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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佛(季羡林自选集)-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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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Jtakanidna)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二十四里有一个相同的故事:

    时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辞言:〃我子生若干年,国中恭敬,多所馈遗。〃国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王及夫人,欢喜无量。便角(宋元明本作眨)眼,色视夫人。王遥见之,心怀忿怒。促敕侍者,斩其头来:〃何以眼,视吾夫人?〃谓有恶意,色视不疑。其父啼泣,泪出五(宋元明本作数)行。长跪请命:〃吾有一子,甚重爱之。坐起进退,以解忧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杀者,我共当死。唯以加哀,原其罪亹。〃时王恚甚,不肯听之。复白王言:〃若不活者,愿自手杀,勿使余人。〃王便可之,则拔一肩榍,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嗔于材木?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百六十节,胜于生人。〃即以赏赐亿万两金。即持金出,与诸兄弟,令饮食之,以偈颂曰:

    观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

    机关为木人过逾于生者

    歌舞现伎乐令尊者欢喜

    得赏若干宝谁为最第一3,88a。E。CHavannes法译文见CinqCentsContesetApologues,TomeⅢp。166~175。季羡林德译文见ZeitschriftderDeutschenMorgenlndischenGesellschaftH。2,1943。

    我们比较这两个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在极细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出两者间密切的关系。譬如《列子》里说:〃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生经》里就说:〃便角眼,色视夫人。〃但这两个故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去解释呢?看了这两个故事这样相似,我想无论谁也不会相信这两个故事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就看,究竟哪一个是抄袭者。

    首先我们要追究,这个故事的老家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是印度呢?还是中国?在中文译本里,整个故事叫做《佛说国王五人经》,这个机关木人的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佛说国王五人经》讲的是五个王子的故事:第一个智慧(Prajvanta),第二个工巧(S′ilpavanta),第三个端正(Rūpavanta),第四个精进(Vīryavanta),第五个福德(Punyavanta)。每个王子各有所长,正如他的名字所表示的。每个王子都找到机会显他的本领,结果还是福德王子占了第一。这五个王子显本领就用五个故事来叙述,我们上面抄的机关木人的故事是属于第二个工巧王子的。这五个小故事合起来成了一个大故事,就是《佛说国王五人经》。这个大故事在印度很流行。除了《佛说国王五人经》以外,保存在中文《大藏经》里的还有《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Buddhabhs·itapun·yabalvadna,第173号,南条文雄《目录》第953号……在用混合方言写成的Mahvastu里也有这个故事edSenart第三本第33~41页……不但在印度,在中亚也可以找到这故事,譬如在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残卷里就可以找到SiegundSiegling,TocharischeSprachreste,l。Band,BerlinundLeipzig1921,p。1~14。有一点我在这里先要声明:整个大故事的内容和结构虽然差不多都一样,但每个王子的故事有时候却多少有点差别。属于第二个工巧王子的机关木人的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除了在《生经·佛说国王五人经》里找到以外,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类似的故事。但这个小故事既然嵌在那个大故事里面,所以我相信,它的老家也一定就是印度。关于机关木人的传说请参阅CHTawney和NMPenzer,TheOceanofStoryVolⅢ,p56ff。

第二部分 26。《列子》与佛典(4)

    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我们现在再看,在中文《大藏经》里除了竺法护的译文以外,是不是还可以找到别的与《生经》机关木人的故事相类的故事。倘若有的话,《列子》也许并不是抄袭竺法护。但据我浅见所及,在竺法护以前并没有任何相同或相似的译文。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再进一步说,《列子》里这个故事不但是从佛典里抄来的,而且来源就正是竺法护译的《生经》。

    这一点弄清楚了,我们再来看竺法护的译本。在所有古代的经录里面,竺法护译的《生经》都有著录。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

    《生经》五卷或四卷55,7b。

    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三:

    《生经》五卷55,128a。

    隋彦悰《众经目录》卷一:

    《生经》五卷或四卷55,154a。

    唐静泰《众经目录》卷一:

    《生经》五卷或四卷一百七纸55,186c。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二:

    《生经》五卷太康六年正月十九日译,或四卷见《聂道真录》55,233a……

    从上面的著录来看,译者毫无问题。至于译出的时间据道宣《大唐内典录》是太康六年,相当公元285年。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记载。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对《列子》成书的时代可以作一个比较确切的推测了:《列子》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公元285年)。陈文波曾指出《列子》抄《灵枢经》。《灵枢经》据说是抄自皇甫谧所集的《内经·仓公篇》。陈文波就认为《灵枢经》之出世当在皇甫谧时。据《晋书》五十一《皇甫谧传》,皇甫谧死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所以,就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材料来说,《列子》抄的最晚的一部书就是《生经》。

    关于《列子》注者张湛的身世,我们知道的极少。唐殷敬顺《列子释文》也只说:

    张湛,字处度,东晋光禄勋,注此《真经》。

    《晋书》又没有传,生卒年月不详。我们唯一可根据的就是他的《列子序》。我现在抄一段:

    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并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颖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

    这序里面提到的人名,在正史里面大半都可以找得到。傅颖根就是傅敷,《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附有他的传,说他:

    永嘉之乱,避地会稽。

    与张湛序相合。又据《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钟会传》附《王弼传》裴注:

第二部分 27。《列子》与佛典(5)

    《博物记》曰: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业即刘表外孙也。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业字长绪,位至谒者仆射。子宏,宏字正宗,司隶校尉;宏,弼之兄也。

    《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

    也与张湛序相合。以上两件事都证明他的序与史实相符。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他说到的几件事都可靠,就认为序里所有的话全可信。关于抄录《列子》一段,我觉得就绝不可信。张湛的序要我们相信,《列子》这部书是他祖父在永嘉之乱逃难时抄录下来的,原本当然更早。永嘉之乱大概是指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晋怀帝的被虏。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列子》的成书不会早于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永嘉五年上距太康六年只有26年。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在《生经》译出后短短二十几年内,在当时书籍传播困难的情况下,竟然有人从里面抄出了一段凑成一部《列子》。而且据张湛的暗示,这书藏在王家不知已经藏了多少年,这更是绝不可能的。我以为,这都是张湛在捣鬼。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最合理的推测就是,《列子》本文完全是张湛伪造的。为了灭迹起见,他写了这篇序,以史实为根据,加入一段童话般的故事,目的在惑乱读者。

    归纳起上面所说的来看,我们可以立一个假设:《列子》这部书是彻头彻尾一部伪书这并不是一个新意见,参阅霍世林《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二。但真正找到确凿的证据恐怕还是第一次。,刘向的《叙录》僧徒也有伪造刘向文的,参阅俞正燮《癸巳类稿》,《僧徒伪造刘向文考》。,《列子》本文,《列子序》和《列子》注都出于张湛一人之手,都是他一个人包办的。我希望将来能够找到更多的材料证成这一个假设《民彝》杂志一卷三期有一篇文章《读〈列子·汤问篇〉》,我还没能看到……

    1948年12月4日初稿

    1949年2月5日改作毕

    附记:

    此文初稿曾送汤用彤先生审阅,汤先生供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意见,同时又因为发现了点新材料,所以就从头改作了一遍。在搜寻参考书方面,有几个地方极得王利器先生之助,谨记于此,以志心感。

    2月5日羡林记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三部分 1。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1)

    在历史上,佛教曾经在印度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里流行过。一直到今天,它还在这些国家里不同程度地流行着。

    但是,尽管古今中外研究佛教的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真正搔着痒处的却是绝无仅有。这大大地影响了我们对于这个有世界意义的宗教的理解。

    恩格斯说过,基督教的历史起源问题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文中所引恩格斯语皆见《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文。该文载《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史》,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我想,对我们来说,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也是这样。下面我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

    一、佛教兴起时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

    佛教兴起于公元前第五、六世纪。这时印度情况是怎样的呢?

    雅利安人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从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侵入印度。他们先在西北部旁遮普一带立定了脚跟,然后逐渐向东扩展。到了公元前第五、六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达到了孟加拉或者更东的地方,他们的势力遍布整个北印度、恒河和朱木拿河汇流的地方,成了婆罗门教的文化中心。印度原有的土著居民有的被迫南迁,或者向北方和东方撤退;有的还留在原住的地方,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忍受着外来侵略者的奴役和压迫。当时印度正处在奴隶社会,这些人就是奴隶或者接近奴隶的人。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雅利安人显然低于本土居民。最近几十年来的发掘工作,证明了本土居民创造的所谓〃印度河流域的文化〃水平是相当高的。雅利安人继承了这种文化,与本土居民共同努力,加以发展。到了佛教兴起的时候,北印度早已由青铜器时代转入铁器时代了。

    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原始居民多从事农业,而雅利安人则本是游牧民族,到了这时候,农业的地位也渐趋重要。农村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农村公社,土地是公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手工业的分工已经比较精细,有各种不同的手工艺人。而且农村公社也似乎在手工业方面有了一些分工,有专门从事一个行业的村社。这就证明,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日益扩大。居民依其职业结成了集团,不同民族相互杂居,阶级矛盾和阶级分化日益加强。原有的氏族部落机构逐渐变成了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根据佛典的记载,当时在北印度出现了16个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摩揭陀(约当今天的比哈尔邦)、萨罗(约当今天的乌德)、阿槃提(约当今天的摩腊婆)和跋蹉(今阿拉哈巴德一带)。这些国家的都城都是宝货充盈,富庶繁华。这时候印度的许多产品,像细布和钢,都已名扬海外。古代希腊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有所记载,海外贸易早已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利安人统治比较集中的地方,新兴的国家都是君主制。在婆罗门文化圈外,也就是在雅利安人统治薄弱或者还没有达到的地方,政治制度则迥乎不同。在这里没有世袭的君主。执政者名曰罗阇,是定期选举的。有点像古代罗马的执政。汉译佛典虽称之为〃王〃,实际上与王是不一样的。西方学者一般把它叫做〃共和国〃,也只是说明与世袭君主制不同而已。这可能是氏族公社的残余,不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出生的释迦族就属于这个类型。

    在这些国家中,阶级关系是什么样子呢?阶级关系表现形态之一就是所谓种姓制度。种姓共有四种:婆罗门(祭司、知识的垄断者)、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牧民、商人)和首陀罗(工匠等)。这种制度萌芽极早,但是最初并不十分严格。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由于统治的需要,逐渐严格起来。在这方面,婆罗门卖了大力气,他们大肆宣扬,想把这种制度神圣化,加以巩固。他们把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民的权利、义务,甚至生活细节,都刻板地规定下来,不得逾越。四姓间不能通婚,甚至不能共食。把一个统一的社会拆得支离破碎。

    婆罗门和刹帝利虽然是两个种姓,却是一个阶级,他们都是奴隶主。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但是一般说来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吠舍名义上与婆罗门和刹帝利同属所谓再生族,都是雅利安人。但是他们中间不断产生阶级分化的现象。少数人经济地位提高,变成了中小奴隶主,或者成为大商人,甚至官吏。绝大多数经济地位下降,沦为同首陀罗类似的人,处于奴隶边缘。如果从地域方面来看的话,西部是婆罗门当权,东部则是刹帝利当权。吠舍的地位在西部和东部都差不多。

第三部分 2。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2)

    至于首陀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人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说,他们是等级制的最下层,但毕竟还是自由民,与奴隶有所不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法经里面用种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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