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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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模仿阶段中成效可观，但在较长时段的国际比较之中，则既不如市场机制那样有效，又不如市场机制那样充满活力和创造性。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建立的体制承受着多方面的内部压力。一是农民对包含了巨大利益的自耕农制度的追求压力；二是工人和管理集团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兴趣；三是领导集团顺应上述压力向传统的管理方式复归的压力，这种复归是追求较低的管理成本和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过程，其中也包含了对农业自耕农制度和工业企业利润挂帅与物质刺激原则的让步和推崇。毛泽东认为，领导集团的当权派性质决定了他们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最大危险，因为他们有选择制度改变道路的权力。作为对上述图景及其内在关系的把握，毛泽东创造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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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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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式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一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压力，二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竞争压力。毛泽东坚信资本主义是垂死的制度，他更看重来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竞争压力。这是关系到民族和领袖本人的世界地位和历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竞争。由于苏联的官僚集团具有更显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征，毛泽东又有代替苏联为人类指明前进道路的宏伟抱负，国内反对“走资派”的斗争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总图景的一部分，成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总图景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毛泽东参照帝国治乱循环的被动调节方式，试图建立一种主动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最高当局的控制之下制造小型的治乱循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利用民间“革命群众”的力量，监督官僚集团沿着毛泽东设计的道路前进。毛泽东坚信他设计的道路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文革就是凭借革命群众力量建立毛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制衡机制的努力。
在这种制衡机制中，毛泽东把劳动人民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个人民又要由他根据历史规律予以定义。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也必须与领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一致，正是这项苛刻条件，成了最激烈的民主与最极端的个人专断的汇合点。文革的大民主就建立在这个微细的重合点上。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体制的确出现了许多偏离设计的失衡，但最严重的失衡是由强大自信的最高权力引发的。这是历代帝国战功卓著的早期统治者经常造成的问题。
大跃进是由最高领袖发动，由农民承担主要代价的最严重的失衡。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根据自身利益和小集体利益安排生产的权利剥夺了，把他们与未收获的庄稼的利益联系切断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控制着，调配到原始的大炼钢铁试验中，调配到设计粗劣的兴修水利工程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费。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试验加速了集体粮食储备的消耗。
大跃进造成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下降，导致了两三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毛泽东被迫放弃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高指标，降低了农业领域的集权程度，所有制单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产队，一度还默许了包产到户的存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失衡，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巨大权力直接侵犯了干部集团和平民百姓的合法权利，一方面是毛泽东制造的半无政府状态引发了对各种社会集团的合法权利的全面侵犯。这两方面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却没有建立文革发动者试图创建的治乱循环式的防修反修的制衡机制。恰恰相反，各个社会集团对毛式社会主义的反感随着各自损失的增加而增加了。
毛泽东的去世削弱了对异己力量的清剿、压制和劝说能力，旧的权利边界有了恢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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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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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力下的开放
当毛泽东紧闭国门试验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之时，资本主义已经把人类社会拉入了一个新型的竞争环境，所争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充分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竞争，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竞争。竞争中的优胜者，在世界上拥有远大于其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影响力，而竞争的失败者，则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国家。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与历代帝国一样，孕育着决定命运的三大趋势。在与国外列强的关系方面，中国的相对实力越来越弱；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口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国内关系方面，官吏集团的规模日益膨胀，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边界受到严重压缩，反弹的力量越积越强。邓小平顺应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泄洪闸。这是中国的体制调整自我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又一次努力，
相对人民公社制度，传统的自耕农制度中蕴藏了巨大的利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民追求这种利益的压力的让步，在扣留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不增反降，农产品短缺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相对计划经济和国营工商业制度，传统的民间市场和私营工商业制度也蕴藏了巨大的利益。政府无力在国营工商业体系内安排城市剩余劳动力就业，无力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力解决流通渠道不畅和供应短缺问题，因而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政府不得不容忍民间商贩和城乡贸易市场，不得不容忍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结果，在政府获得巨额税收的好处的同时，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在国营工商业体系之外获得了就业机会，一个在规模、产值和利润方面全面超越国营的民营工商业体系与市场一起迅速壮大，各类商品由普遍短缺转为全面过剩。
相对封闭而言，向世界开放同样蕴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国短缺的资金、技术、设备、知识和市场，都可以在开放中获得至关重要的补充。开放政策一方面将国外产品和企业引进了中国，一方面将中国的企业推向了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踏上了分工和进化的良性轨道，并且逐步熟悉并接受了世界通行的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规则体系。
在各个社会集团调整权利边界的同时，帝国时代官吏集团的老症状也表现得日渐鲜明。一套架空正式规定的潜规则体系逐渐扩张和强化，利用权力从各方面挤榨的油水，吸引并滋养了一个规模日益扩张的集团。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四项基本原则约束下的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格局，一个帝国从未见过的、与欧洲的宪政诞生即资本控制暴力初期近似的政治经济格局。
这个格局的基本特征，就是作为历代帝国财政基础的小农经济退居三线，作为国家财政基础的国营工商业正在退居二线，而民营工商业和非国有资本控制之下的市场经济企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和税收财政的主要支柱。
国有企业做出了顽强努力，但是屡战屡败。国有企业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已经将数以万亿计的银行存款变成了呆帐坏账，正在将数以百亿计的股民资金变成垃圾股。
与上述趋势相反，民营资本正在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吸纳过剩人口、交纳各种税费、增强国力和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等方面越来越举足轻重。而且，民营企业集团与帝国依存了两千多年的小农大不相同，他们交易频繁，竞争激烈，交易费用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敏锐反应，影响他们的竞争能力。他们对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时又见多识广，善于比较。他们有愿望也有能力进行权钱交易，像他们的西方前辈那样为自己购买适宜的公共产品及其产生机制。如果不能在公开交易中合法地买到，他们就会在私下交易中购买。事实上，局部性的私下交易已经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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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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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公开和私下的交易都不成功，他们可以退出交易，这意味着资本抽逃，其结果便是税收减少，失业增加，社会动荡。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要求每年维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市场上的所有新来者，急需就业机会的工人，渴望进城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投资者的同盟军。
不能营造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环境，就要创造一个劳动力或其他生产要素更加便宜的环境。这就意味着降低土地价格，降低对劳动和环境的保护，以全社会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补偿高成本的制度环境，以维持对资本的吸引力，维持经济增长和政权稳定。
总之，千年帝国安身立命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成就破坏了；千年帝国生存的闭塞环境，已经被西方文明带来的竞争破坏了；帝国体制解决自身利益分配失衡和人口问题的希望，已经被数十次徒劳的王朝循环破坏了。面对这些无法挽回的破坏，即使纯粹出于自身利益，旧体制合乎逻辑的最佳选择也是自我改革，为福利生产集团创造一个可控制因而可靠可信的、低成本的、高效的政治法律环境，挽救社会母体于危难之中。不过，这个选择恰恰意味着千年帝国的自我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党国是帝国的最高阶段，党国是帝国的掘墓人。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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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已结束；谢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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