾岛的命运完全切合”的。所以，“台湾民族文学论”就是为了“独立建国”的政治目标而提出的。
彭瑞金在这篇《自序》里提到的“设立台湾文学系”就是要将大学里原有的中文系视同外国文学系。这是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从“乡土”、“本土”最后走向“独立的台湾文学论”的一个信号。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5）
当然，彭瑞金抛出为“独立的台湾文学”的谬论，也是早就有人在那里叫嚷了。比如，那个参加了1987年美州夏令会的林衡哲，早在1985年10月的《台湾文艺》100期上，就发表《台湾文艺百期感言》一文宣称，20世纪30年代以后，“台湾作家业已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新文学传统”，“终于与中国的文学传统分道扬镳，而自成独立自主的文学传统。有一位名小说家返台接受访问时说：‘台湾虽然在政治上还未独立，但是在文学上早就独立了。’我深深地同意他的看法。”1988年11月，《笠》诗刊搞了一个“论台湾新诗的独特性”的座谈会，赵天仪在发言中也说，“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平行共存的”，谁也不从属于谁，即使台湾文学曾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也不妨碍台湾文学成为独立的文学。同一个座谈会上，白荻还从“独立国家”的立场说：“日、韩二国诗人都确认在语言文化的历史上受中国强力的影响，甚至承认了‘汉’文化的根和‘中国趣味’的传统，但都不承认是中国文化的支流”，因为，还有超越语言等更为重要的东西存在，即“人的性格和想法、自然风土、生存环境的不同”，这些因素都使得台湾文学成为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独立文学”。1989年7月，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出版的陈芳明的论文集《鞭伤之岛》里，有一篇文章叫《迎接一个本土化运动》，也把明代郑成功政权、清朝政府一直到眼下的国民党政府等同于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强调台湾人民反抗这些外来的强权统治，从而论证台湾之独立。到1991年1月，《笠》诗社印出的《诗与台湾现实》集中，陈千武作的《序》——《我们被迫地反复思考》则说，从日据以后，台湾可以说一直独立于中国之外，直到戒严解除，“台湾人民才激发满心的牢骚，缤纷花开。主张台湾独立或独立台湾的声音也喊高了。”陈千武鼓吹的是：“其实，台湾早已独立在日本和中国统治之外，为什么不认为是独立国呢？不管它的名称是台湾或中华民国。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事实。一个中国和一个台湾的存在也是事实。”1992年9月，鼓瑞金自己在《文学台湾》4期上发表《当前台湾文学的本土化理想，已经先期于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或政治的独立建国达成。”彭瑞金还认为，台湾文学应该自我期许，去创作“国家文学位格”的文学。
这一段时间里，叶石涛在干什么呢？1992年9月和彭瑞金的《当前台湾文学的本土化与多元化》一起，在《文学台湾》4期上，叶石涛抛出了一篇《台湾文学本土化是必然途径》。1993年11月，他又在《台湾研究通讯》创刊号上抛出了《开拓多种风貌的台湾文学》一文。表面上看来，叶石涛在这两篇文章里不太主张让政治来干扰台湾文学的正常发展，他只注重于“本土化”的问题，甚至鼓吹“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应该是台湾统派和独派皆能肯定的道路”。然而，他还是顽固地把中国文化诬蔑为“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大汉文化’”、“外来强权文化”、“异质文化”，攻击二战后当时的中国政府用“威权统治的方式去压迫台湾人接受不同于台湾本土文化的异质文化”。叶石涛看到所谓“新生代”者陈芳明等人已经拉着彭瑞金等人赤膊上阵，以为韬晦时间就要过去，就要撕下假面了，充分亮相了。
应该说，即使怀有这样的心态，叶石涛也毕竟显得老道，在1985年的《没有土地•；哪有文学》、1990年的《走向台湾文学》两本书之后，他还是先在《台湾文学的悲情》一书里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这本书是1990年1月由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基本上带有“回忆录”的性质，另有少量的评论文字。书中，叶石涛在感慨他五十年投入台湾文学“得到的只是‘悲情’两字”的时候，特别花力气作了“皇民文学”的翻案文章，此外，就是试探性地鼓吹分离主义、鼓吹“台独”了。比如，他也说，“台湾自古以来是个‘移民社会’，是‘汉番杂居’的多种多语言的社会”，“台湾是台湾人的土地”，在“几达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台湾文化”“铸造了自立而独特的文化价值系统”等等。
到1995年春，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的“台湾文学百问”专栏里一周一篇地发表随笔，叶石涛终于也赤膊上阵了。叶石涛认为，“台湾文学本土化的主张已获取大多数台湾人的认同，政治压力减轻”，他可以放肆地鼓吹政治“台独”和“文学台独”了。请看这时候的叶石涛的言论——
“台湾人属于汉民族却不是中国人，有日本国籍却不是大和民族，……‘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
“台湾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新旧文学论争与张我军》。《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9月2日。）。”
“台湾本来是多种族的国家。”（《八○年代的母语文学》，《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6年8月18日。）
“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制度不同、生活观念不同、历史境遇和文化内容迥然相异。”（《战后台湾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附录③——台湾文学作品应该进入教科书里》。春晖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第219页。）。
“陈映真等新民族派作家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台湾为弱小新兴民族的国家。”（《台湾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论争（下）》。《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10月28日。）
“只有外省族群所用的普通话一枝独秀，是优秀的语言，正如日治时代的日语是优势语言一样。这当然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八○年代的母语文学》。《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6年8月18日。）
“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不能以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来界定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或日本文学；这好比是以英文创作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的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亚流一样的道理。同样的，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也就是新加坡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
“台湾文学现时仍用中国的白话文（华文）创作。然而随着台湾历史的改变，有一天，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一定会以各种族的母语为主才对，这取决于台湾人自主的确立与否。”（同①。）
“台湾新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
“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这就是九○年代的现在，何以许多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在大学、研究所里设立台湾文学系的原由。台湾文学既是中华民国亦即台湾的文学，当然大学里的中文系应该是属于外国文学，享有日本文学系、美国文学系一样的地位才是。”（同①。）
“无论在历史上和事实上，台湾的文学，从来都不是隶属于外国的文学。纵令它曾经用日文或中文来创作，但语文只是表现工具，台湾文学的传统本质都未曾改变过。”（同①。）
“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战前的新文学来自日本文学的刺激很大。……战后的台湾文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中国文学的影响，如八○年代以降的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运动跟中国扯不上任何关系。……中国文学对台湾人而言，是和日本文学或欧美文学一样的外国文学。”（同①。）
……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6）
叶石涛终于用这样一些分裂祖国、分裂祖国文学的言论和行动撕下了多年骗人的假面具。
叶石涛在1993年交由皇冠出版的散文集《不完美的旅程》里说：“从一九六五年的四十一岁到现在的六十八岁，我的所有心血都投入于建立自主独立的台湾文学运动中。”叶石涛因此而获得了台湾新分离主义的这股“台独”的历史逆流的青睐。1989年盐分地带文艺营赏给他一个“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的“文学贡献奖”时，吹捧他是“台湾文学早春的播种者”，“在台湾文学史上，立下新的里程碑”。1994年、1998年、1999年还接二连三地为叶石涛举办了文学研讨会，对他进行犒赏。其中，1998年在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召开的会议，就是由设在张良泽任系主任的那个台湾岛上第一个台湾文学系召开的，会标上就标明，叶石涛文学是“福尔摩沙的瑰宝”。1999年的会议是“叶石涛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处倡议主办，“文学台湾基金会”承办，已经有了台湾当局的官方色彩。会上，彭瑞金吹捧叶石涛领先站在战后台湾文学的起跑线上”，以他的创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